由于反袁斗争的形势发展，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结束了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回到上海，寓于孙洪伊处。
孙洪伊、汤化龙让李大钊提前回国，主要是为迎接反袁斗争胜利后的新形势。袁世凯的败亡，当时看来，已成定局。问题是袁世凯败亡之后，中国如何发展。在反袁斗争中，以梁启超、蔡锷为代表的一派势力，起到很大作用，并得到很大发展；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一派势力，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复辟帝制，从而捞到政治资本，并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其后，则分别形成皖系与直系两大军阀势力。袁世凯以复群封建帝制而遭到失败，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怒骂与批判，这本身就表明民主主义思潮的深入人心与强大力量，从而，也更有利于民主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与高扬。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6月9日，孙中山致电继任总统的黎元洪，请恢复袁氏所废的约法，尊重国会，摒除一切僭制妄作。6月29日，黎元洪申令，仍遵行民国《临时约法》，并定于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7月12日，废止袁氏为加强独裁统治所炮制的《惩办国贼条例》及《附乱自首特赦令》，庄严宣布：所有本年7月2日以前因政治犯罪被拘禁者一律释放，其通缉各案，亦一律撤销。7月16日，又废除了袁世凯进行思想文化统治，扼杀舆论的那个《报纸条例》。这样，就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使袁世凯统治下造成的政治迫害，全都得到了解放，并彻底废除了他那反动统治工具——一系列的法律。这样，使中国的政治形势，一时发生重大的变化，使人民产生一种信心与乐观。李大钊在《北京之回春》、《元宵痛史》中，反映了这种变化和气氛。他说：“他且不论，即就新年之景象而言，据久居北京者云：‘今岁与去年已大不相同，去年则人怀戒惧，今年则共庆升平。以昔视今，苦乐悬绝。’此是以见专制之害恶，共和之幸福矣。”“洪宪劫后，吾人尚有此新纪元，抚今思昔，感慨何如矣。”
李大钊当时的乐观自信，还表现在他主持的《晨钟报》上，表现在他一些著名论文中。这就是《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与《青春》。
《晨钟报》是梁启超、汤化龙所办的一张大报，刚回国的李大钊被任为编辑部主任。《晨钟之使命》，实际是该报的发刊词，并明确提出，它的使命是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他说：“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qī，同“期”，一周年）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斯与我愤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晨钟之使命》，对于中华一切事物的观察，分为两个方面，即白首的、衰老的、陈旧的、腐朽的和青春的、朝气的、新生的、向上的。李大钊认为，新的中华创造，就是上述两方面斗争和交替的过程，而在当时，恰恰还是前者占据着主要地位，所以使中华民族暮气沉沉，死水一潭，缺少生气和活力。但是，由于反袁斗争的胜利，青春中华的创造，已经有新希望。李大钊这篇文章，既反映着对于中国国情的深刻理性认识，又反映着当时人们的一种乐观自信。它标志着中国在向现代化前进过程中，青年新觉醒的时代已经到来，标志着人们的爱国思想正在发生一种新的质的飞跃，与那种封建的、盲目的、拒新守旧的所谓爱国思想正在实行决裂。李大钊还特别注明，所谓“白首”和“老辈云者”，非指年龄而言，乃指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老当益壮，同样在敬服之列；如若少年颓丧，那也同样应予诟病。”
李大钊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产生于反袁斗争中。辛亥革命后发生袁世凯复辟帝制这样一种严重事件，说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顽固的腐朽势力，存在着一种传统的惰性，在民族精神上还缺少与民主共和制度相适应与创造一个新国家所需要的素质。李大钊于是在《民彝与政治》一文写作之后，特地又写作了一篇《青春》，在回国后发表于1916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新青年》是由陈独秀主编的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李大钊在这个刊物发表重要文章，正说明他当时的思想主张已经汇入中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洪流。
《青春》是一篇哲学性论文，是李大钊所提出的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的理论基础。在李大钊这篇文章中，“青春”既有年龄的涵义，又有季节的涵义，但更主要的却是哲学的涵义。李大钊首先从宇宙谈起，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宇宙能够永远不停地运动，这正是它青春的一个过程。它这种过程无尽，也就是青春无尽。李大钊由宇宙的青春无尽，进而又推到地球、人类、国家、民族和人生。他说：“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无尽之青春也。”宇宙到底是有始有终的还是无始无终的？宇宙、地球、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它整个进程的“机轴”是什么？是怎样存在、怎样起作用的？这些问题，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李大钊对于这些问题所作的回答，也并非是圆满无误的。即使对于宇宙的认识和解释，也并没有达到我们今天的科学水平。但是，我们所要探讨的是：李大钊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地谈问题？他的主旨究竟是什么？
李大钊当时之所以要写《青春》并且使“青春”一词的涵义哲学化，用它来就国家、民族、青年、人生等问题，发表一系列看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伟人实在是救国心切！爱国情殷！急剧变化而又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实在需要他的声音，需要他来回答一系列迫切尖锐的问题。
李大钊《青春》归根到底是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当前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它到底是青春的国家、青春的民族，还是白首的国家、白首的民族？对于这个问题，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景况不妙后，事实上早就存在着，并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其中有的人，就从来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切“国粹”是万古常青的，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有的人甚至以为盲目地保存发扬中国的一切旧事物就是正宗的爱国，而相反，却把革命家孙中山以及其他一切为了中国的进步发展企图除旧布新的人，统统诬之为不爱国。很显然，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理想的青春中华的“再造”问题，从前提上就根本不能成立。
李大钊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确“各有其生命”。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那么，我们的民族与国家，究竟是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呢，还是白首的民族、白首的国家呢？李大钊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面对客观现实，而决不能有所忌讳。在当时，有的人一听说中国衰落，国势陵夷，残骸枯骨，满目黯然；这样的国家，要想不亡，怕办不到，于是就变色裂眥，勃然大怒，认为简直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李大钊却说，请这样的人“勿怒也。”因为，“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在当时的世界潮流面前，中国这个民族，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李大钊主张，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不讳”。一个民族，已经陷于衰败危机当中，为什么还忌讳呢？
第二，自己的国族，既然已陷于衰败当中，那么，作为国人，特别是爱国有志青年，应该怎么办呢？——这恰恰是李大钊文章最重要的逻辑、最有力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