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有独霸中国的野心。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在给天皇的奏折中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了实现征服世界的野心，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然后诬称中国军队破怀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进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撤入关内。仅半年时间，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同胞就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东北的沦丧，极大地震动了世界和我国各阶层的人民。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此刻，沈钧儒怀着那颗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投入到了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中。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青年学生起了先锋的作用，各地大中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2月中旬，全国各地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抗日，结果很多学生遭逮捕。沈钧儒勇敢地站起来，向上海律师公会提议保护学生。17日当各地的5000多学生再次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遭到军警的开枪镇压，死伤十余人，数十人被捕。沈钧儒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而感动，对国民党政府的卑鄙行为倍感愤怒。他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每当遇到一次国耻，必有一次学生惨案发生，国民政府的做法令全国人民痛心，而今在首都竟又发生拘捕学生的事情，实在是令人不解……。在通电中，沈钧儒责问国民政府：东北大好河山沦丧，为什么没见惩治一位误国官员，为什么学生的爱国行为却要受到镇压？军队不去抵抗外来侵略，却把刀枪对向学生，哪里还有公理？沈钧儒的通电对国民政府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在国家危难之时，沈钧儒、马相伯、章炳麟等人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他们发宣言和通电表明自己的主张：对外，不辞任何牺牲，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对内，实行民主政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尽快筹备宪制，在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的宪法。然而这些正义的要求被国民党政府粗暴地拒绝了。这使沈钧儒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给人民任何民主权利的，要获得民主的权利，只有继续斗争。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本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在上海点起战火，目的是要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它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取得一个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分数路由租界向闸北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率领军队违背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意志，奋起抵抗，即震动全国的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上海的工人和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运动。上海总工会发布了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全上海各界人民展开了支援前线的捐献运动。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群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协同十九路军作战。十九路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拼杀，展现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而南京政府惧怕日本，迫于日本的压力，在事变发生的当天，照令取消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起来的上海人民抗日救国会。然而，上海各界的爱国人士并没有气馁，几天后又组织起了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和李次山（当时任上海律师公会主席，著名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为上海律师公会的代表，参加了救国联合会，并积极开展工作。
南京政府一方面阻止国内人民抗日，一方面私下与英、法、美、日进行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议和谈判。对于当局的屈辱外交，上海人民极为关注。3月18日沈钧儒和救国联合会六位代表谒晤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沈钧儒等要求郭泰祺注意两点：一、在日军未从中国领土撤出之前，不举行任何谈判；二、上海与东北系一个问题，不能局部解决。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5月5日接受日本提出的屈辱条件，签定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同意日本军队驻留上海，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周围驻军设防，同时还允诺取缔抗日活动。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丧权辱国的协定，因此这一协定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就在协定正式公布前，上海群众痛打了国民党谈判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愤怒的民众用铜元、茶杯等物掷向郭泰祺，将其头部击伤，以表示强烈的抗议。7月，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对停战协定坚决反对，同时决定发表宣言，该宣言由沈钧儒、王造时等起草。宣言中对国民政府的卖国行径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宣言指出：事变发生后，政府一面明着说要长期抵抗、暗中为保存小团体的实力而屈辱乞和，政府所说的长期抵抗，完全是欺骗国人的伎俩。通过这个宣言，可以看到，随着“九·一八”到“一·二八”的政治局势的变化，沈钧儒对国民党政府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压迫人民的反动本质。同时，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爱国行动也使沈钧儒看到了救国的根本基础是人民群众，只有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中国才不会亡国，才会有希望。
人民要抗日，政府却不允许人民抗日，所以保障人民有抗日救国的民主自由权利，是事关重要的，人民要抗日，就要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制。从这点出发，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在一次讲演中，对当时的危急形势，保障人权的迫切意义，给予精确的阐述。并举例说，我们在此处的房屋将倾，是手脚自由的人能起来挽救呢、还是手同脚都被绑起了的能起来挽救呢。这些观点也正代表了沈钧儒的思想。于是在同盟成立后，沈钧儒立即参加，任上海分会的法律委员，后被选为执行委员。当时国民政府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将一切抗日爱国仁人志士逮捕。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这些民族精英多方行动，作为法律顾问的沈钧儒为他们提供法律辩护。1933年3月下旬共产党员陈庚、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谭国辅在上海被捕，除廖承志交保释放外，其余4人被押送南京。4月民权保障同盟开会组织“设法营救政治犯委员会”，沈钧儒与宋庆龄等7人为委员。5月他又随宋庆龄到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并亲自到监狱探望陈庚等人。沈钧儒利用律师的身份，积极协助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丁玲、潘梓年，要求释放被非法拘捕的许德珩等进步师生。他们的行动是向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抗议，表现出他们为维护民主民权的大无畏牺牲精神。这就遭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极端仇恨。1933年6月18日蒋介石派特务在上海法租界宋寓所附近把杨杏佛杀害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因蒋介石的残酷迫害无法继续下去，最后被迫停止活动。然而沈钧儒并没有停止为人民争取民主权力和人身自由而进行斗争。他一贯主张抗日与民主不可分。人民有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当这一权利受到践踏，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作为律师给予他们支持保护是义不容辞的。这也就是为抗日救国尽力量。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所谓“新生”事件。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主编的《新生》周刊，登载了艾寒松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此文章经过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是一般性叙事文章。然而日本驻上海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严加惩处。南京国民政府唯命是从，立即通辑艾寒松，逮捕杜重远。沈钧儒以律师资格出庭为二人辩护，他凛然斥责日本侵略者无理干涉中国内政，借口制造侵华事件，要求法庭依据中国法律，宣判两人无罪。法庭上沈钧儒的辩护词令许多人为之感动，而国民党政府不为所动一意孤行，最终将艾寒松和杜重远投入监狱。
面对艾、杜二人无辜入狱，沈钧儒义愤填膺，写下《我所我爱之国》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和对祖国的高度热爱。沈钧儒之所以如此热爱祖国，其座右铭是：“我是中国人”。1935年10月著名的爱国新闻记者戈公振从苏回到上海，23日因病在上海逝世，弥留之际，对在身边的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回来，国势重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的工作。”邹韬奋后来写了《悼戈公振先生》一文，真实动人地记下当时生动的一幕。沈钧儒被此文深深打动，边读边流泪，边哭边写成他的脍炙人口的四首五言诗：
一
浙江古越国，勾践人中杰。
尝胆卧则薪，我是浙江籍。
二
苏州有胥乃，炯炯悬双睛。
怒视敌人入，我是苏州生。
三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
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四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此时此刻胜千言万语，是不甘做亡国奴的亿万中国人民和沈钧儒的战斗誓言。它激励着沈钧儒投入新的救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