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首先向父母请了安，然后与弟弟妹妹和家人寒暄。柯玉芝则把父母请到上座，一家人依次坐上八仙桌。
大家都夸玉芝的菜做得好，玉芝高兴地说：“好在刚过门时（结婚时）跟妈妈学了几个菜，不然，就成了懒尸嬷了！”
接着玉芝的话，李光耀也风趣地说：“你要是懒尸嬷，我就选不上总理了！”
蔡认娘也高兴地说：“要我说，光耀当总理，玉芝有一半功劳！”柯玉芝则给李进坤和蔡认娘一人夹了一只咖喱鸡腿，说：“我看，最大的功劳，是爸爸和妈妈……”
李进坤被大家说得心花怒放，不喝酒的他高兴地举起一杯啤酒，与家人一一碰杯，并高兴地说：“功劳是大家的。用光耀的话说，功劳是人民的。光耀今天正式宣誓当总理，这是新加坡的大事，也是我们李家的大事。我希望光耀今后少管家里的事，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好事。来，都喝掉！”
“莫急，我讲几句。”李光耀激动地举起了杯，说，“爸爸讲的话很要紧，我叫玉芝把大家请来，就是想跟大家交个底，我当上总理，权力是有的，那是人民的权力，我决不能用来谋私。我们客家人有句俗语，上梁不正下梁歪。请大家帮助我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为公的人。新加坡的前途就在这个‘正’字上，就在这个‘公’字上。好，为了感谢父母亲，感谢家人的支持，干杯！”
一家人高兴地再次举起杯来。
李光耀离开大学不到10年，就成为总理，这是世所未闻的。
新政府成立第一年
这段日子，李光耀很少有时间与家人在一起，李光耀没有想到，家人如此支持自己，特别是内外忙忙碌碌的妻子柯玉芝。
家宴结束后，柯玉芝和李光耀一样，也处于兴奋之中。夫妻俩躺在卧室，说着那些永远也说不完的情话。突然，柯玉芝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朗诵起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名诗：“鸟翼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远不能在天空中翱翔了。”正当李光耀感到莫名其妙时，她解释道：“在你当上总理的时候，我希望你永远记住你在剑桥大学时多次演讲所说的话：廉，是立国之本；清，为当政之根。一位德国哲学家曾经这样告诫人们：‘如果你把金钱当成上帝，它便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人民期待你的政府是一个廉洁清白的政府。”
望着如此深明大义的妻子，李光耀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柯玉芝紧接着又说道：“你虽然是总理，是最高的职位，但你才35岁，无论年龄、资历，你都比不上你的其他内阁成员。你不宜拿最高薪金，你最多只能拿中等薪金。钱不够用，就到我的律师事务所拿。我就是你的后勤部、财政部！”
李光耀激动地吻着妻子，他开玩笑地说：“你不会骂我是傻瓜吧？”
“这样的傻瓜才会受到人民的尊敬。”柯玉芝毫不含糊地说。
柯玉芝的一席话使李光耀感动不已。把高薪让给年龄大、资历高的内阁成员，莫讲在新加坡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这为李光耀建设一个清廉的政府奠定了基石。他想起19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的名言：“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执政者的腐败。”今天，妻子特地从薪金收入方面约束自己的权力，是有深刻道理的，意义是深远的。
翌晨（6月6日），吃过柯玉芝备好的早点，李光耀就亲自驾车去上班。车出大门口，显龙、玮玲手拉着小弟弟显扬，像仪仗队似的站在大门口，待父亲车子开过时，他们齐声高呼：“向总理爸爸致敬！”
孩子们的这一举动，是李光耀没有料到的，李光耀赶忙下车，一个一个抱着亲吻。他向显扬问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呀？”孩子大声地说：“哥哥叫我来的，他说爸爸是总理了，第一天上班，我们要像电影上那样，好好欢送，以向爸爸表示敬意。”
孩子们的话，逗得李光耀哈哈大笑，要不是为了8点前赶到办公室，他真舍不得离开这3个可爱的孩子。他连忙说：“爸爸当不当总理，都是一样的。你们表示敬意，不必搞这种形式。乖乖听妈妈的话，听大人的话，将来好好读书，做个好学生，就是对爸爸最好的敬意。你们说是这样吗？”
三兄妹异口同声地说：“是。爸爸，我们要做好学生。”
李光耀跳上车去，向孩子们招手，并按了一声喇叭，汽车一溜烟向政府大厦驶去。
按约定，副总理杜进才和国家发展部部长王永元等8点来到了总理办公室。
李光耀与杜进才商议了几件原则性的事务，又给王永元交代了几件急办的事，并签发了一大沓秘书送来的紧急文件，然后与部分内阁成员开了一次小型会议。
在这次小型内阁会议上，李光耀提醒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加坡新政府所面临的困难。因为，新加坡刚刚从动荡不安的殖民时代走出来，经济结构单一，社会风气不好，失业率高，民众文化素质较低，住房严重缺乏。所以，李光耀认为，要将这些难题告诉人民，让人民知道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发展所存在的种种困难。
经过讨论，内阁成员们一致表示，要迎着困难前进。会议确定了政府的工作方法：一面整顿殖民时代的官僚机构，清除腐败文化，安定社会秩序；另一面，迅速改变旧有的经济结构，以多元化经济代替单一经济，制定以发展工业、推行工业化计划为中心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概括地说，就是一面完善政治体制，一面发展壮大经济。
内阁会议还认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是立即安定社会秩序，做好群众工作。李光耀强调指出，一定要动员群众，使群众了解政府的方针政策，“必须想方设法动员人民支持那些能够改善生活水准和生活素质的计划和政策，更重要的是要使这些计划能给他们的子女带来更好的生活。要让广大民众了解未来的美好生活，告诉他们如何努力才能享受如此美好的生活。同时，要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让每一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都有找工作或经商或从事一种行业或专业的平等机会，为社会创造财富，并且得到应有的报酬”。
早在剑桥大学上学时，李光耀就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然而，当他看到一些福利国家实行免费医疗、提供廉价住房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时，他改变了原来的观点。他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告诉记者说：“1959年，我们一上台执政，立即就将政策扭了过来，我们停止了免费药物，起初人们拿药，得付5毛钱，后来调整到1元，因为免费提供药物会造成极大的浪费。”李光耀认为，不改变这种做法，将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新政府成立之初，李光耀和他的内阁部长是相当繁忙的，但是，不论如何忙碌，他都时刻注意抓住大事不放。为了争取群众，实践竞选诺言，李光耀坚决释放了在1956年和1957年发生普遍罢工和暴动风潮时被英方逮捕的8名人民行动党人。这8人是：前人民行动党武吉智马区立法议员兼各业总务林清祥、各业副总务兼巴联总务方水双、人民行动党发起人之一蒂凡那、各业工联副总务普都查里、军港工联会秘书兀哈尔、人民行动党1957年度主席陈从今、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陈世鉴、人民行动党积极分子曾超卓。
释放这8人，李光耀是受到很大压力的，尽管这8人都是人民行动党党员，但是他们又都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当时，有不少人认为，这些马来亚共产党分子，只不过挂了行动党的招牌，释放他们，等于放虎归山。但为了争取群众，李光耀需要表现出他和马来亚共产党是“团结一致”的，所以，他还是毅然释放了他们。李光耀不仅放了人，还把他们中的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和兀哈尔委任为几个部长的政治秘书，并委任普都查里为工业促进局的经理。当时，这8个人都曾以书面形式向李光耀保证，以后不再为共产党效劳。
李光耀上任不到一个星期就率领政府代表团到吉隆坡访问，向当时任马来亚总理的拿督阿卜杜勒·拉扎克表示敬意。
作为马来亚首都的吉隆坡位于马来半岛的中南部，是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陆、海、空交通十分便利。
东南亚各国的首都大多历史悠久，但吉隆坡却是一个例外，从形成到现在，才100多年的时间。了解历史的李光耀知道，吉隆坡是炎黄子孙用血汗促成的。100年前，吉隆坡所在地丛林莽莽，虎豹当道。在李光耀曾祖父李沐文登上新加坡的前后几年间，先后有几批中国人划着木船登上了马来半岛西海岸，沿巴生河而上寻找锡矿。划行40公里才来到当时还不叫吉隆坡的荒芜河岸。首批87名华人，在到达后的20天里就有69人病死或被野兽咬死，但幸存者和之后来的一批又一批华人经过两年努力，终于发现了锡矿。从此，这“泥泞的河口”日渐有了名，“吉隆坡”就是“泥泞的河口”的马来语读音。
李光耀在当地华人中知名度很高，所以，李光耀的代表团还未到，大街上就开始张灯结彩，锦旗飘扬，到处都挂着类似“热烈欢迎你，李光耀总理，我们的贴心律师”之类的欢迎标语。
这之前，担任马来亚总理的拉赫曼亲王，由于需要专心致志地改组他的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已离职数月了。老朋友来访，拉赫曼从繁忙的改组政党的工作中抽空会见了李光耀。不过，几年未见，他们的政治观念，特别是关于多元种族的团结与协作的方向稍有分歧。李光耀认为马来亚是整个马来亚人民的，而不是属于某个集团或某个种族的。而拉赫曼则认为：“马来亚是马来人的，不应由各族混合的一个组织执政。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为了有利于我们将来的一代，马来人必须捍卫他们在这里的权利。”
李光耀并没有附和拉赫曼的观点，面对老友，他毫不含糊地说出了自己的态度：各民族只有和睦相处，才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富强。国家和州，不能视为只体现某一集团或种族的主权、幸福和利益。马来亚是马来亚人的马来亚，是马来人、中国人、达雅克人、印度人、卡达扎人的马来亚。
面对李光耀这样的雄辩家，拉赫曼亲王也不想再说什么，但是，他内心深处的观点丝毫也没有改变。于是，两人只得撇开政治，亲热地交谈着无足轻重的话题。
拉赫曼亲王离职期间，由拉扎克担任马来亚总理，与拉扎克总理的会谈使李光耀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拉扎克这样回答李光耀关于多元种族的发展问题：“各民族之间，只有通力合作，共同捍卫主权，共同创造幸福，共同建设一个多元种族的马来亚国家，我们才能在当今世界生存和发展。”
面对如此开明的领袖，李光耀不加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忧虑：“遗憾的是，目前有些领导人正滋长着一种不良倾向，公开号召种族集团沙文主义，以博得和控制自己的党羽。这种号召，是对马来亚人的马来亚这一概念的否定。我看，一个沙文主义集团的要求，必然会导致其他沙文主义集团的反要求。于是，一个多元种族的马来亚将面临着前途的怀疑和恐惧。”
拉扎克回顾了100年来的历史，深有感触地说：“从泥泞的河口发展成今日的大都市，吉隆坡的历史雄辩地说明，这是多元种族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聪明的华人，为此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我们绝不能坐视种族集团沙文主义泛滥。”
拉扎克非常赞成李光耀的见解。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公报特别强调了种族协调的必要性。公报指出：“双方总理和所有参加会议的部长都坚决同意：他们决不支持任何鼓动种族冲突的企图。”
李光耀满载着这一重大成果回到了新加坡。此后，他就着力于发展关系到新政府存亡的经济建设。他与国家发展部部长王永元、财政部部长吴庆瑞研究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计划，并通过一项法令，授予政府发行1亿元“发展公债”的权力，并专门成立经济发展局，实施工业区的计划和建设，而且积极主动地与马来亚政府进行谈判，争取建立互惠的共同商品市场。
为了扫除英国殖民政府留下的社会丑恶现象，李光耀领导全国民众发动了一次扫黄运动。这次扫黄运动中，政府封闭了许多有自动电唱机的娱乐场所和弹子房，把严禁跳脱衣舞作为实施“消除色情文化及一切妨碍新型、健康的社会和文化成长活动”的政策的第一步。同时，新加坡政府还逮捕了数以百计的秘密会党的党员。
在打击色情文化的同时，新加坡政府还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文化教育事业，引导广大民众提高生活质量。1959年，新加坡投入教育的经费高达6300万元，差不多占预算总金额的24%。1959年底，李光耀与文化部部长拉惹勒南研究，决定建造国家剧院，以繁荣文化事业，满足广大民众的文化需求。
担任总理后，李光耀多次指出，他领导的政府是“第一个代表人民的政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两者之间的鸿沟已经填平，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反映民众的情绪和呼声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政府所做的任何工作及一切政策法规都能为广大民众所理解，还必须做大量的解释引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