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至21日，李光耀访问了美国，同美国总统约翰逊进行了会谈，还访问了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檀香山等地。李光耀这次访美，并不想谋求美国的援助，他只是想了解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亚洲的态度。李光耀曾这样说过：“世界上的人民都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国是强大的，他们确实很勇敢——或者用一个更好的字眼来形容，是有胆量的，这的确是谁都不怀疑的。但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是否想到这种胆量和这种势力应该有所控制？因为，在这么一个充满“熊”和“龙”的世界里，那是确保和平的未来不致横遭威胁的最好办法。不知是否有那么多美国人相信，只有他们现在就做出努力，他们的子孙后代才能继承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个美好的新世界。”
李光耀的表现令约翰逊总统大为赞赏，他不仅盛情款待了李光耀，而且给予李光耀很高的评价。他称赞李光耀是“一个爱国者，一个卓越的政治领袖，一个新亚洲的政治家”，说新加坡“不仅可以成为亚洲的典范，而且在非洲、拉丁美洲等一切有人为自由和尊严而工作的地方，都可作为典范”。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李光耀再度访美，会晤了将要卸任的约翰逊总统，其目的是“估计美国新总统尼克松可能采取的新的措施”。回国后，他对记者说：“尼克松政府的前景至少是相当美好的。”
1968年1月16日，英国首相威尔逊在下院正式宣布，英国将于1971年3月31日之前从新加坡海空军基地撤走所有驻军。李光耀深知，此举将对新加坡的经济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英军驻在新加坡，对李光耀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得到英军的保护，无疑会有安全感，不必太担心苏联和越南的“军事威慑”；新加坡社会也可以安定下来，有利于进行经济建设；而且英军驻在新加坡，英军每年的花费大约相当于新加坡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20% （1965年时统计），可提供3万个就业机会。英军一撤退，财政收入和国民就业两方面都会立刻出现问题。基于以上原因，李光耀请求英军延缓撤军，但英国这个日益衰落的帝国，实在已经无力经营和兼顾它的众多殖民地了，几经交涉，英方只同意把撤军日期延至1971年12月31日。
李光耀很快做出断然反应，他说：“现在不是悲哀失望的时候。”他决定解散国会，进行大选，谋求人民对他进行新的授权。他说，他需要人民在“其后决定性的几年”对其实行强硬政策给予全力支持。因为，要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必须要有劳资安宁。在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赢得了胜利。
新的国会一建立，李光耀政府就推出新的法律，这些新的法律涉及劳资关系、国民储蓄、技术教育、鼓励游客和实业家来新加坡等问题。经国会辩论，这些法律很快得以通过，其中以《就业法案》《工业关系（修正）法案》和《调整劳资关系法》最为重要，被人民统称为“反经济衰退计划”（1968~1971年），其主要措施是调整劳资关系、增加国内储蓄、加紧职业培训。从1968年9月开始，李光耀政府决定把中央公积金率提高到6.5%，这是一系列有计划增加的第一步，以激发国内储蓄作为非通货膨胀性的发展资金来源。在这之前，新加坡中央公积金自1955年设立以来，雇主和雇员的缴纳率一直保持在雇员薪金的5%水平上。同时，李光耀政府加快了工艺和职业方面的训练，以培养一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支持工业的发展。李光耀在向民众解释《就业法案》时说：“由于英军决定于1971年以前撤出，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计划来应付这一撤出所造成的军事和经济后果。总的目的很简单，吸引外国专门技术知识和资本企业，并在机器制造装配以及服务性行业中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国内资金和工人，我们也必须刺激现有工业和企业进行扩展，并鼓励他们采取新的经营方法，一切都以出口为重点。”
李光耀政府的上述举措，不仅保持了政治稳定，同时大大促进了外资的引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率先投资2亿美元在新加坡兴建炼油厂，随后美、日和欧洲工业国家的厂商蜂拥而至，相继投资建厂。在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刺激下，新加坡的炼油、造船、电子工业相继投产，工业迅速发展。
此外，为了筹措资金，新加坡政府还向国内外发行了大量公债，筹集到10.7亿新元资金，其中3亿新元用于国防建设，7亿多新元用作加强基础设施的开支及支持贸易、旅游、造船和其他制造业的发展。
如果说1959~1967年是新加坡经济的元气恢复期，那么，从1968年起，新加坡就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在此后的1968~1978年，新加坡经济走上了快车道，如日中天，光耀人间，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一起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在亚洲成为继日本之后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李光耀着重加强了军队的组建和发展工作。李光耀认为，只要有一支训练装备良好的国防力量，加上友好的盟国、明智的外交政策和繁荣的经济，新加坡就可以生存下来。
英国决定从新加坡撤军后，李光耀让内阁中最好的部长吴庆瑞卸下财长的职位，担任国防部长。
吴庆瑞没有多少军旅经验，他仅担任过志愿军的下士，但是，他的天资使他成了合格的国防部长。李光耀在1989年3月23日谈到新加坡的建军情况及吴庆瑞的作用时，曾这样评价吴庆瑞：“吴庆瑞曾是志愿军的下士，那是他仅有的军事经验，但是，我倒很想看看有哪一个参谋长敢与他当面争论。”“他对武器、战略以及兵法方面的知识都是自己学来的。”
其实，自1959年执政以来，李光耀本人就对国防问题非常重视，精通《孙子兵法》的他经常对内阁成员们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李光耀还多次向民众发表讲话，阐明新加坡建军的重要性及方针政策，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新加坡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壮大。早在1966年2月12日，李光耀在南洋大学演讲时就指出：“让我们设想，英国决定从东南亚和新加坡撤出，并让东南亚国家决定我们自己之间的关系。就我们目前的防卫能力来说，那时邻国也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必须仔细盘算，将一切都考虑到。大家都必须了解，这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生死存亡问题，而是一大群人、数百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李光耀、吴庆瑞以及他的内阁成员们多方考察，费尽心机，终于选择了“以色列式建军模式”。关于其选择过程，李光耀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曾做过简短的介绍：“1965年有人要求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时，我们研究了被那些拥有大量人口的大邻国包围的小国要为他们自己的生存做些什么事情。终于，这个研究使我们同这样三个紧密结合的社会做了比较，即瑞士、芬兰和以色列。这次研究结果，新加坡有不少亚洲人知道瑞士每一个男人为自己的国家效劳22年，经历一个多么艰难困苦的历程。最后，新加坡选中了以色列的模式，因为根据我们的处境，似乎不仅需要训练每一个男青年，而且需要训练每一个女青年，使之成为保卫自己祖国的一名守纪律、有效能的战士。”
李光耀之所以选择以色列模式，还与以色列也是一个小国有关，和新加坡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以色列国防军1948年与以色列国同时成立，分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3个军种。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建军时间不长，但却身经百战、赫赫有名。三军由总参谋长统一指挥，总参谋长则由政府根据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建议任命。国防军有一支小规模的由应征士兵和职业军人组成的常备军，但主要依靠预备役士兵。平时，预备役士兵定期接受培训和服役；战时，预备役军人是作战部队的主要力量。
在以色列，所有合格男女均在年满18岁时应征入伍，男性服役3年，女性服役2年，一律采用义务兵役制，完成义务兵役后，每一个退役士兵均按指定转入预备役部队。男性51岁前每年服役30天，非常时期则增加到60天或60天以上。单身女性有义务服预备役至24岁。职业军人在服役满20年后有权退休。
令新加坡采用以色列建军模式的李光耀把以色列一位神父薛尼丹的建军六原则奉为良方。这位神父对东南亚国家有很全面的研究，他的建军原则主要有以下要点：重视军队成员的素质，要对军人施以严格训练，正规军人数不必多，但兵要精、武器要好。士兵服役期间，除军事训练外，要给予其他职业技能训练。退伍后国家要保证为其分配工作。
新加坡每年都送军人到以色列进行培训，同时还从以色列请来教官对本国军人进行训练。同时，新加坡还经常派人到中国台湾和英国皇家空军学院受训，并在本国开办海军学院。
新加坡军队正式建军是1967年7月2日，至1979年底，海、陆、空三军全部完成组建，总兵力达4.5万人，之后逐年增长。此外，有后备部队15万人，民防部队3万人。新加坡政府规定，年满18岁的男青年都要服2年兵役，正在上学的学生可以推迟服役，但不能免役。
新加坡军队正式成立之前，吴庆瑞就主持制定了《人民卫国军法案》《陆军法案》等规章，这些规章受到了李光耀的肯定。
李光耀还专门找来中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他从《论持久战》中学习兵法，并认为《论持久战》与《孙子兵法》有异曲同工之处。经过广泛的研究，李光耀认为，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精锐部队，主要条件是人和武器。这两个条件中，人是第一位的，但武器的作用也不可小视。
为了使新加坡的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李光耀、吴庆瑞等人决定从制度上改变新加坡人不愿当兵的传统观念。
当时的新加坡人看不起当兵的人，他们脑海中有着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似乎一提到军人，就想到“兵痞”、“流氓”，认为军人野蛮、没有教养、不讲道理。
一开始，李光耀、吴庆瑞等人就决定，一定要让好男争着当兵，以保证军队成员的高素质。他们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改变传统观念，保证退役后优先安排出路。1967年8月，李光耀在给奉召入伍的青年做报告时指出：“在旧日本，士兵是受社会尊敬的，邻居都送他上战场，到一定的时候又接他（或他的尸体）光荣归来。我们也要采用这种做法，改变华人和马来人看不起士兵的传统观念。”“要告诉青年人，作为士兵来为国家服兵役是一种荣誉和特权。一批一批奉召服国民兵役的青年人，都由地方上设宴送行。”
李光耀指出：“我们给予荣誉的青年人已被挑选去服国民兵役现役，这是一种特殊的责任，也是一种伟大的特殊权利。他们是他们这一代中的10%，只要他们合格，就将服役2年，然后进入后备役。凡是能够达到我们所要求的严格标准的人，2年期满将保证得到工作。今天晚上，我们把地方的父老和领导召集到这儿，以便当着服役青年的家庭和朋友的面，向他们致敬。我们是在创造一种传统，它会使服役青年记得，需要坚强、勇敢和努力，才能达到我们对军队所要求的高标准。因为我们全体的安全和幸福就寄托在这一点上……这就要求我们特别努力做到，尊敬那些穿军装的公民，尊重那些掮着保卫我们的枪的人。”
李光耀同时也对军人提出了要求。他认为，真正合格的军人应该“自始至终维持品德端正、以礼待人的高标准，以赢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绝不可像某些国家的军人那样，成为兵痞、盗匪”。他提醒新加坡的军人们说：“你们自始至终是公民。要记住，社会给予你们的权力越大，越是希望你们保持严明的纪律，遵守高尚的礼法，决不要玷污所属部队的名誉，不要使自己的家庭和亲朋好友以及邻居为自己的不良表现而失望。”“无论你们承担的任务多么艰辛、多么严峻，你们决不能退缩不干。当我们欢迎你作为一个训练成熟的战士归来时，你将成为一个优秀而坚强的公民。”
第二，以身作则，送自己的子女参军。为了让人们彻底改变“好男不当兵”的传统习惯，李光耀带头支持自己的儿子显龙、显扬服兵役。李光耀的两个儿子都是总统奖学金及武装部队奖学金的获得者。
第三，选好苗子，到部队服役。与大多数国家不同，新加坡征兵，绝不是人人都要，而是有着严格的要求，招入军队的军人，全是十里挑一的好青年、好学生。每年中学毕业，军队则从成绩最好的A的学生中挑选士兵，而一入部队，其待遇之高，升迁之快，是未能参军者无法相比的，而且，退伍后安排的出路也是最好的。所以，新加坡招兵，从来都是大家争着报名，军队招兵的人员则以极其挑剔的眼光挑选士兵。
李光耀的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军人的看法，这与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做法极其相近。乔西1971年出版的《李光耀》一书中做了这样一段比较：“在中国整个漫长的历史中，直到红军出现，中国士兵是微不足道的人。毛泽东在亚洲最大的国家中改变了这一点，而李光耀则在最小的国家中改变了这一点，这是毛泽东和李光耀两人的共同之处。民兵和职业士兵在这两个国家有一种光荣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