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委员会”是人民行动党在基层民众中的群众组织，是新加坡政府了解实情的耳目，20多年来，“公民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成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委员中80%是商人，到1986年，商人委员只占30%，其余是公务员、管理人员、专业人士。20世纪60年代，委员中90%是受华文教育的，现在降至45%，另外51%是受英文教育的，其余为受马来文教育和受泰米尔文教育的。现在无论是受华文教育的委员，还是受马来文或泰米尔文教育的委员，他们都懂英文，所以，已不存在语言隔阂问题。
据1986年的统计表明，新加坡79个选区共有“公民咨询委员会”委员2003名，50岁以下的占64%，40~50岁的占20%，这说明，中青年委员占多数。李光耀认为，委员的年轻化是一件好事，只是委员中的马来族和印度族人数仍然太少。李光耀此后想方设法制定措施，以增加马来族和印度族人士委员的数量。
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蒋教授所说的那样：“诸位只要想到新加坡是个繁荣的商港，也是以华人为主的移民国家，就不难想象‘公民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几乎全是实业界的首领。因为像新加坡这种社会，生意人在地方上有权有势，是颇具影响力的。”蒋教授调查了5个选区的124名咨询委员，其中47%为中小企业经营者和商店老板，大企业的经营者仅4人。大企业经营者或董事，大多数已被选到政府机构里担任要职。仅次于商人的是公、私立机构的职员，公家机关的职员多半属于第二、第三级职务。第三阶层的是教师、校长等教育工作者。新加坡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一样，教育工作者大多为群众信赖和尊敬，不论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印度人。政府希望由第三阶层的人来担任委员，目的就是希望“公民咨询委员会”保持一定的权威。
令人注目的是，新加坡大部分“公民咨询委员会”委员都属于新加坡传统社会集团，人民行动党政府有意把这些“地方上有力人士”安排在“公民咨询委员会”里。李光耀认为，一定要把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士吸引到自己的阵营里来，因为他们有相当的权力和社会基础。由于人民行动党将优秀人才全吸引到自己的组织中，在野党的势力就越来越弱小，有时甚至连一位代表也无法送进议席。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光耀是相当会团结民众的。
30多年来，“公民咨询委员会”作为新加坡政府的重要支柱，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机构创办了28种定期刊物和15个俱乐部，还拨款几百万作为奖学金、助学金以及书籍津贴费，用于帮助家境穷困的学生，并分发了几百万新元福利救济金，用以帮助有困难或突遭灾祸的居民渡过难关。“公民咨询委员会”的这些资金以及其他花费，靠的几乎全是募捐。
新加坡每一个选区只有一个“公民咨询委员会”，但每一个选区有许多“居民委员会”和“联络所管理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都受“公民咨询委员会”领导。“联络所管理委员会”比“居民委员会”成立得早，它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取得政权后不久就成立了，其实际上就是社区中心，它的任务是：
1.？计划并促使地区居民参与社会、教育或体育活动等集团，借助培养新加坡人的国民意识，加强不同种族间的团结。
2.？培养年轻人有一种贡献国家和地方的精神。
“联络所管理委员会”主要是为选区内某一地段的居民举办福利和康乐活动，等于政府在各地设立的娱乐及体育活动场所，主要有排球、篮球、乒乓球、拳术、举重、音乐及专为女性安排的裁缝、插花、手工艺等活动。他们还创办了受居民欢迎的幼儿园。这些“公办”幼儿园比私立幼儿园费用低，而且能较方便地升入小学。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一大批居民搬进了政府建的组屋中，每幢组屋住着许多户居民，因此，人们又按组屋成立了“居民委员会”，其为一幢或几幢组屋的居民服务。“居民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及任务与“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差不多，其职责主要是加强新邻居之间的相互团结，培养共同的居民意识。然而，由于居民并没有都住进组屋，还有不少独门独户的散居居民，因此，“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并没有全部被“居民委员会”取代。所以，“联络所管理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并存，它们一起成为新加坡政府下面的基层组织，成了李光耀总理和广大群众联系最密切的组织。
李光耀政府除了利用工会和基层组织与民众联系，取得民众的支持外，还于1986年成立了青年团，利用青年团做广大非党青年的工作。
据新加坡现任总理吴作栋介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和曾任不管部长、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的林子安酝酿成立青年团，后因种种原因，直到1986年9月才正式成立。新加坡青年团的所有团员都是人民行动党党员，之所以从人民行动党中派生出一个青年团，据新加坡政府解释，是要给青年党员以更多的锻炼机会，利用青年团做广大非党青年的工作。
青年团一成立，就显示出青年团体活跃、有生机的特点，在推动政治改革、丰富文化生活、组织慈善募捐以及其他公益事业上都起到了先锋前导作用。
青年团是在新加坡老一辈党的元老李光耀等人的全力支持下成立的，赢得了广大青年党员的支持。青年团目前的成分包括高级知识分子、职工、学生，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23%，青年团的主席李显龙是李光耀总理的长子。外报认为，李显龙利用青年团形成了一股“少壮派”力量，这股势力将成为未来新加坡政坛上大显身手的主力。
1987年9月，新加坡青年团成立一周年，他们召开了有1000多名代表参加的大会，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一份决议案和团员誓词。决议案主要内容有下列几点：呼吁政府全面加强防卫，努力促进武装部队的成长；在互相尊重互不干预的基础上，同邻国建立真诚的友好关系，特别加强与东盟各国友好合作。决议案还呼吁人民行动党要接触各阶层国民，使国民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求党要通过促进社区活动来关心新加坡人的福利，并提醒党要创造形象化标志，以培养党员的归属感和效忠意识，以吸引有能力、肯献身的人参与国家领导工作。
决议案最突出的部分是要求修改民主制度，这与人民行动党的新的行动纲领是一致的，也反映了新加坡青年要求发扬民主的强烈愿望。
青年团成立后，李光耀政府给予他们充分的民主，以了解民情，改善工作，更好地赢得民众。青年团曾多次展开有关政治的大讨论，在批评政府“家长制统治”和分析1984年大选失去安顺选区与波东巴西选区议席的原因时，都能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人民行动党还经常安排青年团团员到选区访问，倾听、搜集民间对政府和人民行动党的各种意见，让他们就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可以这样说，青年团成了人民行动党最得力的助手，在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
致力于种族和谐
作为一个多元语言与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各民族之间能成功和谐相处，主要是政府平等对待各种文化所产生的作用。这也是李光耀治国方略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新加坡人口组成成分看，全国300万人口中，华人占77.5%，马来人占14.2%，印度人占7.1%，其他民族占1.2%。这些人分别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讲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和英语。这样一个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组成的各民族国家，一般是极难治理的。新加坡独立前，各民族人心目中也没有完整的“新加坡人”意识，华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马来人认为自己是马来亚国人，印度人则认为自己是印度国人，特别是华人，由于掌握了新加坡经济实权，常常以为自己是优秀民族，充满了高人一等的感觉，从而使马来人对华人产生强烈的反感。华人和马来人之间多次爆发种族冲突。李光耀曾语重心长地呼吁：“把一切关于种族仇恨和报复的流言蜚语砸得稀烂，让我们代之以和平和友好的工作而前进吧。”
新加坡独立后，深知民族团结重要性的李光耀，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实现民族和睦相处的伟大目标。
李光耀认为，要消除种族矛盾，首先要消除种族之间的经济差距，消除种族矛盾的经济根源，特别是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差距。
不过，李光耀同时认为，消除经济差距，绝不可抑制华人在经济上发展，也不能把华人的财产拿来与马来人平分，而是要给马来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尽快富裕起来。
然而，在历史上，新加坡的马来人不仅经济上不如华人，教育水平也远不如华人。于是，李光耀一上台，就指示他的政府着力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和教育水准。在教育和求职机会等方面，政府给了马来人以极大的照顾。1967年6月，李光耀在一次马来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表示：“政府获得非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的支持，而准备把他们若干资产给予马来血统的市民。为了要把新加坡建设成为工业国家，要寻找各种机会让马来人学得技术和谋生技能。”“我们要竭尽所能使马来人懂得学习科学技术和参加现代企业经营，是实现他们改善生活的理想的唯一途径。”
在另一次和马来人士的对话中，李光耀指出，政府会照顾新加坡所有人民的利益的，包括马来人。他饱含深情地说：“他们必须在建筑行业中培训，他们必须被培训为熟练的技术人员。适合于小学毕业生的工种是不够的，如当邮递员、勤杂工和其他非熟练工等。但是，做工厂和工业中装配工、木工、泥工和半熟练工的机会是有的……如果他们准备接受培训。”李光耀指出，他渴望调整和消除各族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一部分人落后于其他部分人，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就会受到损害。马来人之所以落后，主要就是教育、就业和住宅的落后，而这三者之中，关键的一点是教育的落后，教育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李光耀这样认为：“一旦马来人也像其他人那样受到教育，具有才能，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拥有享受更高生活水平的能力。”
在李光耀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加坡政府早在1960年2月就制定了如下专门倾向于马来人的法律：凡出生在新加坡的马来人，或父母已成为新加坡市民的马来人，凡到公立及政府援助的中学就读，全都能免费接受中学以上到大学阶段的高等教育。新加坡小学虽然没有实施义务教育，但小学教育全部免费。
然而，尽管李光耀想方设法提高马来人的素质，但人的素质的提高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马来人就业状况仍然不如华人和印度人。
不过，马来人已经发现了学文化、学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马来人家庭开始想方设法让子女上职业学校，不少马来人开始从马来语学校转往英语学校就读。从1970年到1979年，马来人中学毕业后进入职业学校的比例从1.5%增加到4%；接受职业训练的马来人也从1975年的13%增加到1979年的22%。在1966年，马来人中学毕业后再上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和大学的比例仅为0.7%，而到1978年，这个比例却增加到4%。到1977年，马来人在公务员就业中的状况也有了显著的提高，马来人占全部公务员的比例从1967年的17.1%上升到了20%，而且重要职位的马来人公务员也越来越多。就此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社会问题代理部长阿哈马特·马达做过如下论述：“在华人占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不诉诸‘中华思想’或狭窄的民族利益，而提倡复合民族主义。同时得到华人支持，尽量提高马来人的教育和生活水准，希望能早日与其他种族并驾齐驱。马来人的根源出自贫穷。新加坡的马来人，在人民行动党政权成立初期，也有若干苦劳，故得在政府的教育哲学下，接受应得的利益。”
为了进一步提高马来人的素质，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还积极改善马来人的居住条件。这之前，以从事渔业、农业为主的马来人大多居住在郊区村落，居住条件比较落后，在政府提倡工业化政策和都市开发政策后，马来人才开始离开村落，迁到高楼大厦。政府在出租或出售新建组屋时，充分考虑马来人的经济状况，并且按各族人口比例公平分配，而且各族居民杂住，以减弱各民族的种族意识，加强共同的“新加坡人”意识。这样，不论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印度人以及其他民族，大家居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特别在中小学里，各民族儿童一起读书，共同游戏，这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多元民族共存，是一项极其有效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