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目标，李光耀和他的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年约30%的速度增加教育经费，教育经费占历年财政支出的第一位。到1991年，教育经费投入甚至超过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年教育经费占预算总开支的16.2%。到1994年，教育津贴已达到每个学生平均教育成本的90%。
新加坡教师的生活待遇也相当高，教师的收入成为各行各业中仅次于国防军军人的第二位高工资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教师工资年年递增，且递增幅度逐渐增大，增幅从70年代的每年50新元增加到1994年的每年160新元。1994年，一位工龄10年的中学教师，月薪在3000~4000新元。这样的高工资，使得相当多的教师都有自己的房子、轿车。而且，新加坡的教师，每年有12周的假期。
高工资，高生活待遇，使教师成为新加坡备受尊重的人。感受到政府厚爱的教师们也尽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
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还十分重视成人教育，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成人教育网络。早在1960年，李光耀就授意成立了成人教育促进局，对成人进行职业培训。1968年，新加坡教育部专门成立了工艺教育局，负责推进工艺教育。1973年，又成立了工业训练局，负责为就业前的青年提供职业训练。1979年，两局合并成立了工业与职业训练局，全面负责技术人才的培训工作。此外。政府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办了十几所职业技术学校，对离校小学生和中学生进行技术培训。1990年与1965年相比，新加坡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在国民中的比重从5%增加到24%，平均每年有2万多职工接受全日制和业余在职教育，新加坡的劳动生产率也以每年4%~5%的比率增长。
新加坡成人教育的另一大特色是企业出资建立技能发展基金。从1979年开始，新加坡政府规定企业主为每个月薪不满750新元的职工向国家交纳相当于工资1%~4%的费用，用于资助低工资、不具备小学文化或初级技术的职工培训。如果私营企业举办培训班，国家生产力促进局将无偿提供训练设备和30%的补贴。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企业主培养技术职工的积极性，同时也大大促进了职工学习技术的热情。据贸工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李显龙1988年9月介绍，国家生产力促进局1988年上半年给予各公司的津贴使4.3万工人获得技术再培训。
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李光耀感到各企业现有的工人已难以适应新科技的要求，他说：“我们将置身于一个新科技改变我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时代。电脑、机械人、光学纤维、太空梭将使20世纪90年代的通信与交通、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跟今天大大不同。这个变化将比从邮船时代到喷气飞机时代的差异更巨大。我们必须训练年轻的一代，使他们能利用这些新科技……我深信，还在学校的年轻人可以做到这点……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伍中的60万工人，他们小学都没有毕业。在未来5~10年内，必须做巨大的努力来补救，重新训练18~40岁的所有工人，使他们识字、能计算，以便读出电脑荧幕上的数字，了解录影荧幕上展现的数据，通过电脑终端机获取和储存指示。那是延续教育或在黄昏、周末设立成人教育班的庞大工作。雇主必须鼓励雇员参加这些课程，改进他们的识字率和计算能力。他们应承认那些获得基本识字与计算水平的工人，给予适当的加薪或津贴。”
由于新加坡采取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举的方针，使新加坡在短短20年内的人口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为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李光耀自豪地对全国人民说，新加坡的成功源于新加坡拥有素质良好的人民。新加坡人民不但勤劳、学得快、重实际，而且拥有一大批杰出的训练有素的人才。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教育和研究的支柱是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材料科学及信息工程学，所以新加坡教育体制注意这些科学知识的学习，从中小学开始就基本普及电脑教育。1994年，新加坡2/3以上的小学和所有中学都拥有了电脑设备与师资，各中学还成立了电脑学会，许多学校拥有完善的电脑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包括研究生院在内都加强了有关电子计算机的教育，在电子计算机设计、生产中心，早在1988年就开始以研究生为中心设计机械零部件。南洋理工大学则依靠美国格鲁曼飞机公司的资助，建立了电子计算机设计、生产中心。新加坡政府还专门设立了电子计算机局，负责引进外国的电脑新技术，开展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开发。在李光耀的大力倡导下，新加坡已成为世界上与计算机有关产品的最大制造者之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民行动党最初执政时，新加坡国小民寡，资源贫乏，工业凋敝，失业严重，而且谋杀、抢劫、勒索、纵火、吸毒、贩卖妇女等犯罪暴行数不胜数。整个新加坡成了一个又脏又乱的烂摊子。
然而，短短的几十年后，新加坡就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犯罪率最低的国家。这一奇迹成为各国政坛争相研究的问题。当有人问及李光耀，向他探寻奇迹诞生之谜时，李光耀自豪地说：“新加坡的今天是多年法治的结果。没有铁的社会法纪，也就不会有今日的新加坡。”
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作为该党秘书长的李光耀就敏锐地感到，新加坡这样的烂摊子只能用法律的铁腕来治理。作为剑桥大学毕业的律师，李光耀一向是法律与秩序的坚定信仰者。从政之后，他以法起步，把所学的法律知识贯穿到治国的事业中。他常说，法律是秩序的根本保证，有好的法律，才能产生良好的秩序，法治是亘古不变的治国法宝。所以，他修正了许多脱离法制本意的法律，对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和法律，则严厉执行，真正做到了执法必严。
李光耀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百万富翁，在法律面前与平民百姓一样对待，一旦犯法，就要严厉制裁，毫不手软。
新加坡独立后，仍沿用英国的司法制度，但是，根据新加坡的实际做了修改。李光耀认为，任何法律制度的真正考验并不在于它的博大精深或是崇高的理想概念，而在于它实际上是否真能使人与人之间和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条不紊，伸张正义。
1962年1月，李光耀正忙于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然而，当马来亚大学法律学会向这位出身于律师的总理发出邀请时，他仍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欣然应邀前往，在马来亚大学做了名为《法律严密，秩序井然》的演讲。
富有传奇色彩的李光耀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听众，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连两边的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当李光耀面带笑意走上讲台时，人们没有想到，这位声名赫赫的总理竟然如此年轻，衣着又如此朴素。
人们记住了这一天——1962年1月18日，年轻的新加坡总理提出了他治国的第一个法律观点：有严密的法律，才能产生井然的社会秩序。基于社会和政治情况的不同，为建立秩序，有必要断然抛弃英国的法律模式。
对李光耀来说，谈法律就实在太得心应手了，他没有太多的准备，就条理清晰地讲了起来：
“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在过去英国殖民地社会里，律师和医生这两种职业各有其本身的魅力。它们给当地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分子带来社会地位和丰厚的入息，又因为开创这两种职业所需的资金颇少，所以也成为独立的职业。”
“亚洲第一次反殖民宪制斗争的历史，点缀着许多出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后来印度法科学院的杰出人才的名字。
“英国人鉴于在印度所取得的经验，从此不愿意在其帝国的其他地区设立法科学院。在反殖民地时代的第一个阶段里，英国人担心大批本地培养的律师会导致更多的政治骚动，争取宪制改革和独立。
“对我们马来亚来说，实际上一直到独立以后，第一所法科学院才在新加坡创立，由于这所学院是在马来亚独立之后才出现，使得贵会的许多会员失去了扮演光荣角色的机会。
“法律的条规涉及人身保护权利、自由结社和表达的权利、集会的权利、和平示威的权利，这些概念都源于法国大革命，再经过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琢磨而成。
“今天，不论在世界什么地方，都不能毫无限制地行使这些权利，因为盲目地运用这些概念，可能造成有组织社会的松懈。
“英国殖民地制度是讲求实效的。它的法律制度固然应用英国议会的服饰和一些形式，但是它的内容却能够适应本地环境的需求。
“殖民地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巧妙之处，不在于它直截了当地采用英国法院和法律协会所详细列明的形式和条规，而是在于确保这些条规的采用，能够保证良好的政府，以及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
“在座诸位中那些刚开始修读法律的人，将学习‘法律与秩序’这个短语的意义。在一个稳定的既成社会里，法律看来是秩序的先锋，有好的法律，才会产生良好的秩序，这正好是你们所要懂得的一种形式。
“但是，如果把这个短语改成‘秩序与法律’，那么，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维持和平安宁的严酷现实，就可以做更准确的描述，因为没有秩序，法律便不可能运作。
“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只有在秩序已经确立，条规能够施行的时候，才有可能依照预先确定的法律条规，制定国民与国民之间以及国民与国家之间的人际关系原则。
“当现行条规不能制止日益混乱和违抗政府的情况发生时，就有必要制定严厉的新条规，以便维持秩序，使法律能够继续治理人际关系。否则，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就会取代秩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动用特殊的拘留权力，比如以公共安全法令扣捕政治犯，以刑事法律（临时条款）法令对付私会党徒。
“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废除逮捕和拘留的权力，而坚持根据刑事讼案中的严格法律证据来进行公开审讯，那么，法律和秩序就站不住脚。这绝对不是言过其实，因为你虽然名义上还有法律、秩序和行施法律的力量存在，但它原本是要消失的。
“对于许多这类的案件，你所面对的抉择，如果不是通过要求审讯的程序，让一个犯罪的人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就是把他监禁起来，不加审讯。
“这种特别权力似乎不能符合人身保护令的概念，也不符合两世纪以来和平非革命的英国所宣扬的个人自由，但是，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却使我们认为有必要断然摈弃英国的模式。
“在马来亚和1962年整个世界的社会与政治现实环境里，如果你大谈‘法律与秩序’而谈出题外，完全不理会我们所面对的真正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结果可能会无意中给自己种下祸根。因为归根究底，如果国家瓦解了，所有法律条规将消失无踪。
“在马来亚教授法律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许多教师都得聘自国外，而这些教师都是在不同社会的条件下接受训练和取得经验的。
“阅读本地诉讼案的报告和记述是一回事，如果你是在另一个社会环境中出生成长，是另外一回事。这种先天不足是马来亚这座法科学院在第一阶段里所无法避免的。
“那些受过法律训练又有才干的本地人，都因执业律师可以过着美好的生活，而不愿意离开这些丰美的牧场，转到大学里过着比较约束的生活。如果你希望所受的法律训练不光是在理论方面，同时也能加以实践，那么这种不足之处就必须早日解决。
“在你们当中应该有更多的教师，他们不但要对航海的重要理论有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得从个人的实际经验中，知道哪里有礁石，哪里有浅滩。
“依照预先确定的法律条规，只要我们的目标纯正，而且善于寻求符合社会需求和行得通的形式，那么，正义和公平便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确立起来。相对地说，现实比形式更加定型。所以，要是我们因为现实不能轻易改变，而让形式定型下来，恐怕灾难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必须时时应用我们的技能和资料，来适应我们的形式和前例。我们的职责是使人相信我们所面对的真正迫切问题，是确保容忍和讲理的品德能够在我们的社会中保存下去。”
李光耀的话音刚落，会场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所有的听众都被李光耀那精辟、独到、大胆的演讲所吸引，更被他的魄力激情所震撼。有人认为，这是李光耀“以法治国”的第一个宣言。
其实，早在这次演讲之前，李光耀就已经对如何依法治理新加坡有了较为详细的设想，他认为，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加坡只有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才能在多元种族、多种宗教、多类文化的矛盾和混乱的社会局面下建立起安定和谐的秩序。
从马来亚回国后，李光耀立即与内阁成员和立法议员们协商，决定把法制建设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提上政府工作日程。
从理论上看，新加坡实行的是司法独立制度，然而，实际操作上，新加坡立法、司法、执法是互为默契的。比如，按照立法程序，任何法律的颁发均需在国会中三读通过，这样，通常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但为了打击对社会治安危害极大的私会党，新加坡当局采取了断然措施，头天晚上抓捕了一批私会党徒，第二天一上午，国会就一口气三读通过了取缔私会党的法律，从而使头天晚上的抓捕行动全部合法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