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勃列日涅夫倒也能清醒地估计自己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能力。
他在战争期间所作的笔记表明他的精神世界十分贫乏。他记的都是去游过几次水，他的体重是多少，医生给他开了什么处方……
勃列日涅夫成为国家元首之后，不曾考虑过他究竟准备做些什么，他没有纲领。但他手中所掌握的巨大权力和肩负的重大责任改变了他。他不能容许自己采取冒险的步骤，不能仓促行事，要向专家们请教。他承认有些事情他不懂，愿意搞清楚。他是一个思维十分健全的人，但遗憾的是，教育程度不高，眼界有欠开阔。
根据鲍文的说法，勃列日涅夫的思想很简单：需要做到的就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让他们免除战争的恐惧。他也成功地实现了某些目标，1960年代就是一个生活水平提高的时期。
勃列日涅夫容易受人影响。
1970年，持不同政见的生物化学家梅德韦杰夫被关进精神病院。鲍文对勃列日涅夫说，做了一件蠢事。
勃列日涅夫当即按下选择器控制台上的按键，接通了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电话：
“是你下的处理梅德韦杰夫的命令吗？”
安德罗波夫早已准备好了回答的话：
“不，这是局里热心过头了。我已经接到了科学院的电话，我会查明情况的。”
梅德韦杰夫被释放了。
勃列日涅夫一直避免涉及复杂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话题的争论。他请求不要将他描绘成理论家：
“反正谁也不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如此罕见的开诚布公赢得人们的好感。很少有谁会认为这番话，表明了国家领导人的局限，表明他缺乏进行战略规划和预见未来的能力。
有一次，那已经是晚些年代的事了，勃列日涅夫看完一篇为他代笔的文章，以怀疑的口气指出：
“文章的理论性是不是太强了？我可不是学者，而是政治家。”
契尔年科马上安慰总书记：
“没关系，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即将看到，准会有百十位我国学者立即开始根据这篇文章撰写自己的学位论文！”
勃列日涅夫对待自己的讲话稿的撰写工作非常严肃认真，认为任何一篇讲话都很重要。数年期间形成了一个党员知识分子的小组，成年累月地为勃列日涅夫工作。有一天，其中有个人刻薄地说：
“讲话越来越好，国内的形势却越来越糟。”
在准备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的过程中，有时会爆发争论。进行争论（包括与勃列日涅夫争论）的是他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扎格拉金、鲍文、伊诺泽姆采夫、阿尔巴托夫。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并不参与严肃的争辩。勃列日涅夫的辨别能力非常好。有一次鲍文写的是与民主有关的部分，他进行朗读。勃列日涅夫毫不犹豫地说：
“有点儿资产阶级的意味。萨沙，你重写。”
鲍文连夜改写，早上朗读。勃列日涅夫满意地指出：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勃列日涅夫喜欢人们当着他的面争论。他有时候对助手们说：
“请设想你们就是政治局委员，争论吧，我听一听。”
勃列日涅夫听得很专心，面露一本正经的神情，也不明白他赞成还是不赞成人家对他所说的话。他这是在仔细考虑各种看法，权衡谁的论据更有分量。党的领导人参与讨论的时候，他的举止则全然不同。
“这已经成了另一个人了，”扎格拉金回忆说，“他并不坚持他和助手们一起写成的每一句话，同时非常注意地倾听党的领导成员们的意见。还有第三个勃列日涅夫——那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最后文本的时候，在这里他力求达到协商一致。”
一份文件在全体政治局委员尚未签字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不敢贸然表示同意。而要获得他们的同意并不那么简单。政治局委员们会在报告草案上忧心忡忡地加上批语：“这个论点怎样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相符呢？这如何才能与列宁关于……的论点相一致呢？我建议与列宁的提法更接近一些。”
勃列日涅夫不愿意与政治局的同事们争吵，他对自己的写作小组说：
“所有的意见都应当予以考虑。”
勃列日涅夫将讲话的起草工作放到扎维多沃进行，这是国防部的一个地域辽阔的军事狩猎部门。他总是星期五来到这里，一直待到星期一。
扎维多沃位于列宁格勒公路101公里处，这已经是特尔州了（当时属加里宁州）。凡是去过那里的人都认为，它是风光美妙无比的人间天堂。
那里建有一座三层的楼房。勃列日涅夫的豪华套房分布在最高层：办公室，政府通信枢纽，卧室，休息室，卫队、护士、按摩师用房。
二楼用于安置来客。除了卧室之外，还有一些不大的工作间，那是为给勃列日涅夫写讲话稿的人准备的。旁边住的是打字员和速记员。
一楼是办公厅、打字室、速记员室、电影放映厅、台球室、餐厅。
紧接大楼还添建了一个冬季养花木的花园，正中间安放一张大桌子，开会时便围桌而坐。
此外，还单独建有一个宴会厅，取名“窝棚”，因为其外观令人想到这种设施。也建造有直升飞机停机坪，挖了一个放养鳟鱼的池塘，开辟了一处公园和玫瑰花圃。
“有时候列昂尼德·伊里奇乘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赠送的紫罗兰色‘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前来，”《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啊呀，好一辆紫罗兰色‘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总书记宁愿亲自驾驶。他开起车来剽悍无畏，风驰电掣——他喜欢冒险。”
有一件与这辆“罗尔斯-罗伊斯”相关联的趣事，勃列日涅夫常常自己爱向人讲述。那天他驾车从莫斯科前往扎维多沃，卫队前后相隔很远。中途在一个地方他看见两个提着网兜的妇女。她们招了招手。总书记便让她们俩上车，送到了目的地，正好顺路。妇女们没有认出勃列日涅夫，给这位司机手里塞了一张三卢布的钞票。他笑了笑，不动声色地将那三卢布放进衣袋，继续开车前进……
星期六讨论文稿。每个人宣读自己的那一部分。勃列日涅夫听了说：“这个很好，这个应当加工完善，而这个得重写。”
他看文稿的时候，会在左边的空白处用蓝铅笔作记号，却不加上意见和注释。
阿法纳西耶夫回忆：
“起初我们都猜测：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作了记号的段落有不够准确之处。这一来我们才相信，我们的总书记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愚钝。不错，他自己不会写文章，也当不了像样的编辑，但是基本的辨别能力准确无误地暗示他，什么好什么不好。”
“有目共睹的粗俗举止，对女速记员和女打字员的态度过于随便，用早餐时经常让大家何止10分钟久候的习惯，这些都令人生厌，”布鲁坚茨讲述，“参与修订文稿时无精打采也无法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增光。他不能为这个过程增益，不能成为思想的源泉，仅仅让人明白，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不过事实表明，他对口头语言及其特性的感悟很好，比许多人都强得多，对不合语体的东西能准确地作出反应。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宣传员和政工人员，勃列日涅夫习惯于对人们、对群众讲话，能感悟到他究竟应当说些什么。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才选择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了解材料——朗读。
“他默默地琢磨每一字眼，斟酌其含义和情感影响，表现出敏锐的政治直觉。”
布鲁坚茨回忆，勃列日涅夫对所有的人都以“你”相称（波诺马廖夫除外，他对此人说话带父称和用“您”，但这绝非特别垂青的表现），只叫本名——极力表现大家似乎都是平等的，不过这对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并不适用。他们都害怕总书记。
那时候勃列日涅夫表面上气色还算不错。
“尽管如此，对健康的念念不忘和公然不愿视事，都已变得相当明显，”布鲁坚茨回忆道，“每天早上用早餐时，勃列日涅夫常常会谈起他如何游泳，这次治疗前后的血压如何，以不满的有时甚至是愤怒的口气回应试图向他谈公事的助手们；据我所知，他们另外能够见 到老板的机会并不多。
“这方面受到另眼看待的主要是亚历山德罗夫。布拉托夫是一个文静得多的人，我甚至认为有些萎靡不振。楚卡诺夫当时不知何故失宠，总是保持沉默。”
每逢星期六傍晚，都要安排狩猎野猪的活动。人们从一个木板搭成的台子上开枪猎取。狩猎乃是一项令人迷恋的真正的嗜好，勃列日涅夫直至垂暮之年也不肯放弃。
当时的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匈牙利处处长、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1965年2月底曾陪同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出访布达佩斯。
他们希望搞好与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的关系，卡达尔非常同情赫鲁晓夫，在其退职后仍然给予关注，时而送酒，时而送水果。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不合常规的：一个领导人既然被黜退了，那就意味着他已不复存在。勃列日涅夫认定，应当表示主动，与卡达尔建立友好关系。
会谈之后，因为卡达尔很了解苏联领导人的主要嗜好，便提出去猎取野鸡。他们乘坐火车前往该国南方。在车上卡达尔试图继续交谈，但未获成功。手边没有现成的材料，勃列日涅夫不知所措。卡达尔一看全都明白了，便不再坚持。于是波德戈尔内转换话题，讲述打猎的故事，津津有味地闲聊了四个钟头的趣事轶闻……
“职业猎手开始驱赶野鸡，”克留奇科夫描写射猎场面，“野鸡成百上千只地一窝蜂飞出茂密的灌木丛。其中许多当即被准确地射击毙命，像石头一般砰然坠地。
“卡达尔及其同事很少开枪，更多地是袖手旁观，彼此交换观感。勃列日涅夫则拼命地开枪！他身旁有一个随员，专门给他的枪重新装填子弹。
“勃列日涅夫一次次射击完毕后，总是看也不看便将还在冒烟的空枪递给随员，从其手中接过一支已经装好子弹的新枪。而那些此前数日业已喂熟了的可怜的野鸡们，仍然一群群持续不断地朝着猎手的方向飞来。
“这一场至今依然呈现在我眼前的大屠杀，直至夜幕降临之后方才停止。”
返回途中，卡达尔再次谈起严肃的话题。
“勃列日涅夫并不争论，”克留奇科夫发现，“不过也未作出具体的回答，指示以日后再行讨论这个问题敷衍过去。在我看来，他的思绪仍然萦绕在刚才的那场射猎的情景之中，他不想用任何严肃的谈话破坏所得到的愉快印象。”
在扎维多沃，每星期的同一时间都用土豆向野猪投食。它们已经习惯走近那个长达25—30米的木板平台。因此，不命中目标绝无可能。不过年长的职业猎手为防备万一，总是与勃列日涅夫同时开枪，结果从来都不会一无所获地空手而归。这种打猎的方式招来嘲笑，有人挖苦地说，这比到集体农庄的养猪场去射中两只猪还要简单。有时候打猎过程中也会发生危险：受伤的野猪朝猎人猛扑过来。不过职业猎手和总书记的卫队就在旁边，它们随身携带着自动步枪，以备在万不得已时击毙野猪。
有四名贴身卫士经管勃列日涅夫的猎枪。
勃列日涅夫在敞开心扉时曾对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说：
“安德烈，你知道吗，不管怎样，在评价所经历的道路时我得出结论，我所担任过的职务之中，最好的还是州党委书记。既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同时又能亲眼看见自己工作的现状和结果。你可以经常去工厂，到田间，同许多人打交道，感知他们的情绪。而这里，在克里姆林宫，你只能坐着通过放在你案头的文件看世界。”
他终究未能成为大政治家。他天生不宜从事国务活动，并不具备国家领导人必不可少的品质。他自己也明白只有州级领导人的水平。因此他极为小心谨慎，渴求别人给他出主意，并且经常犹豫不决。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夺取和保住权力。他倒是掌握了这门艺术。
掌握住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和国第一书记们
勃列日涅夫的私人摄影师穆萨埃良说，他是一位天才的心理学家，能看透谈话对象的心思，与所有人都能找到所需要的语调。他的电话对那些第一书记们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遥远的边疆区。那些人忠于总书记，哪怕他身体孱弱。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长寿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19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感到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便着手更换各地党的领导人。
于是轮到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赫鲁晓夫很器重他，1963年甚至想将其调到莫斯科担任主管武装力量的苏共中央书记，但姆扎瓦纳泽请求将他留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
勃列日涅夫打算撤换格鲁吉亚第一书记的想法是逐步成熟的。
姆扎瓦纳泽出生在库塔伊西，22岁时离开了格鲁吉亚，参了军服兵役，直到30年之后才返回故乡。
姆扎瓦纳泽成了职业的军人政工人员，1937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曾任不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战争结束时为中将军衔。
战后先后在哈尔科夫、基辅、喀尔巴阡等军区任职。在基辅，他结识了战后在乌克兰工作的赫鲁晓夫。当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被捕之后开始为格鲁吉亚物色第一书记之时，赫鲁晓夫想起了他。
赫鲁晓夫不熟悉格鲁吉亚的干部，担心那里还遗留有贝利亚的人，他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其实姆扎瓦纳泽并不了解共和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也没有经济工作的经验。但赫鲁晓夫对他作为候选人感到很满意——为人可靠，又是格鲁吉亚人。至于早已失去与共和国联系，地方精英对他感到陌生，这都只有好处——他便会一切都听命于莫斯科。
多年之后，姆扎瓦纳泽感觉自己已是格鲁吉亚十足的主宰，这成了共和国机关中集体贪污受贿的肥沃土壤。
姆扎瓦纳泽忘记自己升官晋爵应当归功于赫鲁晓夫，他在1964年积极参加了推翻自己的恩人的准备活动。不仅自己热烈支持将赫鲁晓夫撤职的图谋，而且鼓动其他一些显要的党委书记反对赫鲁晓夫。
如今已是勃列日涅夫欠下姆扎瓦纳泽的债了，这使得他掌权的时间延长了多年。
1970年11月末，所有各民族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都前往埃里温（亚美尼亚首都）庆祝苏维埃亚美尼亚成立50周年。勃列日涅夫同时莅临。傍晚大家齐集一堂共进晚餐，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新任第一书记阿利耶夫举杯致词，他说：
“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和睦相处，相互支持。我们德高望重的族长姆扎瓦纳泽指引着我们，一切问题我们都同他商量。”
关于“族长”的话，大家都当作玩笑——只有勃列日涅夫除外，他顿时警觉起来，便大谈宗派主义和民族孤立的话题。谢列斯特认为，正是那个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姆扎瓦纳泽的个人档案里画上了一个粗大的负号。
不过问题似乎出在另外的地方。勃列日涅夫尚未罹病，精力旺盛，还想有所作为，而姆扎瓦纳泽已年近古稀，该共和国需要一位新人。据说，是内务部长萧洛科夫让总书记注意到了已然显露头角的共和国部长谢瓦尔德纳泽。
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则认为，向勃列日涅夫推举他的正是那个阿利耶夫——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此前的共和国克格勃主席。那些年莫斯科对阿利耶夫特别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