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西金火了：不作准备怎么可以来见政府首脑呢？纺织专家柯西金当即估计了一下衬衣的价值，得意地瞧了瞧部长。那位部长深受刺激地走了。应当说一句公道话，季库诺夫 的建议得到了采纳。衬衣的价值交由经济学家们去计算，这种事对部长并无要求……
1964年10月14日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当选为第一书记后向同志们表示了谢意，然后便转入下一个问题：“我们应当研究有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了。”
全场立即鼓掌。
大家按照事前协商的结果高喊柯西金的名字。
“这也符合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勃列日涅夫说，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表决，”勃列日涅夫提议，“无论中央候补委员或检查委员会委员，都一律参加。我来交付表决。谁赞成推举柯西金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谁弃权？一致同意推荐他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
速记记录中注明：“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全体起立。”
柯西金走到主席台前：
“同志们！我要为今天多给予我的巨大信任感谢你们。至于我，一定竭尽全部力量、知识、技能，决不辜负你们崇高的巨大信任，争取出色地满足这种信任。”
柯西金再次获得“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会也就此落幕。
柯西金的日常生活与家人
斯大林时代对柯西金的性格甚至面部的表情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那表情是“疲惫而懊丧的”。
不过，这位政府首脑的脸也并非总是保持一种约略为失望的表情。好友相聚，几杯烈酒下肚之后，平日压抑、紧张甚而忧郁的柯西金会发生惊人的变化。他最爱饮用摩尔达维亚白兰地。妻子不允许他常常醉得浑身瘫软，而且他自己也担心纵饮无度。
1970年8月末，柯西金曾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家做客。谢列斯特在日记中记载：
我邀请柯西金前来视察克里米亚的稻田、一些集体农庄和经济体。他一反常态，十分高兴地表示了同意，显然这是因为此时勃列日涅夫不在克里米亚。我们视察了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科去北克里米亚运河边上的稻田。稻子长势极为茂盛，都是一些连片的大农场。这让柯西金印象深刻，他好奇地详细打听一切。
接着又访问了一个联合经济体——“各民族友谊”集体农庄。在这里我们参观了葡萄园、果园、畜牧联合体、酿酒厂和罐头厂、城市型新村落。柯西金声称，他从未在任何地方看见过这样的经济体。
晚上在辛菲罗波尔参加了一个欢快的聚会。柯西金酒喝得相当多，深夜我才将他勉强送回别墅。他请求我不要向任何人谈起他的状况。既然我们在一起，何须这样做呢？这种事情不值得请求，应当谨守诚信。
根据谢列斯特的话判断，柯西金很快失去了控制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柯西金生活的意义全在于工作，”国家计委领导人拜巴科夫述说，“即便在基思洛沃茨克休假日子里散步之时、在全国各地出差期间抑或在国外，我们所进行的谈话通常都与工作有关。
“多年之中，无论是我还是住在沃罗比约夫公路旁同一座大楼里的他的其他副手，一次也不曾到过他的住宅里。只有两次，就是他的最后两个周年纪念日，我去过他的别墅。
“在节庆宴会席间，喝过一两杯白来地之后，他才稍许有些‘露相’。外表的严厉已荡然无存。他由衷地微笑着，一张脸由于出自内心的温情而容光焕发。于是他变成了一个仿佛刚刚从愉快的约会归来的人。”
许多人都发现，柯西金待人疏远，从来不肯吐露心曲。据他的女婿说，柯西金让自己的思想感情深藏不露的习惯是从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政府副首脑巴塔林指出：“他无比小心谨慎，从不讲语义双关的话，谈论的完全是公务。”
曾担任他的国际事务助手的特罗杨诺夫斯基著文说，柯西金绝不是乍看上去那样四平八稳的人。在他那一本正经甚而冷漠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相当富于感情的秉性。偶尔激情不由自主地外露之际，会令人想到火山的轻微喷发。
有一次，柯西金与米高扬同时在皮聪达休养，米高扬请柯西金吃饭。
赫鲁晓夫在位时，在皮聪达用水泥围墙圈出一大片残留着松林的地面，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修建了三幢两层的宅第、一个公用的50米游泳池以及体育馆。游泳池朝向森林和大海的三面墙是玻璃的，天气好时便通通打开。
米高扬通过卫队详细地了解柯西金喜欢什么时候去游泳，以便他们少碰些面。而且他们散步时也走不同的小路，免得彼此感到腻烦。不过，有一天米高扬的弟弟、著名飞机设计师阿尔乔姆·米高扬来了。他们便邀请柯西金去吃晚饭。
“找的借口是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和柯西金之间在河边开玩笑所打的赌，以一瓶白兰地赌天气，”米高扬的儿媳娜米写道，“晚饭就喝白兰地。柯西金喝得并不多，但很快就变得兴奋起来，不愿离席。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吩咐再上一瓶。克拉芙季娅·安德烈耶夫娜（柯西金夫人）对此很生气，便悻悻离去。柯西金留下，又喝了一些，我才出门将他送到他们的别墅。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一路上非常健谈，很容易相处。然而翌日却依旧像平素一样落落寡合。一个人踽踽独行，不言不语……”
柯西金常年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别墅里，喜欢沿着莫斯河划皮艇游逛。每天傍晚都散步，早晨做操，一向关注自己的健康。这种习惯从不改变。据他的外孙、物理学教授格维西阿尼说，柯西金每天早上都吃同样的东西：燕麦粥、奶渣，喝很酽的茶。
当克拉芙季娅·安德烈耶夫娜检查出业经耽误的癌症之时，柯西金感到极为苦恼。他怪罪医生们——诊断出这种致命的疾病太晚了。一位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为她施行手术，但这已无济于事。
有一天，柯西金的妻子将第四局局长恰佐夫请到家里来。他以为会受到医生理当遭受的责备，即便医学已无能为力。然而克拉芙季娅·安德烈耶夫娜却对丈夫说：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你知道医生们有多难吗。他们缺乏很多东西。我想求你：要经常帮助医疗部门。”
她逝世于1967年5月1日，其时她的丈夫正站在列宁陵墓的观礼台上，向举着他画像的游行队伍致意。
她去世之后，柯西金坚持将来自义务劳动的资金用于在莫斯科先后建设肿瘤研究中心和心脏病研究中心。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妻子所建立的纪念碑。
柯西金是个爱情专一的男人。克拉芙季娅·安德烈耶夫娜去世之后，他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女人。尽管流传着一些谣言，似乎他与著名的女歌唱家柳德米娜·济金娜之间有过爱情关系。已经是后来的事了，有人问她，他们之间是否确有其事。
“没有，”女歌唱家回答说，“只不过是在一个官方的庆祝会上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向我祝过酒，讲了几句很热情的话。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过了一段时间，柯西金的妻子去世了，我去参加葬礼，送了鲜花。于是有人说我们有私密关系。其实从未有过诸如此类的关系。我对柯西金十分尊敬，但也仅此而已。”
柯西金一直独身，与女儿的关系非常亲密。柳德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常常随他出国，成了这位政府首脑家中的女主人。她与捷尔明·格维西阿尼结为夫妇，那是贝利亚的个人卫队队长米哈伊尔·格维西阿尼的儿子，一个富有魅力、爱好交际的年轻人。柯西金也很爱自己的家人。外孙女大学毕业时他送了一辆“伏尔加”轿车作为礼物。
柯西金的女婿捷尔明·格维西阿尼的仕途罕见地顺畅。他当上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对外关系局——一个可以常出国的美差。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基里林，可能是柯西金唯一的朋友。他为柯西金的女婿建立了一个系统分析研究所。1979年3月，格维西阿尼作为哲学家当选科学院正式院士。
前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苏什科夫证实，西方公司的人接待柯西金的女婿时特别慷慨，吃喝玩乐花起钱来毫不吝惜。苏什科夫本人于1985年12月被捕。他因收受外国公司的贿赂被判处剥夺自由30年。他的妻子原来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外关系管理局格维西阿尼的领导下工作，也被投入监狱。
大家对勃列日涅夫一家都议论纷纷，说他的儿子当上了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丘尔巴诺夫则是内务部副部长。柯西金的女婿也安排得不错，而女儿柳德米拉则分配进了外交部历史外交管理局。
诚然，有别于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的是，柯西金的女儿为人处世小心谨慎。她天生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柯西金的女儿柳德米拉·格维西阿尼，”加琳娜·叶罗菲耶娃回忆道，“和我一块儿在历史外交管理局工作。每当有人问她与勃列日涅夫的家人有没有交往时，便会噘起嘴唇扮个怪相。根本没有任何来往。”
柳德米拉从事苏美关系述评工作。“当她写完述评，想以此作为学位论文答辩时，”叶罗菲耶娃写道，“有人张罗让专业人士对她的著作进行整理。于是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教授来到我们的研究室，他对那部论著花了很大的力气，原作实在太差了。最终她的学位论文还是顺利通过答辩，而且以书籍的形式由国际关系出版社出版问世。
“此后，总理的女儿认为不能再在我们管理局工作了，人家很快便为她挑选了一个颇有气派的职位：她当上了外国文学图书馆的馆长。
“遗憾的是，她对外国文学根本不在行，而且由于她所采取的暴戾恣睢措施，她待在图书馆无论对工作人员还是读者都没有带来喜悦：许多老资格的图书分类学家被解职，而出现缺员的队伍则由退伍军人填补。据说，对工作人员解职和新人入选的主要标准，都是所谓的‘第五栏’。”
曾多年担任外国文学图书馆馆长的玛加丽塔·鲁多米诺，人们至今依然怀着感激的心情想念着她。1973年4月她明白了，有人希望占有她的职位，因为图书馆完全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称为科学机构的权利。
鲁多米诺多年来一直徒劳无功地争取这一决定，它可以提高图书馆的地位（同时还有加工资），吸引有名望的学者。然而她的请求却屡遭捷尔明·格维西阿尼主持工作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否决。如今国家科技委却突如其来地主动采取了这一决定。
“我当然明白，这肯定是觊觎我的职位之人授意而为。果然如此——柯西金的女儿柳·阿·格维西阿尼-柯西金娜需要这个职位，而且工资也是为她而提。5月，格维西阿尼-柯西金娜被任命为馆长……
文化部长召见我，提出要我退休。我拒绝自己递交申请。于是部里的干部管理局局长（福尔采娃部长的女友）开口威胁我：‘我们要按犯错误撤你的职！’”
鲁多米诺在向新馆长移交时，怀着激动的心情介绍她为之献出了一生的图书馆的情况。她掏出钥匙，准备打开自己的保险柜。格维西阿尼-柯西金娜让鲁多米诺将钥匙交给她。
“我交给了，并不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接下来的便是面部表情的倏然改变——从相当愉快变作骄傲而严厉。随即发话：
‘我要拿走保险柜的钥匙。保险柜和里面的物品并不归您私人所有，而是国家财产，您开它毫无必要。’
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极为震惊，没有道别便走出办公室。我备感压抑。保险柜里还有一些我的私人物品，但无论她在职时还是她离开之后，我都再也没有去过那间办公室。”
在柳德米拉执掌图书馆的一年之中，有200名主要工作人员离馆而去。许多阅览厅关门大吉，其中包括反法西斯文学资料室。而最为令人惋惜的则是——丧失了文化修养和与人为善的精神。
试图让经济增速的局部改革
赫鲁晓夫时代，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获得了自主权，事实上已不再听命于州委。换言之，党的工作人员失去了对生产的控制。党的机关对此感到不满。赫鲁晓夫去职后，地方上党的机关力求迅即废除国民经济委员会。
柯西金的改革，党中央机关的一些人暗中抵制，唯恐扩大企业权利会削弱官员们的权力。
有别于勃列日涅夫的是，柯西金无论生前与死后在社会意识中所得到理解基本上是正面的。也许，在20世纪后半叶的苏联所有政治家中，他受到最大的尊敬。
“苏联领导人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像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即柯西金）给我留下如此强烈和深刻的印象，”一位著名的苏联情报人员写道，“首先，他并不竭力在自己周围散布神秘的迷雾，行为举止自然而质朴，既不突出自己的重要性，也不显示自己的见多识广和与高层领导的关系密切。”
推翻赫鲁晓夫之后，柯西金成为政府首脑，便着手进行变革时期之前最重大的经济改革的尝试。
赫鲁晓夫也试图建立一个严格的国民经济管理体系，赋予生产单位以巨大的权力。他解散了许多个部，将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上的企业，多余的官僚主义环节没有了。这在1950年代后半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全国的经济向前跨进了一步。当然，权力下放也有其消极方面。市场始终未能出现。经济的发展不是由社会的现实需求所决定，而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命令。如果说，从前原料和产品归部里分配，那么，现在则由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自行协商。
赫鲁晓夫创举的主要反对派，由丧失了权力和影响的部一级的官僚阶层组成。党的机关也感到不满。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获得了自主权，事实上已不再听命于州委。换而言之，党的工作人员失去了对生产的控制。
1962年，赫鲁晓夫扩大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如今在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区域内有几个州委，结果实际上党的工作人员已经隶属于生产单位。如果赫鲁晓夫的改革能继续进行，党的机关会落得根本无所事事……
赫鲁晓夫去职之后，地方上党的机关力求迅即废除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一想法得到柯西金的支持，他将一切统统出自中央的斯大林式的管理体系视为理想。
各民族共和国并不怎么支持撤销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恢复原有的部，不愿意回到中央集权制，当年每一件琐事它们都必须征得莫斯科的同意。但勃列日涅夫同意柯西金的看法，结果问题事前即已决定。如今各共和国只能想方设法争取拥有加盟共和国的部的权利，以便保住影响工业和经济的杠杆。
1965年8月，拜巴科夫应召去中央委员会晋见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也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里。
“你还是回国家计委吧。”勃列日涅夫说。
拜巴科夫开始推辞，说他已经担任过这个职务了，并且以不能胜任为由被撤职。
“你就去干吧！”勃列日涅夫又说了一遍，并友好地补充了一句：“至于你的能力，那并不该由你来判断嘛。”
茶送上来了，勃列日涅夫开始大谈加强统一计划的重要，因为当时正在撤销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恢复各部门的大部，国家计委的作用日益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