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直到晚年仍还坚持“李武并贵”的政策，她把李显召回立为太子，却又让李氏兄弟和武三思等人明誓共相容，还把拥李的宰相魏元忠、丘愔外贬。甚至当她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坚持既不让李显、李旦，也不让武三思、武攸暨之流，甚至也不让她惟一的女儿太平公主入宫侍疾。这当然与她习惯于二张的侍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她不想表现出对武、李中任何一方的偏向。
李派最终还是靠政变结束了武则天的执政生涯。当然那是李派潜藏深伏、蓄积多年的结果，也许是因为武氏太老了，已无力再掌控局面。但多方牵制搞平衡的权术确实让她超脱于各派之上，扮演着最后终结者的角色。
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固然是领导者的大忌，但过分地分权，或者在分权中使某些下属的权力过大，又会严重地削弱领导者自身的影响力，甚至还有可能造成组织内部的混乱局面。因此，领导者在处理这两者关系时，必须得有一个准心：一、领导者要有分权意识。事实表明，领导说到底是用人成事的艺术，领导者只有善于授之以权柄，使之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各展所长，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二、在分权的过程中，要掌握一套制衡的策略，以防止下属集权现象的发生。要深刻明白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就必然会产生官强主弱的现象，因此为了更好地驾驭下属，必须设法在下属之间形成权力制衡的关系，以防止少数人专断。三、要善于分权。领导者在分配权力的时候，要遵循以下的一些原则：职权一致、责权对等原则；层级分明、权责明确原则；科学合理、相互制约原则；知人善任、大胆放权原则。
布下看不见的线
——朱元璋广布耳目监群臣
领导者要想了解下面的动态，必然得有一个信息渠道。通过这个渠道，领导者就能够完全掌握下属的动态，从而辅以相应的权变策略，达到驾驭的目的，当然这对被领导者来讲无疑是一种最可怕的监制。
历代皇帝之中，朱元璋可算最多疑的一个，他对臣子和民众始终放心不下。越不放心，他就越想了解他们的动向。于是，在他的控制下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孕育而生。
首先是设立御史台，洪武十五年改为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下有监察御史百十人，分掌12道。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乱政，百官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和变乱祖宗制度的，都可随时举发弹劾。
另外，朱元璋还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锦衣卫，负责侦察和刑讯。特务无孔不入，朝廷内外，所有官员的所作所为，都逃不过他们的鹰眼犬鼻，甚至连他们的家庭琐事也尽数全知，这虽然对官吏和百姓起到了监制的作用，却造成了一种紧张的局势，没有谁敢廷上高论，也没有谁敢私下小议。
文渊阁大学士宋讷，兼任国子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学生都是一些功臣子弟。宋讷订立了很严的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晚上就住宿在学校里。太学生们攻读勤奋，洪武十八年恢复进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余，太学生就占了三分之二。明太祖很赞赏宋讷的办学成绩，还特意致词加以褒美。
有一次，明太祖派画工偷偷地观察宋讷私下里的言行举止，并将其画下来。当他看到画像里的宋讷端坐着脸上颇有怒色，心里有些疑惑。第二日便派人把宋讷找来，问道：“昨日你为了什么事生气？”宋讷很惊奇地回答：“有个学生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茶器打碎了，是臣教育不当，所以生气。不过，陛下怎么会知道我生气的？”明太祖将画工偷画的像拿出来给宋讷看，并说：“你私下的言行举止，我都是知道的。”
浙江绍兴70多岁的老儒钱宰被征到京城编书，年老力衰，精神疲倦。一天，不觉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文华殿赐宴，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作得好诗。可是，我何尝嫌你，‘嫌’字何不换成‘忧’字？”钱宰吓白了脸，忙跪下谢罪。
朱元璋还建立了“奴军”，也叫“铁册军”。按公侯等级赐予十多人至百十人不等，名义上是服侍护卫公侯，实际上这支军队负有监视功臣的职责。功臣的行动，随时随地都得报告。当然，他监督功臣的手段还远不止这些，他得调动一切因素，睁开眼睛，伸长耳朵为他收集情报。
在战争过程中，为提防将领，广布耳目，朱元璋收了很多义子。这些义子不仅为他出生入死，而且还得把各将领的情况随时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小时候的朋友汤和应该是他的亲信了，汤和在守常州的时候，曾为一个不大的事请示朱元璋而被驳回，心里很不自在，酒醉后说：“想我汤某镇守在这里，就像坐在屋脊上，想往东倒就往东倒，想往西倒就往西倒，谁能把我怎么样！”这酒后胡言被监视的义子报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很是恼怒，当时虽没有治他的罪，却是一生耿耿于怀。
为了能够得到第一手资料，朱元璋常常亲自出马。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查访。
罗覆仁是弘文馆学士，为人质朴，朱元璋经常称呼他为“老实罗”。其家在城外边的一条小巷子里，房屋破旧，东歪西倒。一天，朱元璋突然造访，进屋时，罗覆仁正在梯子上刷墙壁。朱元璋看到大臣清贫若此，随即赏赐给罗覆仁一所大宅邸。
朱元璋出于疑忌，大搞监制，弄得人人自危，也滥杀了许多人，但这种监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威慑的作用，使臣下小心谨慎，不敢有非分之举。
位高者多疑，的确如此，因为谁都不愿意让坐稳的江山易于他手，谁都希望能够永远地紧握权柄，因此历代的实权派们无一例外地都得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然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如果单凭君主个人，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济。再说，君主用眼睛观察臣下，那么臣下就掩饰自己；君主用耳听言，那么臣下就花言巧语；君主用心考虑分析，那么臣下就夸夸其谈。因此，只靠耳、目、心智不足以察奸，君主必须舍己能而因法术，严明赏罚，以信代疑。这样一来，君主就可以不受群臣的分割，独制于四海之内，聪明的人不能欺诈，险恶浮躁的人不能施展谄媚的口才，奸邪也就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了。
虽然在封建社会里，广布耳目、设立情报机构是历朝历代的君主们所热衷的手段，但是其造成的惶惶局面，不能不说是这一体制所产生的消极结果。因此，领导在下放职权时，一定要把握一个“信”字，力求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决不掣肘于下属。这样一来，下属干起事来才有激情，才有魄力，也才能够放心、大胆地实施自己的想法。
当然，授权之后还是要有所“疑”的，只是这里的“疑”对事不对人，即对下属在某事件中的表现，工作的进展进行了解和监察，而用人不疑则指的是对其人品、能力，即下属固有的品质的不疑，其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在退让中行进
——曾国藩宁让权也不丢势
古人治世颇讲究“人治”，因此“人在政在，人去政空”是很普遍的事。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前人跌蹶，后人拾级”，就是讲事业有传人，但在古代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为什么？就是大多数人太看重名利，太舍不得放权了。而只有那些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却又“弓不拉满，势不使尽”的人，才是真正玩弄权势的人。
然而，高处不胜寒，中国古代读书人玩政治，几乎没有一个能成功，无论是满腹经纶的孔子、韩非子，还是骁勇善战的韩信，都失意在权力场中。但曾国藩是个例外。政治就是权力，不懂得运用权力的人肯定会成为权力的牺牲品。曾国藩是位权术大师，他从不揽权、专权，更谈不上窃权，但他却成为清代近300年来权力最大的汉臣。原因何在？关键在于他看透了权与势的密切关系：只要牢牢掌握了“势”，就不怕没有权力。所以曾国藩始终坚持一点：宁肯放权，也决不丢势。即便他人去楼空，他的势力也仍旧控制着清朝的大权。
曾国藩自道光十八年中进士踏上仕途后，就一直在官场中摸爬滚打，直到去世，他的主要精力，同其他封建官僚一样，都放在了处理复杂的官场关系上。对此，曾国藩感慨万千。咸丰七年，他因受不了各方掣肘的压力，恳请归乡守制。他上言道：“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事实上，曾国藩办理政务，碰上的都是一些与之为难者。刚开始办团练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和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思培就不买他的账，结果发生绿营兵围攻湘军，甚至攻入曾国藩团练大臣公馆的事件。如果不是曾国藩仓皇逃走，几乎惨死于乱兵之中。曾国藩要求骆秉章严肃处理肇事者，可骆秉章却不闻不问，最终迫使曾国藩离开长沙。
咸丰六年，曾国藩被困江西。太平天国石达开率部节节逼近，连克重镇，南昌、南康两地，岌岌可危。就在救兵不到、粮饷难继、外有强敌的困境中，最令曾国藩气愤的是，他的同乡且又与之共事过的江西巡抚陈启迈，此时却处处作对，不仅不输送粮饷，就连用地方一个人也不许。继任者文俊则排挤更甚，不供饷尚且不说，还使曾国藩的一支部队全军覆没，湘军骁将毕金科命丧疆场。官场互相倾轧、排挤的事实使曾国藩实在不堪忍受，于是萌生了“不欲得问世事”的念头。由于刘蓉等人的劝说，他才勉强坚持了下来。
当然官场之中的争斗只是一个小的方面，并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决定一个封建官僚荣辱生死的，是皇权。这一点，曾国藩到地方以后，体会愈来愈深刻，这使得他最终学会了如何在权力场中明哲保身。他编练湘军，手握一支强大的武装，虽然功勋赫赫，却也正犯了功高震主的忌讳。自他领兵之日起，清廷便一直对他很不放心，担心他力量太大，尾大不掉。许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带着兵部侍郎这个虚衔，用人、用兵、用饷，处处受制于人，无法施展拳脚。而清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一方面让曾国藩苦苦支撑危局，保大清江山不倒，一方面又不能让他的势力发展太快，以致无法控制，重蹈历代亡国之祸。
经过几年的官宦生涯，曾国藩通过反省以前的种种得失，终于对权力的运用也有了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这一变化，是他由申韩之术向老庄之学的转变，也是由刚直向阴柔的转变。此后，他奉行的基本用权之道便是“大柔非柔，以屈求伸”，可谓得到了权变的“真谛”。
儒家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但在实际的复杂场合中，却不可能处处遂愿，许多情况下都有可能碰壁，甚至失败。如果一味坚持，到头来只会把上上下下都变成敌人，自己却成了孤家寡人。经过一番反省，曾国藩领略到了另一种权变境界，他的行事风格，也由原来的方正，变为之后的圆通。此前，他对清廷官场习气非常反感，自己也检讨说“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出山之后，改弦易辙。以前所面临的各种冲突也逐渐得以缓解。如他与骆秉章、左宗棠等人的关系便日渐好转，为其充分施展权术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与清廷的权力角逐中，曾国藩充分施展权变之术。他不再一味抱怨世事艰辛、权势不专，当咸丰帝命其出山率军到江浙围堵石达开时，他借机找了个台阶下，从此不再要官要权。咸丰帝见他比原来听话，对他也便稍微放心，曾国藩要钱要粮时，尽量给予满足，上疏推荐人才，也大多任用。到咸丰末年，虽然曾国藩仍旧是侍郎的虚衔，却指挥着许多地方大员如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人，湘军将领即使官至提督、总兵，也仍旧在他统帅之下，实在是军事史上的一件怪事。
之后，咸丰帝终于授任他为两江总督，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务，自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受他节制。经过曾国藩的一番调整，他的幕僚也都平步青云。李续宜出任安徽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沈葆祯为江西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彭玉麟被任命为水师提督、兵部侍郎，曾国荃、刘蓉、李桓、蒋益澧都升为布政使。这样，东南数省不仅尽归曾国藩管辖，各省的主要文武官员也都是他的部下、心腹，实际上成了东南半壁江山的主人。
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经过数年的拼搏，他深深体会到无权无势的艰辛。“治事公则权势，私则情谊，二者必须居一于此”，这是他的教训经验总结。他说“军事无权不威，无势不行”，虽然说的是带兵打仗，其实是官场较量的结果。他对自己面临“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的困局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机会来了，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不断施展和动用权术。
1861年，李秀成挥军攻打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向曾国藩告急，恳求速派救援。王有龄与曾国藩向来不睦，且在浙江作战时，不给湘军提供粮饷。曾国藩很想拔掉这颗钉子，派心腹出任巡抚。因此，他根本不理会王有龄的哀求，不紧不慢地奏请由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却不命他迅速入浙作战。十二月十二日，太平军攻下杭州，王有龄自杀，曾国藩这才派左宗棠入浙。
另外，曾国藩对江苏巡抚一职也志在必得。当时的巡抚薛焕正避居上海，曾国藩便借口援沪，借以夺得这一职位。他想派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去，但曾老九一直想攻下天京，夺得首功，不愿去，曾国藩便派最得意的门生李鸿章前往。在其指点下，李鸿章编练淮军前往上海。与此同时，曾国藩向朝廷上奏，说薛焕丢城失地，不能胜任，而李鸿章才大心细，可接苏抚一职。李鸿章出发不久，就被任命为署理江苏巡抚。
曾国藩如此揽权，并非为了私利及名望，而是为了使自己在指挥上得心应手，尽快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责任。他很清楚，他的权力来自于清廷，即使他再怎么有权有势，清廷一纸诏令，仍旧可以决定他的荣辱生死。因此，在与清廷的关系中，他仍旧采取以退为进、以柔为用的权变策略。虽然位至总督，事无巨细，都详细奏报，请朝廷定夺。这一做法为的是使清廷放下心来，不会动不动就出来掣肘。因此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奏牍，这些奏牍很多都是他亲自拟写的，即使是幕僚所拟，他也要反复斟酌修改。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曾国藩才懂得什么时候当进，什么时候当退。在培养自己的势力上，曾国藩是毫不退让的。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并非一味斤斤计较于权力，而是把“势”放于最重地位。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伤人，也容易伤己，古往今来权奸巨恶，无不因权力导致覆亡。但“势”则不然，势指的是实力，是不可动摇的基础。所以曾国藩宁可自己的官不要，也要为部下谋得官位名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