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谡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处，魏兵如何敢来？’平曰，‘虽然魏兵不敢来，可就此五路总口下寨，令军士伐木为栅，以图久计。’谡曰，‘当道岂是下寨之地？此处侧边一山，四面皆不相连，且树木极广，此乃天赐之险也，可就山上屯军。’平曰，‘参军差矣。若屯兵当道，筑城垣，贼兵纵有十万，亦不能偷过。今若弃此要路，屯兵于山上，倘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将何策保之？’谡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见！兵法云，凭高势下，势如破竹。若魏兵到来，吾教他片甲不回。’平曰，‘吾累随丞相经阵，每到之处，丞相尽悉指教。今观此山，乃绝地也，若魏兵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矣。’谡曰，‘汝莫乱道！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蜀兵岂不死战？以一可当百也。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汝奈何相阻耶！’”
从以上的这段描述中，我们获知，马谡用兵之意，如同当年楚王项羽，也想来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可惜此一时非彼一时。当司马懿得知马谡如此安营扎寨，便抓住其死穴，采取以困制敌的策略，断了蜀军汲水之道。当时他是这样说的：“若兵果在山上，及天使吾成功矣。唉！孔明用如此人物，岂不误事！”就连诸葛亮在得知其用兵之道后，也无奈跺足捶胸：“失去要路，占山为寨。倘魏兵至，四面围合，断汲水道路，不需二日，军自乱矣。若街亭有失，吾等安归。”
结果正如孔明所料，不到一天，蜀兵自乱，开寨降敌者甚众，街亭丢失，诸葛亮不但失去了直取长安的良机，反而被迫兵行险着，施“空城计”才得以脱离虎口。
“死读书等于无书”，任何决断的产生，都应该因时依势，权宜制变，切忌盲目照搬、按图索骥。要善于将变化的情况及时地反映到大脑中，进行细致而有效的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样作出的决断才更符合实际，才更加具有科学性。
万不能感情用事
——刘备负气出师功败垂成
领导决断，切忌感情用事，因怒而发。《孙子兵法·失攻篇》云：“主不可怒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此安国全军之道。”领导者拍板决断，靠的是冷静、细致、周密的思考，靠的是对事物的内在矛盾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深刻认识和理性把握；而感情用事却往往会妨碍领导者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领导者应该力戒感情用事，做到“每逢大事有静气”。古人说得好：“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才是成熟的领导者所应具有的风范。
三国初期，吴、蜀两国曾联手以抗曹，可惜好景不长，因荆州的归属问题，吴、蜀纷争骤起，并且愈演愈烈。尤其在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杀害后，两国关系更是日趋紧张。
时隔不久，曹操病逝，曹丕乘机篡夺帝位，废除了汉献帝，自封国号魏。此举顿时激起天下有志之士群起围攻。为了“嗣武二祖，躬行天罚”，刘备受群臣的拥戴，也在成都称帝。值此天时、地利、人和的良机，倘若出兵伐魏，不但师出有名，且顺乎民意，争得战略上的主动，使吴、蜀两家破镜重圆，再度恢复战略同盟关系。可惜刘备念念不忘关羽之死，誓雪仇恨，刚一称帝，便决定起倾国之兵征讨孙权。
对于刘备的决定，蜀国文武大臣无不纷纷劝谏。赵云进谏曰：“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引起天下公怒。应该先兵伐魏国，再图东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陛下以天下为重。”诸葛亮亦谏道：“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魏贼若除，则吴宾服，愿陛下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可惜刘备充耳不闻，坚持道：“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张飞听闻后，异常激动，即令部将范强、张达两人在3日内为三军将士打造好白盔白甲，准备挂孝讨伐东吴。范、张两人感到困难，请求宽限数日，张飞暴跳如雷，将两人重责40军棍，并责令两人如期赶制，否则军法处置。范、张两人怨恨在心，又恐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于是铤而走险，刺杀张飞，改投东吴。
刘备得知张飞遇害后，更是怒火中烧，仓促之间便领兵直奔东吴杀去。初始，凭借兵精地利之便，攻城夺池，屡战屡胜。孙权被迫提出议和，表示“愿送归夫人，缚还降将，归还荆州，永结盟好，共灭曹丕，以正篡逆之罪”。是时，刘备若能借势收兵，与东吴罢战言和，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并恢复吴、蜀联盟的战略态势。可惜刘备完全被复仇的情感所笼罩，加上战争伊始的节节胜利，以致未能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仍旧坚持一举灭吴。结果战线太长，补给难续，渐成强弩之末，非但没能灭吴，反而被陆逊一把火烧了连营，铩羽而归。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被打破，蜀国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重感情者，必定轻理性。感情用事只会导致决断者一意孤行，负气行事，最终功败垂成。按理说，戎马一生的刘备，在主观修养上应该是比较成熟的。当初在他流亡天下时，有人曾评价他“喜怒不形于色”。重义气、重感情既是他的优点，却又是他的死穴。正是由于他过于从个人感情出发，使得他失去了理智，轻率鲁莽地作出了伐吴的决断，最后不得不带着“壮志未酬恨终天”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在这一点上，张飞则表现得更为突出，结果落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惨剧。
可见，情感用事很容易形成偏颇、固执的心理定势，而这种心理定势的存在，使得人们从大局的角度思考问题成为空谈，从而造成决断的失误。因此，作为一名聪明的领导者，应该时时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因情感而丧失理智，否则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
谋长远者，谋天下
——朱元璋高瞻远瞩三步方针夺天下
古人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领导者决断时，不仅要着眼于现在，更要着眼于未来；不仅要考虑眼前的利害得失，更要从全局出发，大处着眼，从自己所处的大环境看趋势，从而制定出胜敌的谋略。
明太祖朱元璋从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参加起义军，到至正十六年率军攻克集庆（今南京），前后仅花4年的时间，就使起义队伍发展到五六十万人，并建立了以应天府（朱元璋占领集庆后，改名为应天府）为中心的稳固根据地，成为雄霸一方的军阀割据集团。
然而，朱元璋并没有被大好形势冲昏头脑。他开始遍访天下有识之士，来帮助自己制定今后的战略发展方针。经人推荐得知，朱升很有才华。其隐居在石门山中的时候，位高权重的朱元璋屈尊亲自前往石门山拜访他，向他请教夺取天下的良策。朱元璋礼贤下士的诚意打动了朱升，他献上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三步争夺天下的开国谋略。他建议朱元璋继续巩固根据地，注重发展粮食生产，不要急于称王称帝，而应该韬光养晦以求缩小目标，待到时机成熟，再图大举，自然水到渠成，信手拈来。朱元璋非常赞赏和认同，便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来实施。
在政治上，为了避免树大招风，朱元璋决定暂不称王，对北方的小明王保持君臣关系，仍使用宋政权的龙凤年号，战旗不易帜，甚至连战斗口号也未改变：“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这与小明王的“直抵幽燕之地，重开大宋之义”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
在军事上，朱元璋抓紧军队的正规化建设，经常命令部将带领士兵勤加操练，提高作战本领。做到呼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在经济上，他非常注重农业生产。设置营田司，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派遣儒生，到各地劝课农桑；命令军队在江阴、龙江等地屯田垦荒，边打仗边生产；推行民兵制度，组织农村丁壮，一面习武，一面耕种，兵农兼资，寓兵于民。
朱元璋还非常注重军民关系，强调要“惠爱加于民，法度行于军”，要求全体将士严守纪律，爱护百姓，如有违犯者严惩不贷。亲征婺州时，他告令全军：“不准乱杀无辜，不准掳掠妇女，不准抢夺民财，违令者斩！”随同出征的亲随因抢劫民财，即被斩首示众，毫不姑息。
此外，朱元璋还注意广揽人才。攻下浙东后，又将刘基、叶琛、宋濂、章溢四大名士搜罗至帐下，并特地修建了“礼士馆”，请他们在里面居住，做自己的顾问。有了这些才华横溢的谋士的辅佐，朱元璋更是如虎添翼。
在实施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后，朱元璋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兵强马壮，民富粮足，深得人心。其在张士诚、陈友谅等人先后称王称帝时也不为所动，终于于1638年9月（距朱升提出九字方针已过了11个年头）攻下元朝京城大都，建立明朝，史称明太祖。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谋势就是谋大局，就是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以宽广的眼界统观全局，以高屋建瓴的眼光权衡利弊，把握当下，透视未来，从而赢取最终的胜利。
《孙子兵法·计篇》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古人作战时，君王总要携文武大臣赴庙堂，一方面进行祈祷，愿祖宗保佑作战胜利；另一方面进行筹算，用“道、天、地、将、法”度量战争的得胜条件，并以此制定作战方案。现代意义上的“庙算”，实际上就是企业制定战略决策前的缜密策划，其着眼点就放在对企业未来发展的谋划和设计上。
现代市场竞争，如同军事争夺。战略决断问题仍是竞争能否取胜的关键所在。因此，运筹帷幄，找准竞争中的难点也就成了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只有谋深才能计远。
事前预测，先见之明
——诸葛未卜先知，三个锦囊助刘备
预测是领导决断的前提和基础。
决断说白了就是决定下一步干什么以及如何去干，它的着眼点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或空间段。但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常会产生某些新的、不可预知的问题，因此只有全面地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纳入思考的范围，领导者们才能真正决胜于千里之外。《诗经》中曾有“适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之说，讲的就是凡事都应该有所准备。倘若没有预测为其提供“未来信息”，决断是无从谈起的。
据《三国志》记载，自刘备“借”得荆州后，并无退还之意。正当周瑜无计可施之时，忽闻刘备丧偶的消息，心生一计，告诉孙权：“主公之妹美丽刚强，何不以联姻抗曹之名，骗刘备前来东吴，将之软禁，胁迫孔明之辈以荆州来换。”孙权大喜，依计而行。
消息传到荆州，刘备听说后，异常苦恼，忙向军师求教，诸葛亮却笑道：“主公只管前去，让赵云相伴，吾自有妙计，包您既得夫人又不失荆州。”刘备听后心稍安。诸葛亮私下召见赵云，吩咐道：“吾这里有三个锦囊，内藏妙计，将军到了南徐后，以第一个锦囊上所言行事；到了年底，再打开第二个；危急关头再开第三个。此次成败全在将军身上，望将军依计而为。”
赵云领计，引500名士兵相伴而行。到了南徐，打开锦囊，顿时心领神会，遂吩咐兵士大肆选购婚礼之物，并四处宣扬“招亲”一事，同时又催促刘备马上拜访乔国老。
乔国老听到如此大事，很是不解，于是去问吴国太，吴国太也未曾听说。后方知是孙权自作主张，遂大怒：“男女婚嫁，乃人生大事，怎么我做母亲的都不知道？”孙权辩称：“此乃权宜之计。”“可现在此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唉，算了。听说刘备也是一方霸主，我倒想见识见识。”于是传令在甘露寺相亲。吴国太见刘备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很有帝王气质，又素闻刘备以仁义安天下，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将女儿许配给他。孝顺的孙权只得依了母亲，为妹妹办了婚事。孙权、周瑜两人弄假成真，心中苦不堪言。
周瑜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写信告诉孙权：“刘备生于贫寒之家，极少享乐，如今可用声色犬马迷住他。离间他们内部的关系，到时候再出兵攻取荆州。”孙权依计而行。
果然，刘备沉迷于酒色，不想回荆州。赵云怎么劝说都不管用，心下十分着急。好不容易盼到年末，打开第二个锦囊，顿时明了，遂向刘备上报：“军师从荆州发来消息，曹操出兵55万，要雪赤壁之仇，荆州危机，请主公速速赶回！”刘备大惊，将军情马上告诉夫人。次日，夫妻商议停当，借口到江边祭祖。离城后，沿江一路往荆州飞奔。
孙权知晓时，刘备一行已经走远。孙权大怒，遂派两队人马追击。快到柴桑地界时，又杀出周瑜的一队人马。赵云见形势危急，忙开第三个锦囊给刘备看。刘备依计，向夫人细说孙权、周瑜以美人计诱杀自己的阴谋。夫人大怒，命推出座车，严词斥骂追击之人，喝令赵云一行继续赶路。东吴将士哪敢得罪孙权之娇妹、吴国太之宠女，只得让开大路放行。
正当刘备等人快接近荆州时，周瑜率兵赶到，结果却被诸葛亮布下的伏兵杀得大败。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从故事的叙述来看，诸葛亮对事态的发展是这样预断的：
首先，孙权、周瑜的“招亲”只不过是一面幌子，那么既然是一场骗局，东吴上下肯定不知其事，当然更包括极有威势的吴国太和乔国老。倘若此事败露，孙、周二人肯定难以下台。因此，诸葛亮在第一个锦囊中吩咐赵云，一到东吴，便大张旗鼓地筹办婚礼，让南徐百姓众所周知，并让刘备立即拜访乔国老。这样一来，将计就计的好戏也就拉开了序幕。
当然，孙、刘之间的矛盾并不会因为“招亲”成功而得到缓解，反而还会因此事使问题进一步激化。孙、周定会在“软”的一方面下功夫，即使刘备沉迷于“安乐窝”，离间上下之间的关系。于是，诸葛亮在第二个锦囊中定下了智激刘备回荆州的妙计。
在逃离南徐后，诸葛亮料定孙、周肯定会派兵追杀，而单凭赵云一己之力难以抵挡。这时就需要刘备夫人靠国太之宠女、孙权之娇妹的身份，镇住东吴追兵。以此为依据定下了第三条妙计。
此后的形势发展变化，果然与诸葛亮预断的丝毫不差，致使东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可见，领导在预断时，只有对客观事物的矛盾作出全面透彻的分析，才能准确地把握事态的发展，而只有对事态的发展变化看清楚了，作出的决断才愈高明。实际上，人们在决断过程中常有“事前诸葛”和“事后诸葛”的说法，虽然两者都是对客观事物的讨论，但却有着天壤之别，前者说明处事有先见之明，处处主动；后者则是亡羊补牢，悔之已晚。而所谓的“未卜先知”也并非像大家所想的那般玄乎，其实这也是对客观事态分析的结果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