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经对于蒙哥南征拟写了《东师议》提交给忽必烈，忽必烈的谋士们在开平宫中进行了议论。对南下攻宋提出了不同意见。郝经是个儒生，并无作战经验，但他出语惊人，立即引起了忽必烈及众人的重视。他说：我蒙古军队以往之所以能所向无敌，一是靠蒙古铁骑披坚执锐，二是靠出奇制胜。所谓“奇”，即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这次蒙哥汗亲征四川，一来铁骑在水乡不能展其所长，二来六师雷动，实际上是舍奇而用正。郝经重点分析了蒙哥汗舍奇用正的弊病：四川一带，限以大山深谷，扼以重险荐阻，迂以危途缭径。我方乘险以用奇则难，敌方因险以用奇则易。况且双方力量悬殊，我方的战略意图明显暴露。敌方坚壁清野以待之，我无掳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虽有奇谋秘略，无所用之。最后完全丧失主动，兵势滞遏难前。其结果必然是再衰三竭。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故而他认为，征宋战争，失败在所难免。
公元1258年秋，蒙哥命令忽必烈代塔察儿总领东路军，进攻鄂州。十一月初，忽必烈率军从开平出发。十二月初，蒙哥攻取四川大良坪。公元1259年春，蒙哥进攻合州城下，西路军连下成都、龙门、剑阁、阆州、巴州、长宁、大良等大小城市10余座，可以说是战果辉煌。可眼看夏天就要到了，蒙军不怕寒冷，却难耐酷暑。是继续前进，还是撤师北还，是当时蒙哥西路军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于是蒙哥在重贵山大帐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乘夏季酷热到来之前，迅速北还。至于占领的城池，则可以委派官吏治之。今后如何进军，等回到和林再从长计议。长驻军四川的汪氏将领认为不如取道关中，直临江汉。几位老将主张沿江东下，这样可以很快脱离四川险地。但蒙哥汗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最终决定本年二月率军进攻钓鱼城，然而，对敌估计不足反被众志成城的10万宋朝军民阻止在钓鱼山下，战争进入胶着状态。这时由于天气已经相当炎热，蒙古军水土不服，疾疫流行，不久又出现了霍乱，人心惶惶，士气低落。六月，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率军支援合州，打败蒙古的涪州守军，进入重庆，并增援钓鱼城。蒙哥集中2万水陆大军，由大将史天泽指挥，拦击增援钓鱼城的吕文德军。元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二十一日清晨，蒙哥汗亲率蒙军主力进攻钓鱼城，为炮石所伤，不久死于军中。蒙哥命绝钓鱼城下，关于他死的地点，所有历史资料记载都是钓鱼城，但具体讲到他的死法后人却有着种种猜测。
耶律铸是蒙哥入侵川蜀的大臣子弟，率领禁卫军保护蒙哥，蒙哥死时，他就在其身边，亲眼见到蒙哥死的情形。同时他也是《宪宗实录》编撰的总负责人，蒙哥是如何死的，他清清楚楚。耶律铸虽然不是史家，但他是深明史例、史法之人。所以对蒙哥的死先于六月写成“不豫”，而七月写为“帝崩”，才不感到突然，引起人们的疑惑，这是耶律铸在有意避讳蒙哥的死因。有史料记载，臣子编修的史料，忽必烈是必须亲自过目审核的，因此，现在留下来的元代忽必烈之前的史料，特别是涉及皇室内部的史料，忽必烈才是真正的主编。忽必烈是一个所谓汉化很深的人，应该知道写史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任命那个特殊的臣子耶律铸来“诏监修国史”。耶律铸仅仅是为了迎合忽必烈的意愿这样记载历史。忽必烈给耶律铸的任务不是修史，而是在“毁史”。难怪明人在修元史时，史料是那样的残缺破损。这也造成了元宪宗蒙哥死亡原因有更大的猜测空间。
第一种传说就是上文所记述的被宋军炮石所伤致死。《中国古代史·元朝史话》认为是宋军发炮石击中了蒙哥，伤势过重死于军中。此说的依据是钓鱼城的地名之一脑顶坪，该地名传说是因为蒙哥死于此而命名。
其二传说为宋军飞矢射中而死。最早见于南宋诗人刘克庄“蜀捷”一诗，《中国史纲要》和叙利亚阿部耳法剌底《世界史节本》等沿袭此说法，钓鱼城也有碑文如是说。
其三传说被水淹死。蒙哥在水战过程中，所乘坐的战船被宋军凿穿，沉没，淹死。这一说法见于1307年小阿美尼亚海屯口授的东方史《海屯纪年》。问题在于嘉陵江的水战中，是宋军水师大败，该战遗址就在现今重庆市北碚区的北温泉旁的江段。该江段水流平缓，江面最宽处不足千米、最窄处才百余米。
其四传说炮风震伤而死。记载见于清代《古今图书集成·钓鱼城记》，“为炮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过金剑山温汤峡而殂”，当时合川县志等均有记载。
忽必烈命令耶律铸掩饰了元宪宗蒙哥大汗的死亡原因，给后人们可以任意猜测蒙哥汗多种死因提供玄机，把蒙哥的死因记载得如此玄乎，对忽必烈有什么好处大概只有当朝的人们才知道。
忽必烈为什么重用安童
忽必烈元世祖忽必烈打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版图，建立了元朝，他是继成吉思汗之后蒙元历史上功绩最大的皇帝。他的杰出还体现在唯才是用、慧眼识才方面。他把18岁的安童任命为丞相就是他不重资历，大胆提拔人才的一个例证。
安童（1248~1293年），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三世孙。母亲为弘吉剌氏，世祖察必皇后的姐姐。安童是元初“开国四杰”之首的木华黎的孙子，但他的突出并不体现在他的门第上面，而在于他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成熟和稳重上面。安童13岁时就因祖父的功劳而被“召入长宿卫，位居百僚之上”。但他一点也不愿意倚仗着祖辈功劳的荫庇，而是树立大志，勤奋学习。
元世祖与阿里不哥争王位得胜后，拘捕了阿里不哥的党羽千余人，世祖问安童：“朕欲置此等于死地，你以为如何？”安童说：“人各为其主，他们跟随阿里不哥也是身不由己，这由不得他们选择。陛下现在刚刚登上王位，要是因为泄私愤而杀了这些人，那又怎么能让天下人诚心归附呢？”元世祖没料到一个16岁的少年竟然说出这样有见识的话来，惊讶地说：“爱卿年纪尚幼，何以知道这番道理？卿言正与朕意合！”从此，元世祖对安童就更加另眼相待了。又过了两年，安童已经18岁了，元世祖看他处世练达，办事果断，为人稳重，足智多谋，就决定破格提拔他。安童知道后就推辞道：“现在大元虽然安定了三方，但江南尚未归顺朝廷，臣年少资轻，恐怕四方会因此而轻视朝廷，还请陛下另请高明。”元世祖主意已定，毫不动摇，说：“朕思之熟矣，无从逾卿。”于是，元世祖就把安童提拔为中书右丞相。
永定陵石象与驯象人
安童少年得志，自然会招来不少人的嫉妒。至元五年，有几位权臣想削夺安童的实权，建议设尚书省让阿合马主持，而让安童居三公之位。元世祖把这件事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商挺极力反对：“安童，国之柱石，若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实夺其权也，甚不可。”元世祖赞同商挺的意见，维护了安童的地位。
此后，安童一直身居要职，直到49岁因病去世，共为元世祖效力31年，为元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用一个18岁的年轻人为丞相，这在大一统的王朝中，甚至是直至今日，也是绝无仅有的。如果元世祖在用人上按资论辈，非要等到安童三四十岁，甚至更老的时候才能提拔他，那时的安童可能已经锐气全无、才思迟钝，早就与其他的人“同流合污”了，就更别谈什么积极性了，这将是对人才的扼杀。元世祖却抛开这些年龄、官阶、门第、资格，只从实际的才能出发，只要他认为安童有丞相之能，就大胆起用，破格提拔，“得一人而天下兴”，为自己的江山社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忽必烈两次出征日本
为什么都失败了
忽必烈执意攻打日本，除了显示大汗的权威外，还有许多更实际的考虑。元王朝虽很富有，但经不住蒙古贵族对旺盛享受消费的需求，再加上蒙古人拙于理财，元王朝的财政时常紧张拮据。忽必烈之前的两位大汗贵由和蒙哥都以挥霍无度着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激战4年，内战无利可言，自然使元王朝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此时的日本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和出口国，这个富裕的岛国在急需硬通货的蒙古贵族眼里无疑是块肥肉。
忽必烈对日本的进攻起因于日本不肯臣服。忽必烈多次派使者赴日本要求日本称臣纳贡，高丽国王也致书日本人要求他们向忽必烈屈服，但每次日本人都轻蔑地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冒犯，君临天下的忽必烈当然不能容忍，故而决定攻打日本。
公元1273年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公元1274年，忽必烈进攻日本的远征军由朝鲜扬帆出海，驶往九州岛，远征军共25000人。首战攻占了对马岛和壹歧岛，然后分三处在九州登陆攻入内陆。
面对第一次元军压境，日本镰仓幕府调集部分正规军迎战，九州沿海各藩也紧急组织武士和民兵参战。惨烈的战斗进行了20多天，日本人战术较为落后，在开始的战斗中造成了巨大伤亡，但他们仍然成功地阻止了元军的推进。在相持了几天后，日本人渐渐适应了蒙古人的战术，于是开始反击。主要由武士组成的日本重骑兵队，他们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冒着箭雨列阵冲击元军，与元军贴身近战，使得元军的弓箭优势失效。元军折损大半后退回海滩，依托回回炮防守。至此元军伤亡惨重，进展无望。由于给养即将用尽，元军无力继续守住阵地，他们只得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鲜的途中，元军的舰队遭风暴袭击，遭受了一些损失，不过大部分船只都安全回国。此次战役日本史称“文永之役”。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军入侵日本的目的，在于威吓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无灭日的决心。元军统帅利用忽必烈的这种想法，巧妙地掩饰了遭风败退的事情，以“入其国败之”的战绩，上报世祖。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本在元军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通好。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着等，携带国书再次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绕过大宰府，直抵长门室津（今天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县），企图顺利地闯过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但长门守护却将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北条时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将元使送至镰仓。然而，北条时宗既不接受国书，也不考虑其他后果，下令将元使杜世忠一行30余人斩首于镰仓龙口，只放逐了4名高丽船员。
忽必烈自然不会忍气吞声，在统一中国之后，他便着手准备第二次海上入侵。军队由中国各地、蒙古和高丽招集至沿海地区接受登陆作战训练，远征军的粮秣补给也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征集，同时高丽和中国东南沿海的造船厂也昼夜赶工，制造大小战舰和运兵船。
于是公元1281年，元帝国庞大的远征军由江浙和朝鲜两地同时出发，开始了第二次征战日本。此次出征的军容十分壮观，共有大小船舶近5000艘，军队约20万，远征军中蒙古人自然是作战的中坚。北方出海的舰队于五月底抵达博多湾，在等待南方舰队期间，蒙古人轻易攻占了博多湾的几个岛屿，岛上的居民全部遭屠杀，岛上的建筑物也尽被焚毁。六月上旬，南方舰队抵达，两支庞大舰队在九州外海会合，之后元军开始登陆作战，登陆地点九龙山距上次战争主力部队登陆的地点不远。这次远征军遇到了更顽强更有效的抵抗，日本军队以石墙为掩护，不断击退元军的进攻，还伺机组织反冲锋。激烈的战斗持续了1个多月，远征军的损失已超过三分之一，但依然不能突破石墙。到七月下旬，元军的粮草和箭已基本告罄，此时无论蒙古人还是日本人大概都以为这次战争的结局将和上次相同，会以元军的撤退收场。
这年八月一日，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飓风，风暴持续4天，元军南方舰队的舰船基本被毁，北方舰队的舰船也损失大半。北方舰队剩余的舰船搭载指挥官以及部分蒙古军和高丽军逃离战场驶返高丽。南方军的指挥官和部分高级官员眼看回天无术，也只得丢下大部队，乘南方舰队残存的几艘船逃离。此时九龙山的海滩上尚留有近10万元军，这些人失去了补给和退路，又无力突破日军的防线，现在只得等死。3天后，日本人开始反攻，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然后纵兵攻击。元军大部被杀，剩余的2万多人做了俘虏。日本人按照蒙古人的标准把俘虏分四等，前三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全部被处死，四等的唐人（南方汉人）免死后成为部民（贱民）。今天的博多湾还有一座名为“元冠冢”的小山，据说是当年元军将士的集体墓地。
在这次惨败中，元朝军队只有3名士兵逃脱，他们拼凑了一艘小船，幸运地漂回中国。忽必烈透过这3位幸存者终于知道了战败的真相，此次战争的副统帅范文虎被斩首，其他官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日本史称第二次蒙古入侵为“弘安之役”，此次战争日本人投入的军队论质量和数量都远胜过“文永之役”，蒙古人在战术上没有丝毫的优势。
元世宗忽必烈的两次出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日本史上记载的答案是因为由“神风”相助乃天助耶。从而使当时的日本人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的拜神活动。因为“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然而，科学家最新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故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入鱼腹的主要原因。
考古学家对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
据史载至元十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庆负责督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督造，并规定于正月15日动工，限期完成。6月，900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忽必烈强压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