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走，更让方子衿起疑。她再次跨上脚踏车，奋力蹬了几下，追过去。她在后面喊，同志请等一下，我有点事问你。修鞋匠快步拐进一个窄巷子。她骑着脚踏车追进了那条巷子，叫道，修鞋的师傅，请你等一下。前面那人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的两边堆放着许多东西，杂杂乱乱的，人来人往。修鞋匠快速地往前走，肩上的担子磕磕碰碰的。方子衿知道，自己骑着脚踏车，如果冲进这条巷子，一旦碰上某个人，立即会引起一场大乱，那样，修鞋匠肯定趁机溜走。巷子那么窄，人又那么多，她很难避免这一点。她连忙刹住车，从车上跳下来，迅速磕下支架，上了锁，一刻不停地向前奔去。修鞋匠舍不得扔掉肩上的挑子，终是给方子衿追上了。
方子衿一把抓住他肩上的担子，说你等等。后面想说的话没说出来，人已经愣住了。两人在那里站了好一刻，陆秋生说，让我走吧。说着，抬腿继续向前走。方子衿赶上几步，再次抓住他的修鞋担。她心里也不明白，抓住他干什么？他们能说什么？她心里有许多话，一句都没法说出来。她和他之间，有一道天堑，这道天堑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也想不明白。她本能地觉得，如果和他多说几句话，自己未来的命运，就会多几分不测。
陆秋生再一次执意要走，方子衿仍然抓着他的担子，不肯松手。
两人一直关注着对方，没留神有两个戴红袖标的人出现在他们身边。这是一男一女，都有好大一把年纪了。那女的对方子衿说，同志，他对你做了么事？听到这话，陆秋生的脸顿时白了，整个人突然间矮了半截。方子衿心中亦是大骇，她知道，自己如果应对不好，引起这两个红袖标的怀疑，立即就会被请到居委会。进入那里，无论是她还是陆秋生，都得通过自己的单位开证明来证实自己的身份。真是这样，陆秋生的右派身份无可隐瞒，而方子衿竟然和一名右派拉拉扯扯，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又是什么？
人往往有一种敏感，知道危机临近时，会特别机灵。方子衿虽然吓得手足无措，却并没有完全失去心智。她转向居委会的两位红袖标，说，同志你帮我评评理，上次我找他修鞋，六个补丁我给了他三角钱。她伸出自己的手，向红袖标掰着手指头。她说，三角钱啦，可以买两斤多米五只鸡蛋，十几个馒头。可以买十几斤白菜。那个男的见她有点夹缠不清，打断了她，说，行了行了，这些账我们会算。你说吧，你抓着他，到底为么事？
方子衿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有很好的表演才能。她说，为么事？还不是那几个补丁？我给了他三角钱，原想他把鞋修好吧。可是，他当面对我说得好好的，我还没穿两次，那鞋又破了。那个女人向着女人，对陆秋生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修鞋怎么啦？修鞋也是为人民服务。你给她修鞋，她给了你钱，你就应该为她把鞋修好。我说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怎么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革命同志？
戏既然已经开场，陆秋生也就无师自通地演下去。他说，同志，你不晓得她那只鞋是么回事。你也听她说了，一只鞋补了六个补丁。别说是一只鞋，就是一件褂子，六个补丁，那也破得不成样子了吧。我劝她说，这鞋破得不成样子了，不要再补了，干脆买双新的吧。她说，买双新的？你说得轻巧，一双新的要两块多呢。
老太太找到话题了，脸色一变，对陆秋生说，我说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嘛。旧的怎么啦？旧的就不能穿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艰苦朴素，要勤俭建国。如果都像你这个同志，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还能保持吗？
陆秋生被两个红袖标批评教育了一顿，最后，他们命令陆秋生跟方子衿走，去将她的鞋重新补好。陆秋生不敢再坚持，只得挑着鞋匠担子，跟在方子衿后面。走到街口，方子衿推了自己的脚踏车，向前走去。陆秋生不太情愿，却也无可奈何，亦步亦趋地跟着，两人谁都不说话。一直走了两条街，估摸着不会再有人注意，方子衿才停下来，转过头看陆秋生。陆秋生亦停下来，头低着，一句话不说。
方子衿说，走，去你住的地方看看。陆秋生仍然站着，不动。方子衿说，走呀，你怎么还站着？陆秋生怯怯地说还是不去了吧。方子衿说，为么事不去？你是我哥，我去看看我哥住的地方不成？陆秋生说，我不是你哥。方子衿说，就是，我说是就是。你如果不是我哥，你么样为我做那些？陆秋生抬起头来看她，那张脸虽然布满了岁月风霜，眼睛却还依然晶亮有神。他的目光仿佛有刺一般，猛地刺了方子衿一下。方子衿本能地向后伸了伸腿，想退，最终还是停在那里。
她的语气委婉了许多，说我想去看看你住的地方。
陆秋生摆了摆头，说，不行的，要登记的。
听到这句话，方子衿如梦方醒，知道自己真的不能去。可她又有好多话想和他说。这里人多眼杂，自然不是说话的地方，又不能去公园等一类场所。她这身打扮，人家一眼就能认出是知识分子，而他却是一个修鞋匠，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对比太强烈，肯定会引起那些巡逻的民兵注意。她说，我想和你说说话。
陆秋生抬头四处看了看，然后迈开双腿，越过她，向前走去。她没有说话，推着脚踏车跟着他。又走了一条街，陆秋生在一个街口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担子，搁在街边，从鞋匠箱子旁边取下一张小凳，塞到屁股下面坐下来，又摆出另一张小凳，放在方子衿面前。方子衿站在那里，没动。陆秋生拉开小抽屉，拿出一只鞋，又拉出下面的抽屉，拿出皮锉胶水一类东西。他开始锉那只雨鞋。
方子衿支好脚踏车，弯下腰，抓过那张小凳塞到自己的屁股下面，坐下来。她好奇地问他，你么时候学会补鞋的？
陆秋生说，这一切原本都是为了战争。在部队的时候，他常常要去侦察敌情。为了隐蔽自己，不得不给自己找一种保护色。这就是国民党军官和共产党军官的区别。国民党的军官，确实都是军官，或者说是军阀，可共产党的军官是一些万金油，做什么都身先士卒。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非常激动，也带着感慨。她知道共产主义是他的最后信仰，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了这个信仰献出了很多。如果这最后的信仰都失去了，他心中的幻灭感会多沉重，她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他心中永远的刺，她不想去碰这根刺，也没有能力去碰。
她转换了话题，问他，你不是在红川吗？么样回到宁昌了？
面对她的提问，陆秋生只简单地回了一句，红川没法呆了。她反复问他，他才说，以前，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留了下来。他是被管制分子，工人编制，一个月拿十八块钱薪水，和刚参加工作的工人一样。干革命干了这么多年，落到这样的地步，他心里也十分委屈，多年来，一直在写信向上面反映自己的事，希望上级党组织给自己一个公正评价。可是，这些信全都石沉大海。
方子衿不解，问道，为么事？你们都是革命的功臣。
陆秋生说，他找以前的老领导打听过了，像他这种情况的不少，甚至有很多职位比他高的，也被打成了右派。这些人全都是经过长时间革命斗争考验的，可以说是忠诚的革命者。但是，他们得罪了某些领导，结果被这些领导借助运动之机给整下来了。陆秋生的父母虽然是高官，但解放后在中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相当一段时间在江西工作。后来又调去了北京，对于中衢的影响力更小。而中衢各级干部，也都在这几年间有了较大的调整。以前答应留下他的那些干部全都调走了，新来的干部，既不了解情况又和他没交情。那些人不断给他制造麻烦，在肉体上摧残他在人格上污辱他。他心里清楚，那些人是想逼他走。他无路可退了，只好提出辞职。他的辞职报告交上去的第二天，户口就给下了。他知道这事在局里没法解决，跑去找市委组织部。人家将他当成皮球，踢过来踢过去。他想，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自己能回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恒兴，那是他退伍后参加地方工作的第一站。那里有一些老领导老同事，他们或许愿意收留自己？此外，就只有宁昌。宁昌是他的原籍，可他觉得回宁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宁昌毕竟是省会，是大城市，由小城市调往大城市，难于上天。整个中衢省，想调进宁昌的有多少人？恐怕数十万计，可每年真正进入宁昌的，大概也就百来个人。
陆秋生回到恒兴，才知道这里已经物是人非。以前的老领导，有的死了，有的上调走了，有的被打倒了。留下来的干部，不是没什么实权，就是明哲保身，听说他的情况就向后缩往后躲，面都不肯见。无计可施，他只好到了宁昌。在宁昌，他能找的只有杨维华。杨维华如今升了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杨维华说，目前这种形势，他也不敢公开出面帮老同学，只能暗中援手。他给陆秋生出主意，叫他打个报告，通过正常渠道递上来，局长办公会上，他会帮忙说话。陆秋生将报告交上去，回到红川等了三个月，终于有了回信。接到通知的时候，他都有些不相信是真的。
工作了这么多年，他身无长物，仅仅只有一床破被子几件旧衣服。他将被子往身上一背，提着那口跟了他许多年的破箱子上了路。这半年多时间，他花光了所有的钱，已经没有钱坐车，只好从红川步行到了宁昌。在分局，他用那张通知单换了一张户口迁移单，然后赶到派出所。派出所长拿着单子，二话没说，给他上了户口。
户口虽然出乎意料地上了，陆秋生还是茫然，自己出生和长大的这座城市，一切都是如此熟悉，可是，哪里有自己的立锥之地？好在所长对他说，我知道你没有住的地方，我已经找过房管局，给你作了安排。是你们家的老房子，你拿着户口，去一趟房管局，他们会给你住房证和钥匙的。陆秋生原想感谢一番，转而一想，自己这种身份，连感谢的资格都没有了，说感谢的话，实在是一种奢侈。
他往外走的时候，所长又问他，你没有工作，今后怎么生活？陆秋生停了下来。这个问题他不是没有想过，从红川到宁昌这一路上，他一直都在想。可是，他无法想象。自己出生入死参加革命，现在竟然连基本生活保障都失去了，他第一次对人生感到绝望，什么念头都有。听到派出所长如此一问，他向外迈动的脚停下了，几乎要痛哭失声。
所长说，你有么手艺吗？他开始摆头，继而想到自己为了侦察敌情，曾经学过皮匠，说我会修鞋补鞋。所长松了一口气，说这样就好办多了。我给街道打声招呼，让你修鞋好了。修鞋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陆家在宁昌原有一幢很大的房子，当时就有四十多间。解放后，政府把这些房子没收了，分隔成许多小间，安排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他拿着户口到房管局时，人家也没说任何话，将其中一小间给了他。他于是在宁昌安下了家。世事说起来就是这么奇巧。如果他没有被划成右派，就算花再大的功夫，想进宁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方子衿听了他的经历，心里不是滋味。如果不是为了心中的那份爱，他不会将她从恒兴弄到宁昌，她也就不会遇到胡之彦。如果不是为了帮她清除来自胡之彦的威胁，他也不可能得罪文大姐。为了这份情，他的付出是如此之多，可是，又半点回报也没有。想到这一切，她的眼泪立即流了出来。
陆秋生一见，立即说：“快点揩干净，这是在大街上，人家见到就麻烦了。”
方子衿一边揩眼泪，一边说：“哥，我心里好苦。”
陆秋生说：“苦么事苦？我蛮好的。你一定想不到，我比你收入还高。”
方子衿说：“你不用哄着我，修鞋能挣多少钱？”
陆秋生给她算了一笔账，打一个补丁，小的二分钱大的能挣五分钱，如果是皮鞋就收一角，补丁大一点，收一角五。钉一对鞋掌是五角。还有修伞呀，修包呀等等。如今这年月，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所有的东西都是修了又修补了又补，无形之中，倒是他的生意好了。他的活干不完，一些老熟人的活就带回家晚上干。好的时候，一天他能赚够三块，就是差一点，也在一块以上。一个月下来，少说也有五十多块，多的时候上百块。他一个人生活，开销少，十块钱足够了。
她不可能在这里呆太长时间，时间一长，会引起别人怀疑。不得不走的时候，她说，哥，把你的地址给我，有空的时候，我带梦白一起去看你。陆秋生说不，你不要去。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去了对你不好。你也不要对别人提起见过我的事。你回去吧，就当我还在红川。方子衿坚持，陆秋生只好拉开抽屉，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拿出半截铅笔头，在舌头上蘸湿了，写下地址。
方子衿接过地址站起来，扶着脚踏车，用脚轻轻磕开支架。临走之前，她还想对他说些什么，却又觉得没法说出口。人的一生，什么债都能欠，就是不能欠情债。感情的债，一旦欠上，再轻也是沉重，永远都还不清了。
她跨上脚踏车，奋力向前蹬去，不敢有丝毫松气。她担心自己只要松一点气，就会大哭出声。
八月三十日，方子衿给女儿方梦白打扮一番，带着她去附属小学报名。解放后的几年间，新生儿出生率非常高，这批孩子，三四年前开始入学，给原有的小学教育体系造成了相当的冲击。医学院附属小学在整个宁昌属于条件最好的小学之一，仍然无法满足生员快速增加的需要。为了应对新生入学，学校打开两间教室接受家长带着孩子报名。报名手续非常繁琐，第一项是查验户口，第二项是填表。
每一个中国人，都建立了极其严格的政治档案。像方子衿这一代人，他们的政治档案是参加工作的时候建立的，后来，每年都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尤其是像她这种家庭成分存在瑕疵的，必须经常写思想汇报，这些东西，全都被塞进了她的档案中。人们无论走到哪里，档案都会像影子一样跟着他。档案比影子可怕，自己虽然抓不住影子，却可以看到。档案却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别人到底往你的档案里塞了些什么，你自己永远都不知道。而这些被别人塞进去的东西，什么时候会对你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你更是无法掌握。档案就像一条躲在暗处的毒蛇，你永远不清楚它会在你身上什么地方下口。
方子衿知道自己所填的这张表，会成为女儿档案的第一页，她不得不异常慎重。
表格的主要部分填起来容易，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接下来就是重要一项：家庭成分。家庭成分是一个方子衿始终未能搞懂的概念，如果说，子女填的是父母的家庭成分，那么，方梦白的家庭成分应该是干部，因为方子衿本人是干部。可是，她不能填这样的成分，她得填方子衿的家庭成分，自由职业者兼地主。但如果是换一个人，比如胡之彦，他本人是劳改释放犯，他的孩子填家庭成分的时候，原本该填劳改释放。可他们不需要这样填，他们填的是干部。在家庭成分一栏后面，还有本人成分一栏。每次填表，方子衿对这一栏充满困惑，无数次问过别人，应该填什么，别人说，填学生。她觉得奇怪，自己早已经是教师和医生了，怎么还是学生？人家说，你当然是学生，就算你一百岁了，也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