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作者，多少优秀的作者，由热爱出发，最终却为爱所累。最可惜的是很有才气的作者，或者为浮躁短暂的外界干扰了内心恒久的感悟，或者无法跳出自身的束缚，不断重复自我，那个注定并不完美的自我。祝勇难得之处在于对文字一直保持着理性的自审。我隐约记得他说过：他对文字的兴趣就是不断地写新的东西。这个新，祝勇的定义极明确，不仅是题材的新，也在于文体的，思想的。每思至此，我就认为祝勇真正迷恋的是一种思维的乐趣，文字不过是这种思维的载体。从散文入手文学的人大约都有这样的特性。散文相对于诗，就在于一份逻辑与思维。
应该正是因为这份真正的本质的热爱，祝勇才会在不惑之年去念个艰深的博士学位，据说还心甘情愿落在以严厉出名的导师手里。而在文字上一向是少年得志，一帆风顺的祝勇，也就在他导师命令他重新提交论文大纲时，才能罕见地竟因了文字而神情肃穆，语气严重，终于不复那种对短时间内出品达到发表质量的“万八千字”口轻飘飘的德性。
想起GarrisonKeillor在美国国家公众电台（NPR）的APrairieHomeCompanion节目中有档无厘头私家侦探的小专栏，种种荒唐的经历，每至结束，片尾音乐响起，很弘扬的，便是那经典的点评，这人群中微小无奈的私家侦探在苦苦寻索着正确的答案，为那些“life’spersistentquestions（人生恒久之问题）”。
写作，如果没有这种跟生命紧紧相连的动力，怕是持久不得。
祝勇喜欢用二手素材来演述他的人生思考的。他对历史素材尤其痴迷。其实早在《旧宫殿》里，他的历史素材就已经不是狭义的历史素材了。如果说，国内狭义的散文定义是非虚构性，则祝勇和他的“新散文”写作早已突破这种人为樊篱。他的历史是主观的，现在进行时的，随着他思索的加深，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记者出身的我最坚决反对那些狭义的所谓真实与客观。标准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为“人生之恒久问题”寻找答案。当然，这个“人生”可以是小资的，个体的，可以是宏观的，社会的，亦可是历史的，未来的，现在的。凡此种种都是不同的表象，而不同的富有生命力的富有个性的写作风格正由此出。
2010年早春，祝勇忽然拉我去故宫。按其一贯风格，又是桩“拖得不能再拖了，没办法了”的事情，并且又是那种众多文字相关的项目被他同时游戏着，一个白天愣被他安排出无数次见面、商谈，以及故宫巡游。但即便如此，他可不是带我周游故宫，而是再度沉浸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了。他一回首，需要确证眼角余光里的角楼飞檐是何形状，是何名称，从养心殿到储秀宫该走怎样线路，等等；他走在嵌在高墙广厦间的路上，想象着自己正重复当年帝皇将相的脚步，走在某历史大关节处。
祝勇正写一本长篇历史小说。不知什么时候动笔的，恍惚间完成大半了。又是那种应该被口诛笔伐的轻盈语气。
祝勇“求”我写篇印象记，抓紧机会口诛笔伐，一报宿怨。时间紧，任务重，“万八千字”对半砍价成四五千字，口诛笔伐意犹未尽，这场交易吃亏的还是我。
写作是我们的信仰
——于坚、韩东、祝勇对话录
于坚：著名诗人
韩东：著名作家
祝勇：著名作家
读一个作家的单部作品是一回事，读他的文集是另一回事。这两年，我开始注意一些作家文集的出版，因为从那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一个作家成长探索的轨迹。只有当多卷册的文集放到你面前，你才能知道聚沙成塔的威力。它同时也是一种冒险，因为需要写作者有不悔少作的勇气。到底是写作技艺的精进，还是功力的衰退或重复，都暴露在读者眼皮子底下。而好的文集，会呈现出一种坚持，既有时间上的坚持不懈，还有写作信仰的坚持。这是我在看到新散文作家祝勇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祝勇散文系列》，以及祝勇刚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散文论著《散文叛徒》时的感慨。也是逛书店时看到韩东、朱文们那些作家文集时的感慨。
时间不禁算，说起来，有许多作家好像已经在写作路上走了好多年。当年积攒的那些声名，可能早已被现在的新秀所替代，但他们似乎却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自己的写作信念。从他们的文字中散发出来，也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散发出来。
在网络的平台越来越把写作变成一马平川的上传与粘贴之时，我们反而更愿意多听听这些人对写作的看法。因为关于写作这件事，他们已经思考了几十年。现在也依旧在思考。这些思考，对我们也不无启发。散文家祝勇与诗人于坚、小说家韩东2009年春上在江苏常熟昭明太子读书台进行过一次对话，这里所涉及的话题，我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活动中，又一次听于坚说起过。他有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不相信才情。我觉得真正的写作是持续不断的、工匠式的写作。”
——孙小宁（《北京晚报·书香周刊》主编）
祝勇：首先感谢于坚兄、韩东兄参加这次谈话。我们分别来自北京、昆明和南京，见面的机会很少，所以我很珍惜这次谈话，尤其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在南朝梁时期著名的昭明太子读书台。我想它一定会成为我写作生涯中一次难忘的记忆。
韩东：谈话录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书写方式。这种方式自有它的优异之处，有它的顽强。“文如其人”，话，就更是如此。谈话录的现场感、即时性以及对抗性（问答之间）的和谐使得思想成为可流动的、可触摸的，使得叙述成为可感和富于人情的。好的谈话录就像剧本会显露无遗。
我喜欢访谈录这种方式，因为它是一种考验，因为它“赤裸”的程度，也因为它的“现实”性。读与写（或说）的关系在开始就是真实的，你不得不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中对着一个现实的人说，渴望对方的理解，并接受刺激以及反馈。当然这种方式也是要经过学习才能把握的—整理修订过程的松紧程度以及它所产生的后果。访谈录是一柄双刃剑，作为一个有责任有能力的写作的人，不仅需要了解它的性能，也得按规则行事。
于坚：我想说我们与所有写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都是职业写作者。祝勇、韩东，和我，包括已经去世的王小波，都是这样。这个职业不是什么人、什么组织赋予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的。我们都在坚持职业写作，不仅把写作当作自己的事业，也当作自己的职业。尽管写作给我们带来的现实利益屈指可数，但我们仍然靠写作养活自己，而不是从事一份其他的工作，再用业余时间写作。这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写作。
祝勇：于坚几乎每天写两千字。刘庆邦不会电脑，每天手写，三百格的稿纸，写七页，就不写了，天天如此，我很喜欢他的这种风度，不动声色，驾轻就熟。我也已经习惯在白天写作，越来越从容不迫。这是一个作家最理想的状态。写作是一生的事业，必须常态化。实际上每个作家，特别是业余写作者，都有这样一个梦想，就是写作成为他唯一的工作。从前，在出版社上班的时候，我就梦想成为一个职业写作者，把自己的有效时间都投入到写作中去，不再有时间上的压迫感，不需要为赶稿子而一蹴而就。这样才能对作品进行千锤百炼。我觉得我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安心写作。我的作品集收录的作品，几乎都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写出来的。我很满足。我同意于坚对于职业写作的界定。我认为我们这代人已经有了从事职业写作的空间和能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机遇。我们应该珍惜。
我想强调一点，职业写作与专业写作有所不同。专业写作，是指作协体制内的专业作家的写作。而对于职业写作者来说，是否从属于某一组织并不重要，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如刚才于坚所说，写作是他的个人选择，与他人无关。这样，写作不仅是他的唯一工作，而且，他也不需要为组织完成什么任务，是一种听从于自我的自由写作。这样，至少在写作状态上，与国外的作家接轨。所以，职业写作不仅仅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心态，自由、平和，同时不乏执著的心态。
韩东：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写作是民间性的。民间是真正的个人性得以存在和展开的场所。个人性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立场。你要发言，你要写作，你要做事情，那么你的立场跟你本人是要贴的，很贴的。那么就是说在“民间”，这样一个比较不受约束的状态下才能显示出来。
但是，我反对用概念来思索。所谓体制内、体制外，民间与官方，都是概念。我们活在一个世界里面，不是依赖某个概念而存在的，而且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状态。我认为用这些概念思考或是描述很复杂的现实都是言不及物的。
祝勇：西方的作家基本上都是职业写作者。他们的写作处于一种常态，是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工作，既不伟大，也不卑微。他们像理发师、商人、律师、演员一样生活和工作。在美国、欧洲、日本的书店里，都把纯文学书籍摆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甚至诗集，都印得那么考究。这令我有些意外。我曾经以为纯文学，特别是诗歌，在西方商业化环境里已没有立足之地，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它们都健康地活着。
于坚：帕慕克写作，会用摄像机把素材拍下来，然后回来再看录像。他每个细节都记录下来，不管这种写作方式你是否同意，但这种写作态度就是职业的态度。
祝勇：苇岸也这样。他写《二十四节气》的时候，每年的某一个节气，都会在他所写的乡村的同一个地点，拍一张照片。他要在相同的位置上观察时间的变化。很多年后，他把相同地点的照片放在一起，比照它们的不同，一篇千字文，他会写好几年。
于坚：乔伊斯也是的，都柏林的乔伊斯。文学的所谓现代性就在这里。如果你永远是才子式的、即兴的、风花雪月散文式的，你的汉语就永远停留在浅表的层面，没法深入。所谓现代性，并非遵从于某种时髦观念或者主义，现代性，就是对待写作的职业态度。这是我们与前辈作家区别的最根本标志。
祝勇：也区别于以后的作家。或许，像我们这样对待写作的人，以后不会有了。
韩东：贾樟柯说，他看剧本，觉得本子写得不够考究，就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你知道，电影剧本只是拍电影的参照，它的语言最终要全部转换为镜头，所以，它的修辞好坏并不直接影响影片质量。如果说人物对白考究一点，还可以理解，那么，将剧本中的描写打磨得很精美，就没有必要了，近似于无用功。但贾樟柯坚持这样做。他认为，这对他是一种训练，训练他集中精力，沉浸到一个事物中去。如果我们不能使一个剧本变得完美，我们也同样不能使其他任何事物变得完美。
对于写作者而言，有没有用心写，写了一遍还是两遍、三遍，在文字上是呈现得出来的。可能对于只看故事的人来说，效果没有什么不同，但要使文学或艺术达到精微，就不能不呕心沥血。一个敷衍的写作者，可能骗得过普通读者，但骗不了同行。
做一件事情，你得按你的理解力去做，不敷衍了事。或者不像别人那样敷衍了事。做别的事情也是这样，只要我是主动的，我会尽量不去敷衍它。当然，我也有敷衍的时候，但我不会让它出现在正常的情况下，不正常的时候我也会去敷衍。你说的严谨可能是指的这个吧，你问是怎样导致的，因为我的东西跟我是很贴的。或者我尽量让它贴，我不太相信跟我不贴的东西。
祝勇：所以，写作者必须专注于过程，有了这个过程，才有结果。我喜欢改自己的作品，不断地改。《旧宫殿》已经出版了五版，我还在改，现在收进《祝勇作品集》的，是第五版，与以前的又有变化。我愿意把自己的作品视为流动的作品，像水一样，永不固定，这样才有活力。《旧宫殿》我还会改下去，因为还有新的想法。或许，我会用一生的时间，来最终完成这部作品。我痴迷于这样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
现在很多人的写作，只是为了呈现一个结果，他们只为结果而写作，在动笔的一刹那，每一个笔画都在朝着结果飞奔，比如评奖、改编影视、翻译、向XX献礼，等等。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写作不负责任。
于坚：这些都是写作者的一些基本原则，但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到了今天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韩东：这种实用化写作，是工业化，或者说是商业化的结果。电影虽然是工业化的产物，但是电影行业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有些东西可能没有必要学习，但是它操作的规范和严谨，职业的态度，我很欣赏。
西方的写作早已职业化，职业分工很细。包括悬疑小说、商战小说、情感小说，也都职业化。作家的写作都很职业，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甚至以化装、卧底的方式收集素材，他们的职业精神，让我们的许多作家望尘莫及。
西方的评论体系，也十分严格，这无疑有利于文学的正常发展。马建跟我说过一件事，让我很吃惊。英国有一位著名批评家，马建第一本书出来，她写了一个书评，刊登在报纸上。马建第二本书出来时，就主动跟她联系，想请她写个书评，她说，不行，因为我们联系过，或者说，我们已经认识了。在这个行业中，认识的人是不能写评论的，要避嫌。他们的行业规范已经严格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自觉地约束自己，令我们肃然起敬。
于坚：我曾经在纽约遇到过一个擦皮鞋的黑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擦皮鞋，他热爱，并且享受着自己的职业，没有想过去做别的事情，现实中的各种热闹，在他面前无足轻重。我请他为我擦皮鞋，他擦鞋时娴熟的动作让我着迷，擦完后，他双手一举，亮出一个pose，说声：“OK！”他的声音里带着快乐和自信。
职业写作中必然渗透着一种职业精神。我们的工作就是写作，像他擦鞋一样，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处境，都不会中途退场。
实际上我们都对自己的写作有所要求。我们不会按照既定的模式写作，我们把阅读、田野调查、思考、文本上的探索，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综合文本”。有人把它们称为“散文”，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作品，包括《祝勇作品集》里面的作品，都不能简单地用“散文”这个概念囊括。完全可以给它们取另外一个名字。
韩东：就叫“它文体”。“它”，就是另类、与众不同的意思。
祝勇：所以说，职业写作，不同于专业写作。专业作家，是一个身份，而职业写作，则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真正的作家，以职业写作的方式，表达着他对写作的忠诚。
于坚：有些人的写作不是常态的，他们的热情只能在短时间内燃烧，他们信奉“一本书主义”，这种缺乏坚持的写作，并非真正的职业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