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江西老表的不排外，并不表现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真正包容，而只是一种以不损害自身狭隘利益的被动容忍。
江西老表性格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有小聪明，但缺乏大视野。
有一首歌曾经唱遍大江南北：“江西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好风光。”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怡人的灵山秀水，哺育了一代代聪明的江西老表。
从古至今，江西老表虽也不乏大聪明，但从整体上来说都属于小聪明。
精于各种各样的智巧技艺，是江西老表的一大特长。景德镇的瓷器，以其“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而誉满天下；萍乡万载的爆竹烟花，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绽放着喜庆的声音和吉祥的图案；樟树的药材，在中国古代中药加工技术方面独领风骚；宜春的夏布，在华夏的纺织技术方面独树一帜。在许多村庄，一方方精美的木雕和石雕令人拍案叫绝；在城乡的每个角落，一个个从事堪舆和星相的江西老表身影充满着高深和神秘。应该说，诸如此类的工艺技术，虽不要大智慧，但却离不开心灵手巧的小聪明。江西老表在这方面似乎有独到的才能。
江西老表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善于经营小生意。“一个包袱一把伞，跑遍全国做老板。”明清时期的江右商帮，不仅将生意做到了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而且在江浙和北京，他们的生意也很活跃。遍布在许多地方的大大小小的万寿宫和江西会馆，就是江右商帮的活动场所。有一则资料这样告诉我们，从明至清，全国各地的万寿宫共有一千多座，而在北京的江西会馆则从明初的十四所增加至清光绪年间的五十一所，五百多年来一直位居全国的榜首。江右商帮以其独特的经营方式创造了小农和自然经济时代商业的辉煌，被称为与徽商、晋商齐名的全国三大商帮之一。
然而，使人遗憾的是，江右商帮的生意无论怎样也难以做大，既没有出现像徽商那样坐拥巨资、堪与王侯相比的富商大贾，也没有形成像晋商那样经营票号行业的垄断巨头。这不能不是江西老表的一个悲哀。
其实，岂止是在古代，就是在现在，江西老表的生意都始终在“小”字上打转转。许多人还记忆犹新，当改革开放刚刚兴起的时候，江西老表在不少方面开创了全国“第一”：第一辆摩托车是江西造，第一台电风扇是江西造，而且汽车和电视机的生产也遥遥领先于一些兄弟省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看到江西汽车飞奔在大江南北，赣新电视辉映在千家万户，江西老表的心里该有多么的自豪！而那时，安徽的奇瑞汽车和四川的长虹电视还不知道在哪里。但此后仅仅过去了十几年，事情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奇瑞汽车以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迅猛发展，一举驰骋于国内外市场，并成为我国唯一具有发动机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品牌。长虹电视也异军突起，一举成为了全国销量和品牌的霸主，并出口到世界各地。反观我们江西，曾经为全国第一的摩托车和电风扇不见了，曾经为抢手宠儿的赣新电视机消失了，江西的汽车也因几次错失良机被远远地甩在了同行业的后面。历史的车轮从来就是这样的滚滚无情。
好的幼苗却长不成参天大树，领先的产品却发展缓慢以至被淘汰，这不能不是江西老表心上永远的伤与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是因为江西老表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
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但绝不是事情的本质。根本的原因在于江西老表的视野不宽。缺乏大的视野，眼光就看不远，生意就做不大，往往会小富即安、小进即止，这样不仅会导致已有的东西渐渐丧失掉，而更为严重的是会因看不清发展前景而坐失壮大自己的良机。有一则故事令人啼笑皆非：1970年，国家决定在江西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这本来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呀！但江西却婉拒了，理由是有了这么一个几十万人的厂子每天要供给大量的粮食蔬菜而抬高物价。这个“小算盘”打得也太精明了。于是，该厂改在湖北的襄樊落户了。江西老表就这样因为自己的小聪明而失去了一个关系全省长远发展的大企业，可见小聪明一旦失去大视野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江西老表的视野不宽还和江西的地形有着某种关联。
打开江西地图，人们就会发现其形状就像一个大盆地，四周几乎都被高山包围着。东面的武夷山隔断了通往闽浙的商道，南面的大庾岭阻挡了广东吹来的海风，西面的罗霄山挡住了三湘的英武之气，东北面的怀玉山和西北面的幕阜山则像两只钳脚一样夹峙着，仅给江西的北部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豁口。而全省中北部的地势却比较低，从南向北贯穿全境的最大河流赣江以及抚河、信江、修水、饶河，犹如五条巨龙，不仅从不同的方向汇集成了浩瀚无际的鄱阳湖，而且在赣中北部冲积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原。人首先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也许正是这种盆地地形，使江西老表不知不觉地产生了“盆地意识”。由于被四围高山遮住了视线，江西老表也就陶醉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盆地生活之中。
看不见外面的精彩世界，江西老表的视野怎么能大起来呢？胸怀怎么能宽起来呢？
江西老表性格的第四个特点，就是会读书，但缺乏创造力。
有一组数字足以说明江西老表具有超乎寻常的读书天赋。
自从隋朝创办科举制度直至清代末期的一千三百多年间，全国共考录进士约十万人，其中江西就达一万人，占全部进士的十分之一。
在江西吉安、临川等地，曾经出现“一门三进士，五里十状元”的盛况，“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一门五人同登进士科，祖孙六代有三十八人考中进士。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书院诞生在江西，这就是唐代德安陈氏宗族创办的东佳书院；第一个在全国最具规模最具影响的书院也在江西，这就是庐山白鹿洞书院。
遥想当年的赣鄱大地，那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啊！在数以万计的私塾里，在遍布各地的书院里，多少学子正襟危坐，在老先生严厉目光的监视下，诵读着四书五经。每当考试来临，学子们又纷纷告别书斋，穿上长衫，不辞辛苦，跋山涉水，行色匆匆地奔走在通往城里考场的乡间小道上。特别是参加殿试，从江西到京城，那可是几千里之遥，一走就是几个月，途中要经受多少风雨，历尽多少艰险！为了中榜，多少人从青丝熬成了白发，从耳聪目明熬成了老眼昏花。读书奔科举，构成了江西历史上一道最为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如果说历史的辉煌已经暗淡了的话，那么今天的江西老表是不是还喜好读书呢？
答案是肯定的。岂不是么？近三十多年来，尽管江西的经济仍欠发达，但是在历届高考中，江西的录取分数线都是比较高的，而且比一些发达地区要高得多。同样的分数，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的考生可以上重点大学，而江西的考生却只能读一般本科院校。于是，在前些年大学录取比例较低时出现了不少学生“在江西读书，到外地高考”的“飞地升学”的怪现象。特别是那个被誉为“才子摇篮”的临川中学，更是以其不同凡响的教学质量和名列全国前茅的升学率，吸引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求学者。这里，每年都有许多优秀的学子源源不断地走向北大、清华等一流的高等学府。
也许就是因为江西老表会读书，所以在中国文学和学术的灿烂星空中，出现了一连串闪闪发光的江西人名字：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晏殊、朱熹、陆九渊、文天祥、汤显祖、八大山人……
江西老表会读书，关键在于有一个代代相沿重视读书的传统。无论是在偏僻山区的土屋里，还是在江湖平原的农舍里，不管什么人家，哪怕穷得锅里没有一粒米，也要想方设法养上一头猪，以供养孩子上学读书。对于许多人家来说，有了猪，就有了孩子的学费；有了猪，就有了孩子的前途。正是养猪，使一些处于贫困和社会底层的子弟有钱读书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少父母也通过养猪实现了望子成龙的愿望。
在人们的心目中，猪是愚蠢的象征，想不到江西老表却用它铺就了一条长长的通向聪明之路。所以，很多人对此深有感触地说：“江西老表，一会养猪，二会读书。”
按一般逻辑，读书好坏同创造力的大小是呈正比的。读书好的人创造力相对比较强，读书差的人创造力相对比较弱。如此看来，江西老表会读书，他们的创造力也一定非常强。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江西老表所缺少的恰恰就是创造力。
江西老表创造力的缺乏，集中体现在创新精神不强上。他们读书，大多只是一味地啃书本，而不是把书本作为启迪智慧的钥匙；他们读书，只是一味地相信书本上的答案，而不是去有所怀疑，有所探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所以，从古至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些极需要创造力的领域，江西老表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在长达几千年的古代，江西几乎没有出过什么有影响的发明家，也几乎没有出过什么革故鼎新的思想家。就是在近现代，江西也极少出过什么具有杰出开创性贡献的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和大学者。
江西老表创造力的缺乏，是封建文化和科举制度结出的恶果。江西是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发端地和传播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根绝人的一切欲望。陆九渊的“心即理”，认为“心”和“理”是永恒的，一切封建的道德教条都是人心固有的，也是永不变化的。几百年来，这两种学说就像两块巨大的石头，首当其冲地压在了江西老表的心头，使他们动弹不得，久而久之也就变得麻木起来。试想，一个没有欲望冲动的群体，一个深被封建道德教条禁锢的群体，他们怎么会有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呢？
当然，导致江西老表创造力缺乏的另一个因素，是在长期八股科举制中形成的与书本知识趋同的思维定式，一切顺着书本思考，一切照着八股作文。江西老表的这种顺向思维定式通常所产生的就是缺乏创造力的“高分低能”。可见读书既可以为人类的进步插上飞翔的翅膀，同时也可以使人类的创造失去想象的天空。
江西老表，什么时候能把“会读书”真正转化为“会有创造力”呢？
江西老表性格的第五个特点，就是有着强烈的官本位意识而缺乏市场经济观念。
不论走到赣鄱大地的哪一个角落，人们都会产生一个相同的感受，这就是江西老表“官崇拜”的情结非常浓厚。
在一座座姓氏宗祠里，祖先中谁的官最大谁的牌位就最显眼。
在一本本厚重的家谱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为官进士者的名字。
在一个个古老的村庄里，最使村里人自豪的是那些陈旧斑驳的官邸、官牌和官匾。
在一次次茶余饭后，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当官。特别是那些业余组织部长，更是趁机发布有关干部的“新闻”，什么某某人要到哪任职了，某某人要提拔重用了，某某人是一匹“黑马”，讲得绘声绘色，听得大家直瞪眼。
在一个家庭，不论是父亲母亲还是儿子儿媳，或是女儿女婿，只要有人提拔当官了全家都会情不自禁地举杯相庆。倘若长期没有人升迁，就会悲观丧气，尤其是男性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感到抬不起头来。
同样，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单位，一个人如果提拔得快，官做得大，大家都会赞他有本事并刮目相看。反之，一个人如果提拔得慢，或者久未得到任用，大家就会说他能力差，甚至投以鄙视的目光。怪不得在全省的每个地方和单位，都以出了大官而感到无比的光荣和骄傲。
一切以是否当官为尺度，一切以官职大小来衡量，这就是深深浸透在江西老表血液里的官本位意识。
正是因为这种浓厚的官本位意识，在江西老表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官磁场”。许多人对做官趋之若鹜，有的人甚至为了捞个一官半职，不惜跑门子、拉关系，使出浑身解数，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也许是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官场上，所以江西老表不太懂得市场，不太会搞市场经济。
不像浙江人那样可以把小商品做成大产业，不像江苏人那样可以把小企业做成大公司，不像广东人那样勇于渡船出海下南洋做商贸，不像上海人那样敞开胸襟打造国际商埠，江西老表似乎对商品和市场表现得非常迟钝。他们就像一个迈着八字方步的老先生和缠裹着厚厚臭布的小脚女人，或好奇地在市场经济的岸边观望，或小心地在市场经济的岸边徘徊。所以，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偌大的一个江西省，除了清朝晚期开办的安源煤矿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商企业。省会南昌只有为数很少的手工作坊式的企业。就是在一百多年前被英国人辟为“五口通商”且有“小上海”之称的九江，也仅有几家规模很小的纱厂。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江西老表市场经济观念的缺乏，是因为没有受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影响。这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历史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令人心痛的几幕：当西方列强在十九世纪中叶从海上用炮舰轰开中国市场大门的时候，江西老表却还沉迷在心性命理学的清谈中。当沿海地区的工商贸易蓬勃发展的时候，江西老表却还沉迷在自己的那一片田园风光中。当邻省的洋务运动和民族工业方兴未艾的时候，江西老表却还沉迷在农耕田粮应是全省头等大事的旧式思维中。可以说，在市场经济面前，江西老表几乎是一张白纸，这样他们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市场经济意识。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曾记得温州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市场意识是恶劣的自然环境逼出来的，因为人多地少无法生存，所以只得出外做生意谋生。由此反观江西老表，也许正是因为自然条件过于优越，到处山清水秀，土肥水美，使得他们坐享天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世世代代在这种舒适惬意的自然经济生活中打发着时光。
由此观之，江西老表缺乏商品和市场经济观念，与其说是官本位意识太强和没有受过市场经济熏陶造成的，不如说是优越的自然条件造成的。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既给他们带来了大自然的巨大恩赐，但又使他们丧失了生存的压力；既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又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一个没有生存压力而又有着沉重包袱的群体，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是难免要沉沦和被淘汰的。
江西老表性格的第六个特点，就是朴实热情，但缺乏勤劳刻苦精神。
在一般人眼里，都觉得南方人比北方人勤劳刻苦，北方人比南方人朴实热情，但作为彻头彻尾南方人的江西老表好像是个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