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周龙汇报了钢厂目前的生产现状，国内的形式，一九八二年订货的市场需求，钢厂全体干部职工求发展的迫切愿望
他给乡财政和乡领导们打了个比方：如果现在市场上鸡蛋要涨价，可家中只有一只产蛋量不高的老母鸡，假如此时你有借钱买鸡下蛋赚钱的机会，你会不会放弃？
道理很简单，敢借敢买的是精灵人，不敢借不敢买的是憨包。
也许是李化旭步步紧逼，使那些决策者们无法敷衍；也许是王周龙详实而合理的论证，使他们心服口服；也许是钢厂上下全体职工兴厂的决心，使他们感动。
总之，不管是乡领导，还是乡财政的工作人员都说：“上！在这个时候不上，真他妈的是憨包！”
于是，他们终于为八角钢厂的汉子们让了步。
仅三万五千元，八角钢厂就从崇庆某小钢厂买来一台工艺先进、配套齐全的三辊式250×4型轧机。
当崇庆县那小钢厂在破产的危机中感到焦头烂额，万念俱灰，无法找到出路时，就是能报废卖出那台被他们已视为包袱的250×4型轧机，对八角钢厂也是千恩万谢。八角钢厂的汉子们在苦涩的喜悦中，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市场信息的重要。
信息，这个在现代市场中无所不在的精灵，无形无影中强烈而深刻地主宰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得失予夺。
关于这台三辊式250×4型轧机的故事，我们就不得不说说关于谭玉国的故事。在“德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他是一个褒贬不一的人。
他对“德钢”无限忠诚，他工作积极，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但他又是“德钢”的管理干部中，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他为“德钢”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中坚技术力量，现有几人正担着“德钢”集团的大梁；他不因循守旧，敢于突破常规，敢为天下先，拥有保持与时代同步的企业经营理念；他为公司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些大胆尝试，导致他和公司管理层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即保守与革新之争。
在那台三辊式250×4型的轧机落座“德钢”时，谭玉国年方二十出头。尽管他仅只高中毕业，但在当时的“德钢”，在年轻的一批职工中，他学历是最高的。但谁也不可否认的是，在“德钢”创业、发展、转折、跨越、变迁直至铸就辉煌的历程中，哪里有冲锋陷阵的地方，哪里就有谭玉国的身影。
他勤奋，好学，诚实，有较强的责任心，很得王周龙的赏识和器重。
他非常感谢王周龙对他的知遇之恩，他说：“没有董事长的器重，就没有我谭玉国的今天。”
他对冶金行业的基础知识，源于仅仅在重庆大学冶金系培训了三个月。
而仅经过那三个月学习和后来的努力自学，就有资格顶替原来钢厂土专家（技术员）张孝仁（因自办厂后离开了八角钢厂）。当那台250×4型轧机搬进厂后，他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组装和基建设施的设计施工。
就是这一台250×4型轧机，给了他终身都忘不了的记忆。
他从这台轧机开始，第一次品尝设计成功的喜悦，也让他第一次饱尝失败的教训。他从它身上获取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也在它身上失去了左手。
这是他亲手安装的第一台轧机，也是拆除的第一台轧机；他甘飨了它的热情与力量，也承载了它的残酷与惩罚。
基建进行得很顺利，次日一早就要准备安装主机，可就在基建结束的那天晚上，谭玉国发现，即将凝固的混凝土基座上，安装主机的预留孔错了位。
这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完全不应该犯的错误，就连谭玉国自己也不相信他竟然会犯如此低能的错误。
当他心急火燎地找来施工的工人，工人们却理直气壮地摊开施工的图纸，他这才真的傻了眼。
工人们没有错，是他设计错了。
他这个刚刚学成归来，心高气盛，全厂唯一的技术员，本想在这一平台上施展一下拳脚，在众工友面前好好表现一番，没想到一时的疏忽，就铸下了错误，这不能不算是迎头一击。
而这个错误又犯得如此的低级，这完全可以说是对他智慧的一种侮辱。谭玉国为此感到万分沮丧。
厂里的所有领导几乎全来了，望着错位的预留孔，望着悔恨交加的谭玉国，没有一声指责和埋怨，更没有一声讥讽，有的只是宽容和鼓励。
厂长王周龙说：“失误谁都难免，重要的是要把失误当成教训，把这次失误，总结为下次的经验。”
这一次失误的经验教训，对谭玉国以后的技术生涯，可谓意义深远，他在以后的技术工作方面，再未犯过如此的错误。
王周龙说，对于年轻人，适当的挫折是必要的，太一帆风顺了，容易导致他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
厂党委书记李化旭问：“还能补救吗？”
这句轻声的问询，将沉浸在自责和惭愧之中的谭玉国一下子提醒了。对，应该马上想办法补救。
但毫无经验的他又不知该从何做起。
将整个基座挖起来重新浇铸，不仅费时费力，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浪费了材料。以钢厂当时穷窘的经济状况，是经不起任何折腾的。
能不能在基座上另外打孔呢？
谭玉国想到此，他急忙用手指掐了掐基座混凝土的硬度--老天保佑，水泥居然还没有完全凝固。
只要抓紧时间，应该是能够打孔补救的。
有救，应该有救！谭玉国抬起头，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一个通宵，他没有离开工地，他画出预留孔正确的位置后，他就站在工人们旁边指导，他只有一种愿望，这一次千万不能再出半点差错了。
昏黄的灯影下，六七个汗流浃背的工人，他们在越来越硬的混凝土基座上，吃力地锤打錾凿。
望着那些忙碌的工人，谭玉国心中感到无比的愧疚，是因为他的错误，才使这些工人们通宵达旦地加班加点，受累流汗。
为了表示他的歉意，他花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买来了当时集镇档次最高的香烟，但直到工人们将孔打凿完止，香烟还原封不动地摆在沙地上。没有人来得及抽一支。
不是这些工人们不领他的情，也不是他们不想抽或不会抽，而是因为他们不敢抽。因为抽烟会耽搁时间，会影响打凿的速度，时间往后拖一分，混凝土的硬度就会相应增加一分从设备进厂，到全部安装完毕，开始生产，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加快生产的效率，快速抢占市场，他们连厂房都还没有封顶，就开始一边建设，一边生产。就这样，八角钢厂又重新确定了一个崭新的起步。
许多“德钢”人都不会忘记，一九八二年的一月二十四日，就是那台三辊式型轧机试轧的日子。
因为那一天是旧历辛酉鸡年（一九八一年）除夕的日子。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当家家户户团团圆圆，酒香菜热，交杯换盏，共贺辞旧迎新时，八角钢厂的每一个领导和一百多名职工，都是那样紧张而兴奋地守在一台嚯嚯咆哮的吃铁吐火的轧机旁。第一根钢筋出来了，虽然还不能达到全无瑕疵，但足以证明这台型轧机的质量和性能了。
经过小小的调试，第二根完全合格的轧材便横陈在众人的面前。
轧机续续轰响，一根又一根的轧材，仿佛是一句句辞旧迎新的祝词，愉快地撞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扉。
当六十根条钢，达到预想的外观视觉效果和质量标准从轧口射出时，新年的钟声隐约在辽阔的川西平原敲响了。
这声音标志着春的到来，这是一个有着某种深刻寓意的时节。
大多数人都会把新春当成是一件喜悦的事情，因为新春孕育着新的希望，大多生命的活力都在新春之时开始萌动。
“德钢”人有意将试轧的时间安排在这一天，这个时节，想必其中的寓意也在于此吧。告别晦暗的一九八一年，迎来新的充满活力和朝气的一九八二年。
的确如此，这大音若稀的天籁之声，预示着八角钢厂一个新的拓展时期的到来。看看那一群嘶声呐喊的钢铁汉子们，个个无比欣喜的模样，纷纷举起一盅盅早已冰凉的开水--为新的开始、新的希望干杯！
这台三辊式250×4型轧机，确实也真够争气的。因它的到来，八角钢厂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一九八二年，钢厂总产值由原来的六十七万元翻倍增加到一百二十余万元，由亏损十八万元到盈利近十三万元。
一九八三年，产值利润持续增长，总产值达到三百五十余万元，而更让“德钢”人始料不及的，其利润竟高达一百六十万元。
经过五年的苦苦挣扎，一千八百多个日夜的期盼与煎熬，终于盼来了出头的日子，可以像模像样走到人面前了。
他们有钱了。
一百六十万元，是一个极为诱人的数目，对于一九八六年时的好多中国人来讲，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而对于八角钢厂的职工来讲，如果按当时的合同规定，每人就能得到万元的红利，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人人艳羡的“万元户”。
“人生在世，吃穿二事”，对于可能到手的钱，好多职工都对这笔钱作好了计划和安排。历尽辛酸，吞烟吸尘，终于苦尽甘来了，谁不想用这笔钱来换换全家人的胃口，整整自家的住所。
不料，就这个时候，威胁钢厂生存的潜在危机又从浪花啸叫的钢潮大战中露出头来。市场的力量是不容置疑的，市场的性格却难以捉摸。
它好像踏着节拍而舞的百炼灵蛇，既法力无边控制着经济的运行规律，又喜怒无常地掌控无数企业的兴衰成败。
一九八四年春，随着城市工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特地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工业改革又卷起了新的潮波。
国民经济恢复了，国家建设蒸蒸日上，对建材大量需求，更刺激着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趋之若鹜，拥向轧钢行业。
过去不敢干的，再也不袖手旁观，纷纷摩拳擦掌上阵了；过去只想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在再也不怕湿衣裤了；过去本来就在跑的，现在更是准备蓄足更大力量纵马驰骋了；在这万马狂奔的竞争图里，仅四川省便一哄而上，嚓嚓嚓地生长出一百二十八家乡镇轧钢厂企业。
人们常用“雨后春笋”这个词来形容生机一片，它的确能够起到“蔚然壮观”的视觉效果，但这种跟风之俗，不知是否有人计算过，又有多少企业放的是无效的空炮。
但你又不可否认，它存在着巨大的威胁力和杀伤力。
“山雨欲来风满楼”，又一场新的搏杀，又一场新的明争暗斗，又一场正常与非正常的市场竞争拉开了帷幕。
而问题的关键是要抢占先机，加足马力冲出“马后炮”们的威胁范围。
然而又该怎么办呢？
这是当时八角钢厂的外忧，回头来说说八角钢厂的“内患”。
由于国家建设速度回升，钢厂的领导班子经营得当，钢厂获得一百六十多万的纯利润。面对着贫穷而又辛劳得太久的职工们，面对着激烈的竞争，急需更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使之增加竞争实力。
这钱，分，还是不分？
不分，又该怎么样抚慰那些焦渴的心？那些苦了这么久的职工，早就盘算着用这笔让儿女上什么样学校，使之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该为家中人买啥样的鞋，添什么样的衣；低矮破败的茅屋早就该变得样了分，仅仅按合同规定，每人就得分一万元的红利，而全厂有一百名职工，就能将现有利润分光拿完没钱是问题，有了钱同样是问题。
那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厂党委会，研究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穷，而是如何对待那一大堆闪闪发亮的金钱，一双双闪闪发亮的眼睛。
从来都是统一团结的钢厂领导班子，第一次出现了分歧。
刘先学，八角井大汉村人，他是钢厂的工会主席，是竭力主张按合同分配者之一。他已经退休，严重的哮喘病使他失去了健康，形若纸影。
采访他时，当我看到他被病痛和岁月侵蚀得沟纹纵横、睛黄齿没的脸时，就不由得联想这张衰老容颜后的人生履历。
他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每日黄昏，看着天边渐渐隐没的夕阳，他一定在回忆着他人生历程中精彩的故事。
一个人到老来时，若没有东西值得回忆，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这就意谓着他的这一生在人世白白来了一趟，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
刘先学这一辈子，尽管没有轰轰烈烈的狂放，却有平平实实的真切和良好的心态；没有大起大落的悲壮，但也不是寒冷寂寥，所以，也就有他值得回忆的东西。
解放前，他是农民；解放后，土改时任大汉村村长，又任大队支书；一九五二年，因精减行政机构，又回到队上当农民；一九五八年调任八角井公社任副社长，主管当时的民兵；一九七一年，担任农机站站长一职；一九八一年，由公社安排到八角钢厂做驻厂干部，任厂党支部书记；一九八七年，到钢厂供销科，第二年任钢厂工会主席；一九九○年，因体弱多病而退休，时年六十五岁。
所以，他比起吃了干，干了吃，吃了睡，好像干了一辈子到最后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干的人，有他太多值得回忆的往事。
刘先学说，他走得不是时候，也真的舍不得走，因为他预测得到，那时钢铁这一行业的发展潜力远远超过在此之前的任何时期，钢厂肯定会蓬勃发展。而对于他个人来说，走得越迟，他因钢厂而得到的收益就会更多。
但因为生病，迫使他不得不离开刚刚迸发出强劲发展势头的钢厂。
刘先学说，当时钢厂规定，早晨八点钟必须准时上班，否则，迟到一分钟，就按规定扣发工资（每分钟二十元）。因为六十都过半了，再加上患有哮喘病，怕风吹，怕寒侵，特别是冬天更不敢出门，要按厂规准时上班，就的确有些难为他了。
又因是厂规，对于钢厂中的任何一个职工，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可能因为他一个人的情况特殊而偏废，一个厂不应该存在特殊的人，不然制度就难以逗硬。
所以，他就只有走，离开他工作了九年的钢厂，尽管他极不情愿。
刘先学说，当初他主张把钱按合同分了，是出于个人私利的目的，正如一桌席筵，把菜全都端上来了，他至少或多或少可夹几筷子，但在当时，菜还没有上桌一半，他就不得不抽身离开，想来多少觉得有些不值。
刘先学说，他这一辈子，总是吃亏的多，前半生的大好年华，就在打烂仗中度过了，后来到了钢厂，工龄短，所以工资低，到退休时的退休费按十个月工资一次性付给，加上额外的医药补助，才那么九千元钱。
刘先学说：“说实话，那一点钱还不够我一年的医药费。”
后来，“德钢”集团公司的领导班子考虑到他对钢厂的贡献，对钢厂的付出，也考虑到他家里的实际困难和他的病，要给他一些适当的补助，但他拒绝了。
刘先学说：“我退都退了，怎么还能使拿厂里的钱，厂里不能因为同情我的处境，而开了这个坏头，钢厂在以后的日子，随着职工的年岁增大，像我这种情况的会越来越多，因为每个人都会老，每一个人都会生病，到那个时候，如果每个职工都闹着要补助，钢厂能照顾过来吗？”
刘先学说，他有儿有女，孩子们给他的钱能应付吃穿，病嘛，有钱就看，没钱就算了，只要勉强能过就行了。
“不该我的，我绝不图，就算再困难，我也绝不会做出违反制度和让公司领导犯难的事来。”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的人格是高尚的，别人就有尊重你的理由，“德钢”人对刘老表示敬重的，是只要一遇上他，就要请他到钢厂耍，但刘老没有来过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