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违心地敷衍着，又带着安慰的口吻对那位女高工说：“如果在短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我们一定再回来。”
带着万千的感慨，带着内心歉疚，像逃一样地离开那位似乎终于找到知音的女高工，将她孑然的身影和体现她人生价值的机器一起，孤零零地留在冰冷的北风里，留在了冰凉而无限空寂的厂房里。
这些八角井汉子感叹道，有这样的尖端人才，有这样的机器，竟然，唉--一年后，那台开坯机终于卖了出去，终于到了应该去的地方，说不定直到今天，还在隆隆的叫声中发挥它存在的价值呢。
而那位一生为钢铁付尽青春与热情、华发早生的女高工呢？也许除了这几个八角井汉子有时在发几句人生世事感叹时提到她，就再也没有人说起她了。
跟河南郑州某研究所的谈判，已经有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那台500型轧机，王周龙他们已经相中，它出厂于一九八一年，仅仅生产了五六千吨钢就一直闲置着。
和新疆那套设备一样，因无人养护，表面严重锈蚀，一样的疲惫苍老。如同一个饱经沧桑、被不孝子遗弃的老人，无限悲凉地横陈在厂房里。
但它设备齐全，性能也较可靠，就看价钱如何敲定了。
研究所的办公室窗明几净，气氛肃然，对方是一个姓周的厂长，还有几个穿着不错、口才也不错的参与谈判的人。
王周龙一行和他们对桌而坐，泾渭分明，其森严架势，除了行头差点，那情形与我们在影视剧里所熟悉的镜头有几分相似。
一百二十万。对方开了个价。
六十万。
喊得野，拦腰砍，这是农村市场中估衣买豆常用的方法。
见对方不肯认，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德阳钢铁厂终于报出了他们基本能够接受的数目，七十万。
大家都明白，双方都是明白人，一方的确要买，对方也真的有心卖，所以大家也就不再故弄玄虚，于是郑州方就报出了一个不再让步的价钱，七十五万。
七十一万，不行；
七十二万，也不行；
七十二万一千，七十二万二千，七十二万三千当“德钢”厂将价码升至七十二万五千时，那位周厂长笑了起来。
也许他认为，这笔数十万交易，竟然这样一千一千地增加，他似乎觉得有点可笑，便失去了继续倒腾的兴趣，但受尽穷苦折磨的“德钢”人却认为少一千就省下一千。
在那个时候，在农村，一千元钱确是一笔为数不小的数目，它值十头肥猪的价钱。这些是身为国营企业一厂之长的周某所不知道的，当然他没有那个闲心去知道，所以他说：“行了行了，我算服了你们，七十二万五就七十二万五吧。”
当然，这个姓周的厂长，不知道的事情还有许多。王周龙为省钱，他们住的是最廉价的旅店，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有天晚上，王周龙和同行的肖尤政、陈胜华、谭玉国他们，也和两年多以前他和张承志一起到郑州时一样，住的是露天旅馆，谭玉国说：“那天晚上，尽管很冷，好在没有雾，照样能睡着。”
合同一签定，一封电报发回四川德阳，一直枕戈待发的基建队迅速行动起来。撮土夯基，开始了500型开坯车间的前期工程。
因买了便宜，王周龙害怕夜长梦多，就算签了合同，如果对方反悔，制造麻烦，机器也是不容易拉出厂的，这样的事情，他们在购买那台三辊式250型轧机时就遇上过的，他们是有前车之鉴的。
所以，在一时找不到车皮的情况下，王周龙马上调集十辆黄河大卡车，加足油，备上车子零配件，带上汽车修理工，北出剑门，日夜兼程，驶向郑州。
但是，好事多磨，这盘不怎么好吃的果子，又端到了“德钢”人面前，又一次考验着这群八角井汉子们的耐心和智慧。
国营大厂，虽然春迟三月，但全国上下一片千里莺啼、生机盎然的局面，使他们不再无动于衷了。
一道指令，暂缓出卖500型开坯机下到郑州某研究所。
它给周厂长如释重负的热脑门上泼了一瓢冷水，也让德阳钢厂人的心猛地抽紧。几十人，十辆车，就像一群困兽，逡巡在开坯机的周围，却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只能期待在谈判中得到侥幸的结果。
怎么办？十辆车停一天就白白损失上千元。
那已经破土动工的开坯车间又怎么办？
怎么向那些甘冒风险，对钢厂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的职工们交代？
在那段时间，那样的日夜，不知有多少夜晚，王周龙从没合过眼，无限焦虑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他，王周龙说：“娶媳妇、生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里，我都没有这么焦虑过。”
但是，八角井的钢铁汉子们并没有因此而束手无策，长期艰苦的磨炼，炼就了他们总会于绝处逢生的才干和智慧。
他们首先按合同，把货款汇到研究所，使这桩面临夭折的交易形成事实。
不久，他们又意外地打听到，郑州市工商局的局长，也曾在德阳工作过，又恰好是当时德阳市人大主任李干的老部下。
于是，李化旭马上找到了李干，向李干讲了“德钢”厂目前的处境和摆在“德钢”人面前的难题。李干立即写了封信，并委托那位局长当年的一位姓楚的同学，亲赴郑州，当面交给那位局长。
“关系就是生产力”。在中国这个讲所谓“情面”的国度，你不得不承认，它像一个幽灵，一直错误地存在着。
老同学见面，免不了要问问故旧的近况，叙谈过去、现在和将来，当一谈到正题的时候，那位局长便点头了：“既然合同都已经签了，钱也拿了，我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吧。”
既然主管部门的头儿都睁只眼闭只眼了，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几十名工人便迅速拆下主机部分，十辆满载的黄河大卡车连夜出发，踏上了迢迢归途。十辆卡车，半月一轮的五六次往返，终于将这台500型开坯机设备一件不漏，全部运回。
二十多年过去了，李化旭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依然很兴奋，他说：“那才是真的拣了大便宜呀！”
究竟拣了多大的便宜，李化旭书记没有说过准确的数目，但是从他十多年后谈起这事依然兴奋的模样，可以看出，“德钢”拣的那个便宜，的确不算小。
设备运回来了，又一项艰苦而复杂的工程开始了。
开坯车间的设计施工，机械设备的组装，除了从“二重”聘请两位工程师外，谭玉国，这个年仅二十六岁的农民技术员，便成为这项工程的主要扛鼎者。
设备运走了，却把难题留给了独自留在郑州的谭玉国。
卖亏了，成了不争的事实。郑州某研究所的有些职工对那500型开坯机的贱卖大为不满，但他们的意见不敢对准他们的上司，就把那股怨气发在谭玉国身上。
谭玉国所到之处，见到的都是一束束愤怒和鄙夷的目光，所听到的不是含沙射影的讽刺，就是露骨的挖苦。
“耗儿，真他妈的川耗儿，好狡猾，跑到我们河南偷油吃，这下子他们算是弄中了。”“就几个农民嘛，我没见过农民能炼钢的，我就不相信，国营大企业都搞不好，几个斗大的字都识不了几箩筐的人能干出名堂？”
“癞蛤蟆都想吃天鹅肉，几个愣头青农民就想干大事？”
“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是双倍的无知，我真为他们没有自知之明而感到担忧和痛心。”
那些人的脸色，可以不看，那些人的话语，可以不听，但是那台500型开坯机的组装图纸和相关资料却不能不要。
看不完的难看的脸都看了，听不尽的难听的话都听了，但研究所资料室的人员对谭玉国的回答依然是：图纸和资料都没有。
求不了人，看来就只有靠自己了。
谭玉国来到安装那台500型开坯机的厂房，进行现场测绘。
研究所的人认为，没有了图纸，没有了资料，那台500型开坯机，对于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农民，无疑废铁一堆，他们说：“不要说没有图纸和资料，就是有图纸有资料，许多专业人士都不一定全吃透，何况是几个四川的农民。”
可惜他们错了，他们完全低估了这群八角井汉子的智慧和能力。
于是，没有了时间的概念，没有所谓的白天和晚上。
“道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许多城市人几乎把心胸狭窄当成了农民的代名词，而郑州某研究所这群城市人，心胸狭窄起来的时候，还是让人够受的。
在谭玉国现场测绘的四十多天里，他算是领教了。
在冶金研究所集体食堂吃饭，比起上馆子相对便宜一些，为了节省几个钱，谭玉国便在食堂里买饭菜，但他常常只能吃到早晨一顿饭。
为了抢时间，所以在现场测绘时，他常忘记了时间，稍稍去迟一点，食堂里的工作人员就会给他一句冷不丁的棒子话：“没有了，下顿请早。”
谭玉国道：“只要一点剩菜剩饭就行了。”
“啰嗦啥，没有了就是一点都没有了。”
四十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谭玉国的测绘也基本快完了的时候，或许是管资料的人认为捉弄得他差不多了，也或许是被谭玉国的执着和认真感动了，他们终于把图纸和相关资料给了他。在四川，500型开坯机厂房基建施工时，正逢雨季，连天暴雨，为工程增加了难度。
于是，所有的领导、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们，都在风雨中凝固成一道顽强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从立项投资到投产，仅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成功试车，好多同行说：“‘德钢’人把‘深圳的速度’带进了四川。”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德阳市钢铁厂的开坯机正式开机。当那巨大的钢锭被砍瓜切菜一样轧制成各种型号的小坯时，标志着钢铁厂真正地脱离了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开始了企业式的经营。
原四川省省长杨析综、副省长顾金池亲自来到八角井为他们剪彩祝贺。
自从有了这台500型开坯机，德阳市钢铁厂摇身一变，成了西南地区乡镇企业同行中第一家拥有大型开坯能力的钢厂，从此，身价百倍。
也就在那一年，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八角井人轻装上阵，当年的销售收入便猛增到八百五十多万元。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该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而生产关系的注释是，在从事社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反过来影响生产力。
德阳市钢铁厂有了这台500型开坯机后，钢厂的生产力就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于是乎，就应该有一崭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
尤其在今天，人群的种种相互协作与制约，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多么自信，自我感觉有多么超脱，你都无法冲破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缔结的网。
八角井的农民，则从只须眼见之功就能会的简单的农耕生产，撞入这个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行业，虽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他们还需要发展、壮大，做大做强。
因为此时的德阳钢铁厂只有二百多号人，也就是只有百多两百个家庭、六七百人才享受到了德阳钢铁厂的福荫。
而整个八角井镇，在当时有一万五千人口，九千余个劳动力。德阳钢铁厂的目标，是让整个八角井镇的人民，都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分享“德钢”的效益，使他们都能因为有德阳钢铁厂而脱穷致富。
以为八角井人民谋福利的办厂宗旨，促使“德钢”人不能安枕于已取得的成绩，在沾沾自喜中画地为牢，他们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志同道合的谋佐和朋友。
德阳市钢铁厂虽然在多次的风浪中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在发展和壮大，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种种政策，对他们仍具有一言定兴亡的威力。
行业竞争，使企业的发展处于一种逆水行舟的趋势，不进则退，一着失误，全盘皆输，对于每个企业，都有不可预期的情况发生。
他们需要一双预见商情的慧眼；
他们需要为企业未来的发展、规划、项目决策的参谋；他们需要设备、工艺流程等技术保障的高端人才事实上，德阳市钢铁厂从建厂伊始，就得到上上下下、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支持、各式各样的帮助。
八角井公社，从乡到镇，这一基层机构的名称尽管更换了几次，但对从当初的朝阳钢改厂到德阳市钢铁厂的支持，任何一届的党政领导都是一如既往的。
德阳市原市委书记李永寿、副书记米斌等领导同志，更是对这片贫瘠的土地一往情深，他们常来“德钢”指导工作，为工厂出谋划策，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事项的决策；原市委书记张仁梁，为了钢厂的一个项目，亲自驱车从德阳到成都往返数次，终于替他们申请并争取到了螺纹钢的生产许可证；银行的同志主动上门贷款，确保钢厂生产的流动资金；八角井镇电力公司，为了保证钢厂电力炼钢炉的正常生产，修建了四川省最早的镇办二十二万伏变电站；这些支持，这些帮助，甚至是一些得天独厚的优越，无疑都对“德钢”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整体系统地从政策到经营模式、经营项目上给钢厂以对症下药，从而达到既治标又治本的效果。
况且，德阳市钢铁厂，属于乡镇企业，镇工业公司要管，镇政府要管，乡镇企业局要管，区要管，市要管，各级相关部门都要管，就不可避免地呈现一种“婆婆多”的麻烦局面。正如民谣所说：“上头千条线，底下一包针，做又做不完，理又理不抻。”其中的等因奉此，繁文缛节，框框套套，文山会海，同时也免不了一些官僚机构人为制造的麻烦，让王周龙有切肤之痛。他说：“一些机构，一些部门，一个小办事员一句话，就足以让我们办企业的人为之折腾十天半月，有时甚至一年半载都不一定。”
而大多精神多于物质的行政领导，确实没有那个本事将钢厂产、供、销纳入社会经济的大循环中，他们多是“要想解解馋，组织检查团”的角儿，吃饱喝足走人，不能从实质上解决钢厂所面临的困难。
尽管当时的“德钢”在经营的规模和形式上已经上了新的台阶，但从根本上还没解决吃一顿才饱一顿的材料上的危机，在销售上也没有摆脱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的模式。怎么办？
“德钢”人在思索。
钢厂以前的发展，都是在供和销上作散兵游勇式的个体努力，却没有想同其他乡镇企业和国营大厂的协作，即所谓的横向联合。
而这仅仅就是思维调整和发展理念转变的问题。
“德钢”的决策层经过权衡后，作出了一个能促使“德钢”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决定--加入四川省钢铁联合公司。
自从有了500型开坯机后，“德钢”人就有了加入“钢联”的想法，但因责、权、利的关系，致使此事迟迟不能定夺。
但在长达几年的谈判交往中，“钢联”与“德钢”之间的关系由生疏到熟识，最后竟成了朋友。
从一九八四年开始，“钢联”就对“德钢”有了切实有力的扶持。
一九八四年，新建的500型开坯车间原料匮乏，开坯量相当小，“钢联”便立即从“攀钢”调来钢坯，让他们加工后再返回冶金厅，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一九八五年，生产规模再一次扩大，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但安装的那台500型轧机产量低，一年产量仅仅五六千吨，而且由于炉温低，氧化不够，轧出的钢材的表面泛红，电机又小而且经常超负荷跳闸。
王国才，这个“德钢”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人。
他就是一个来自省“钢联”的工程师。
王国才工程师亲自来到车间，手把手指导改造工程。
他增设了一个机架，调整了孔型，又将轧制道次由原来的十五道减少为十一道，使每道的负荷增加，仅仅停产两天，便使工艺大为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