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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朝堂上不断出现岗位空缺，活总得有人干，必须得进人。进什么人，当然是支持新法的人。反对者走了，总不能再进一批反对者。
历朝历代，凡是这种时刻，一定会激起一些人的幸进之心。这种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一定会投机钻营，如饥似渴地想当官；第二，他们一定会高唱赞歌，大拍马屁；第三，他们一定会厚颜无耻，不择手段；第四，他们一定会善于伪装，满脸正义，冠冕堂皇，这一点至关重要——明明察觉这种人心术不正，但他们披着光明正大的外衣，就如同穿了金钟罩铁布衫，无懈可击；第五，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出卖任何人。
现在除了皇帝，已经很少有人替王安石说话，这的确很尴尬。正在这时，宁州通判邓绾上书皇帝。这位邓绾先生在奏章中说，陛下如今得到伊尹、吕望这样的宰相，立青苗法免疫法，百姓无不歌颂圣泽。以臣在宁州看来，老百姓热烈欢迎新法，宁州如此，可知从宁州一路走来都是如此；以一路观之，可知天下都如此。千万不要因为有反对意见而改变决心，一定要坚决实行，捍卫新法。王安石一见大喜，立即召邓绾进京。
王安石把邓绾推荐给神宗，神宗即刻召见。神宗问起王安石、吕惠卿，邓绾均说不认识；退朝后见到王安石，高兴得如同见到老朋友。参知政事陈升之觉得邓绾很熟悉边境之事，想让他出任宁州知府，这已经是升官了。他毫不客气地说：“召我来，就让我回去吗？”
人问应任何职，答曰：“至少应该在馆阁任职。”
人问：“可否当谏官？”
他说：“正当如此。”
于是任命他为集贤校理，不久任同知谏院。有人嘲笑他赤裸裸地要官，他说：“笑骂由你们，反正好官我已经当上了。”
不要以为邓绾先生的表演很拙劣，他直到最后一刻才露出了本性，还有比他更无耻的。公元879年，唐都长安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京兆尹杨知至奏报，蝗虫飞到京畿，不吃庄稼，都抱着荆棘而死，可见皇恩浩荡，德被苍生，感天动地。大臣们纷纷向皇帝道贺，但听朝堂之上一片颂圣之声。第二年，黄巢起义席卷全国，大唐帝国随后战乱频仍，再无消停日子，直到二十年后土崩瓦解。像杨知至、邓绾这种本事，不是人人都学得来的，必须把厚颜无耻的功夫练到顶级，公然说谎不脸红，马屁拍得极其自然，吹法螺吹得头皮发麻，为的是仅仅取悦一个人，其他人的感受全当不知，这样才算入门。心中但凡有一些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廉耻之心，也绝无勇气面对旁人异样的目光。
李定，年少时曾求学王安石。在秀州判官任上被推荐到京师，谒见谏官李常。李常问：“你从南方来，百姓如何议论青苗法？”
李定说：“百姓认为很便利，没有不高兴的。”
李常说：“大家都说新法不好，朝廷现在争议很大，你最好不要这样说。”
李定马上跑到王安石处打小报告：“我李定只知道实话实说，不知道朝廷里竟然不允许说新法好话。”
怎么样？大家明明感觉这样做不太好，可是人家理直气壮。所以这种感觉只能憋在心里，根本没法说出来，否则就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
王安石大喜，嘱咐他跟皇上当面说，李定马上升官，任知谏院。但是从州县佐官直接任谏官，从前没有先例，而且任谏官要通过考试才可以上任。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为此不予草诏，结果都被罢官。同知谏院胡宗愈说：“御史应由学士及宰相共同议论荐举，又须有过博士，员外郎的任职经历。李定以幕府之职又没有通过荐举，这样越级提拔大概是执政大臣的意思，如果大臣不遵守法度，那么谁又会再上言呢？”王安石大怒，胡宗愈出京通判真州。
不久有人弹劾李定继母死后，不服母丧。今天看这根本不是个事，但在宋代是大逆不道之罪——孝道本是美德，可是古代中国把高尚的孝道搞成了变态的假面。李定解释说，他并不知道继母是他的亲生母亲。这里面确实有缘由，这位继母嫁过三次，第一次嫁人后生有一子（这个儿子大有来头，有记载说他就是后来与东坡熟识的和尚佛印）；第二次嫁到李家为妾，生李定；后来又再次改嫁。李定也许真的不知道生母，而且那个时代庶出之子，生母也变成了继母，如同贾探春，活生生把赵姨娘逼成了刻薄怨毒的败家娘们。李定做了一番解释，算是有点小瑕疵，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
李定倒霉的是，几乎就在那几年，一个叫朱寿昌的人，孝行轰动朝野，天下闻名。朱寿昌和李定一样，同样是庶出，幼年时生母被遗弃。长大后朱寿昌做了官，仕途很不错，然而一直念念不忘亲生母亲。在与母亲分离后的五十年间，他四方打听生母下落，均杳无音讯，为此烧香拜佛，刺血书写《金刚经》，做了好多虔诚的事情。后来听说母亲嫁到陕西一带，于是义无反顾辞去官职，并与家人道：“不见母，吾不返矣”，终于在同州找到了七十多岁的亲身母亲。原来，她离开朱家以后，改嫁他人，又生有子女数人，朱寿昌视之如亲弟妹，全部接回家**养。宋神宗得知朱寿昌事迹后，令其官复原职，苏轼、王安石等人纷纷作诗赞美。朱寿昌的孝行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孝》，今日看来，在充斥着“王祥卧冰”等虚假恶心的《二十四孝》中，朱寿昌的孝行算是比较符合人性的一个。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样一比较，李定的小瑕疵就被放大了。实际上李定后来把朝廷赐予的做官机会都给了同族子弟，自己的儿子都是布衣，可见人品没那么差。他的名声不好，一是借机攻击王安石，二来更是因为后来陷害苏轼，差点置苏轼于死地，他是一个居心险恶的害人精，并非不孝的忤逆子。
王髣，王安石之子。天资聪颖，不到二十岁，已著书数万言。王安石为了让皇上了解他儿子的才学，把王髣的文章和注释的老子《道德经》刻版印制成书，拿到世面上出售，炒作一番，把名声搞响。王安石傻吗，这时候王安石相当有心计，绕了这么大一个弯，果然有很大成效。邓绾、曾布等人趁机极力向皇帝推荐，于是王髣进入官场。有人作诗赞父子俩：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把他们比作孔子和周公，如此肉麻的东西，王安石见后竟然大悦：“此知我父子者！”
这孩子的性情一定出于王安石的遗传，自以为胸中有经世致用之学，刻薄乖戾，从不拿正眼看人，他后来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新法受到抵触，他劝王安石效法商鞅，杀几个反对新法者，以便顺利推行。一次王安石与程颢讨论新法，王髣披散着头发、戴着妇人头饰从后堂出来，问父亲商议何事。王安石说新法每每被人阻隔，所以商议此事。王髣说：“砍下富弼、韩琦的脑袋，枭首示众，新法就可以顺利实施了！”王安石惊恐地说：“儿子疯了。”王髣死时，才三十三岁。
王安石任用的并不都是这样的小人。梁启超先生在《王安石传》中，郑重其事地挨个数过去，得出结论，变法派的骨干，小人只占二三成而已。噫！我的天哪，这个比例还小吗？除了上面的三人之外，变法的主力吕惠卿、章惇、曾布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这固然很是冤枉，不过这仨人行事也的确不怎么样，尤其是吕惠卿，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就是被此人终结。
随着儿子的死去，新法也走进了步履维艰的境地，这时候王安石已经是56岁的人了，他的政策没有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这里面有人事的倾轧，有小人的乱政，有官吏的不作为，也有他自身的诸多不足。辞去宰相职务之后，他隐居金陵，经常一大早骑着毛驴出门。拿着一本书，歪在驴背上，前面一个老军牵着，漫无目的地走在山野田间。有时候老军落在驴后面，就成了驴牵着老军，王安石也不理睬，信驴由缰，咋走都行。饿了，从囊中拿出大饼，自己吃了以后给老军吃，老军吃了以后给驴吃，有时候遇到田间劳作的农人，也分给农人吃。这时候，大宋宰相、卑下的老军、贫贱的农夫，甚至那头驴，都没什么区别，他们都在果腹。只不过王安石的咀嚼之中，比他们多了几分苦涩和落寞。
唉！真为王安石感到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