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对艾滋病人不仅要治病，还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有个小伙子父母双亡，感染艾滋病后又感染了结核病，找到街道，街道给了些帮助，但力量太小，他又去找区政府，并且站在五楼的窗台上威胁要跳楼，110、119都出动了，好容易才说服了他并且把他送到了我们这里。来医院后，他的情绪仍然不稳定，几次说要自杀。我们一面替他治病，一面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告诉他：‘艾滋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可怕，只要及时治疗，仍然可以工作，可以自食其力。’治疗1个月后他出院了，现在在外面经销水果，到医院拿药时告诉我们，他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
“有一个病人是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曾被强制戒毒，也被劳教过，又感染了结核，送到结核病院后认为不能救治了又转到我们这里。入院时已经昏迷，父母亲卖了居住的房子，恳求我们一定要救救他。我对他的母亲说：‘阿姨，请您给我3天到5天时间，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他。’第四天他苏醒过来，第五天退了烧，20多天后康复出院，他的父母亲十分感谢，曾找媒体采访我们。
“有一个病人是去广东做生意染上毒瘾的，离了婚，感染艾滋病毒后又感染了卡氏肺囊虫肺炎，被劳教所转到我们医院。我和李大夫去给他诊治，他60多岁的母亲流着眼泪一下子就跪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赶快扶起了她，她泣不成声地说：‘我有四个女儿，就这一个儿子，请你们一定要救救他！’住院期间母亲眼泪汪汪地守在跟前，眼神里有期盼，也有悲伤和绝望……一个多月后病人病愈出院了，出院时他的老母亲又要给医务人员们下跪，被我们死死拦住了，后来他们给医院送来了锦旗，上面写着‘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几个字……
“还有一个48岁的病人，已经是艾滋病晚期，自治区主席来医院视察时，他主动要求作为病人代表和领导对话。座谈时他说：‘我们曾经做过危害社会和国家的事，现在我们悔悟了，希望政府多关怀、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做一些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并且延长自己的生命。’主席听了后曾沉重地说，艾滋病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好，我们这个民族完了！后来他给我们拨了60万元让救助病人，但上级却强迫我们把这些钱用来盖大楼了！
“我们也有治不好的病人，我治疗的100多人中，有15个死亡，昨天晚上就有个孩子死了，才12岁，是河南上蔡县人……他家很穷，只带了400元钱来住院，我们这儿没有门坎费，收下后尽量抢救，还输了血，但仍然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年轻的牛医生还告诉我，他们工资很低，他是2000年大学本科毕业的，已经晋升了主治医师，但每月的工资才1100元。他已经考上了医学院的研究生，很想去继续深造，但因为“走不开”，只好作罢。
皮肤白皙、语声轻柔的女医生古里只比牛医生大一岁，是1998年从医科大学毕业的，谈到艾滋病治疗，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忧郁，她说：
“我认识一位女孩儿，丈夫吸毒感染艾滋病后又传播给她，她死了！她让我明白了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现在我的丈夫在门诊部治疗艾滋病，我在住院部治疗艾滋病，我们的孩子才5岁，我常常担心，由于自己的疏忽——比如处理了病人忘了洗手等等，会不会把艾滋病带给孩子……艾滋病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我们也没有社会地位，家人都反对我们干这个工作。病人在医院里和我们关系很好，但一出医院就躲我们，朋友看见我认识那些人往往感到很诧异：‘你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于是我们自己也变得自卑了。
“让人痛心的是，许多病人都是年轻人，很多甚至还没有结婚。他们的父母亲总是哀求我们要救救孩子，但是社会上很多人歧视他们，说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治？应该让他死！’ 甚至一些领导都这样看。但是他们也是人，也有亲人，如果不进行治疗，他们会通过性行为或别的途径把病毒传播给一般人群，对社会的危害就更大了。”
女医生希望能加强基层的医疗工作，她认为，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应该社区化，发展社区服务机构，充实社区的医疗点，让社区能正确指导感染者服用抗病毒药及时进行治疗……
这位女医生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根本买不起住房。按规定，她本来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但由于经济困难放弃了。她坦言：“只要能重新选择，我不会选择传染病治疗，更不会选择艾滋病……”
我在这所医院里采访了两天，院长、医生、护士都坦率地谈出了许多困难和要求，也许是职业养成的习惯吧，他们并不像政府官员那样支支吾吾，老说“官话”和“套话”，而是让我了解了许多真实的情况。
医务人员们纷纷指出，近年来国家在艾滋病的防治方面制定了许多政策，但由于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地方上常常只把文件一转发便算完事。一方面社会歧视让感染者不愿暴露，另一方面，就是暴露了也得不到真正的关心。
在资金方面，国家已经不断加大投入，国外也从各方面进行支援，但遗憾的是，表面上说要“打一场人民战争”，实际上真正做实事的并不多，很多钱被用于“作秀”，用于买汽车，用于游山玩水，而没有真正用到艾滋病的防治上。许多人成天飞来飞去，不断地出国考察，就是不到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间去做实际工作。甚至有的领导想出国，都以“考察艾滋病防治”为借口。一些国内的会议和培训不但质量不高、内容重复，而且也成了公费旅游，奢侈得让人咋舌，超过了过去卫生部门的许多会议。有人甚至扬言：“我们钱多得很，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花！”与会者大部分人根本不懂什么是艾滋病以及应该怎样防治，住宿标准是四星级、五星级，还常常要组织旅游，甚至玩“小姐”！因此，传染病院的医务人员们激动地说：“花艾滋病人的钱，花危及生命的钱太没良心！”“这些人应该懂得，如果不认真工作，艾滋病会从医疗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乃至经济问题，严重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国家对抗病毒药是免费足额供应的，但仍然很难落实到患者身上。一些规定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艾滋病毒的检测初筛是免费，但复查和确认得自己掏钱；服抗病毒药是免费，但服药前检查CD4细胞的数量要自己掏钱。而艾滋病人绝大多数生活极端困难，他们很难筹集几百元钱去进行检查，于是，有关部门既无法掌握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数量，也无法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全自治区已经查出1.6万多名感染者，但目前到这个医院服抗病毒药的只有区区150人，医生们估计整个自治区服抗病毒药的也不到300人。
2004年4月，这个传染病院被定为全自治区和全市的艾滋病人收治医院，但却没有给一分钱用以充实医疗设备。医院有检验科，本可以对艾滋病毒进行检测，但上面又规定由疾控中心搞检测，于是疾控中心便花钱买设备，搞重复设置，买了设备又不会用，还规定医院和各地的检测结果必须由疾控中心认可……医务人员们认为，这是卫生部门内部互相争地盘、抢利益，根本没有形成遏制艾滋病蔓延的合力。
现在疾控中心有许多与国外合作的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有相应的经费，但一个项目也没有给传染病院，医院想设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部也没有被批准。
而最大的问题是，艾滋病人大多经济困难，有的揣着一两百元来住院，有的甚至是“三无”病人——无钱、无身份证、无工作单位，家属把感染了脑膜炎、肺结核生命垂危的病人扔在医院或政府门口便再也不管。他们如果能被及时抢救本来还有生的希望，但家人大多放弃了，于是病人或两三天后死亡，或拖几个月……有的直到死亡家人也不露面。现在这些人已经欠下了传染病院大量医药费。而医院呢？过去本来还可以收治其他病人，但自从收治艾滋病人后，别的病人便被吓跑了，收入减少后医院更加困难，由于欠费，两家医药公司已经停止向医院供药，另一家公司只是看在私人情面上暂时不停。向上面反映，民政厅一次给了5万元，一次给了8万元，国外非政府组织支援了3万元和5万元，医院的医务人员们还捐献了1万多元……院长发愁地说：“我们就这样七拼八凑的过日子，艾滋病怎么能防治？”
英国从事艾滋病防治的民间人士马丁先生到病房参观时，看见病人困难的处境流泪了，当时便拿出了身上带的全部现金5万元，病人们也哭了……
传染病院的领导们有一个想法，想以传染病院为依托，联系若干社区医疗站，建成一个“医院——医疗站——病人家庭”的医疗服务体系，他们认为，这个体系会真正对病人有所帮助。不知道上级能不能支持他们的想法？
除了体制和资金方面的问题，医务人员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补助标准和“职业暴露”。补助标准是每人每天仅仅9元钱，而职业暴露却多次发生。2004年有一位护士被艾滋病人用针扎了，半年后发现这个护士患了乳腺癌，后来癌细胞又转移到骨髓，曾经进行过6次化疗，头发都掉光了。虽然不能确定乳腺癌和被扎有没有关系，但院领导总觉得对不起她，感到痛心和内疚，院里补助了她3000多元，又发动职工们捐助了6000多元。《艾滋病防治条例》上对职业暴露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补偿机制，护士们发生职业暴露本是极容易的事，由于社会歧视，艾滋病人常常把自己内心的压抑和不满发泄在医务人员身上，在医院大吵大闹，特别吸毒成瘾的病人在毒瘾发作时更十分暴躁，根本控制不了自己，有一位护士就是由于吸毒病人和她抢注射器时被扎伤的，不得不长期服用抗病毒药。但上级并不了解这些实际情况，只简单地归罪于医院管理不善。医务人员们叹息道，在这样的氛围下工作，怎能为艾滋病人服好务呢？
传染病院的职工队伍已经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一些人纷纷要求调走。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激励自己的源泉是看到胡锦涛总书记和艾滋病人握手，温家宝总理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饺子，领袖们的所作所为让自己感到了工作的神圣和责任的重大。
我采访了那位曾被吸毒者扎伤的护士，这是一位漂亮的维吾尔族姑娘，有着乌黑的长发和大大的眼睛，她平静地对我说：“刚接触艾滋病人时，我也在思想上排斥他们，医院发生第一例职业暴露后我更害怕，被扎伤后，我也很紧张，我还没有结婚哩，根本不敢告诉妈妈和男朋友。查了很多资料，觉得自己被感染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按规定开始服抗病毒药，服药后恶心、呕吐，心里很难受，家人还以为我怀孕了……”她还说：“我已经工作了六七年，接触了许多艾滋病人。他们很可怜，往往会并发许多疾病，有的1.8米的大个子，死时才30来公斤。有的病人死亡后家人会把遗体领走，而有的死亡后家人根本不露面，我们还要替他洗干净遗体，用白布裹好，送到清真寺或殡仪馆，经我手送走的这种艾滋病人已经有五六个了。病人中，有的是无意间被感染的，有的是由于社会影响。但他们也是人，只要不伤害社会，应该把他当成正常人一样。”
最后这位善良的姑娘用明澈的大眼睛望着我，轻声说：“我希望全世界都能关爱这个群体，以免他们报复社会。也希望宣传部门多鼓励他们，让他们不要放弃生活、放弃治疗，告诉他们，患了艾滋病后仍然可以工作，仍然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现在我们正收治一位政府官员，是性接触感染的，去年住过院，今年又来了，咳嗽，高烧不退。他现在很悲观，拒绝治疗，拒绝与医生合作，想放弃生命……”
别的医疗机构也反映了和传染病院类似的问题。普遍认为目前我们对艾滋病人的“关爱” 大多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搞“花架子”，资金向行为干预的倾斜度很大，而对检测、抗病毒治疗和治疗机会性感染考虑不够。城市许多艾滋病人既无工作也无收入，农村的艾滋病人一年全家只收入几百元，拿什么钱来检测和治病呢？于是只能放弃了！
云南省某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年轻的科主任说：“治疗艾滋病人最大的困难是钱。现在媒体和政府对治疗的效果都认识不足。去年我们收治了四五十例艾滋病人，上面只给了两万元，今年8月份了，还一分钱没给，项目资金也不用于‘治’，在病人身上投的钱太少。而艾滋病人90％没有钱进行机会性感染治疗，由于免疫系统受到破坏，他们一个人往往会感染七八种病，治疗费用很高。有一个病人交了600元钱，实际用了5000多……有一个病人原先是司机，感染艾滋病后妻子离婚了，情人走了，父母也回老家去再也不管他。我们三次打电话通知父母，他的母亲在电话上回答：‘我没这样的儿子，你们看着办吧！’我们不但要给他治病，还要解决他的吃饭问题……这样的病人政府不管，让医院怎么办？在这里住院的艾滋病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欠医药费的。有的病人本来可以治好，但由于没有钱就只能放弃了！对欠费的病人上级让医院‘消化’，医院又让科室消化，但科室有什么力量消化呢？”
和传染病院一样，这个医院也有职业暴露问题，已经有5位护士被扎伤，不得不服抗病毒药，对她们的补助上面没有明文规定，也不得不由医院承担了……
广西某县疾控中心也反映，目前全县报告的感染者已有700多例，估计服抗病毒药的应有150人左右，但实际上仅仅31人进行了抗病毒治疗，其中又有4人死亡、1人退出，现在只剩下了26人。死亡的原因主要是机会性感染，感染了结核、肝炎等，病人无钱医治。目前疾控中心用的抗病毒药只有5种，都是一线药，出现副作用后没有药可以替换。而国家项目经过层层盘剥后，到基层的资金就很少了，上面规定检测复查确认要收费，查CD4也要收费，还要求每3个月复查一次，这些检测和复查都要到省城去进行，搞一次得花去好几百元，一贫如洗的艾滋病患者哪能承受呢？有的项目县医院本来可以干，但考虑到工作量大又没有什么经济效益，自负盈亏的医疗单位也就不愿意承担了。
当地的妇幼保健院也反映，保健院承担了艾滋病母婴阻断的任务，避免母亲把艾滋病传播给孩子，但上面却不给资金、不给设备，只给了一些试剂，拖了一年，去年的补助今年才拨付，而且数量很少。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孕产妇大多家境贫穷，常常欠费靠医院补贴，于是医生们越努力，接治的孕产妇越多亏空便越大，保健院又是自负盈亏单位，积极性便被挫伤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反映，艾滋病防治项目报表太多，重复培训太多，参观多、考察多、接待多，一些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都陷入搞报表，仅仅一个抗病毒治疗就有十几种不同的报表，不但缺乏实际意义而且非常繁琐，工资又低，留不住人，县疾控中心仅资料管理员就先后培养了6个，但都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