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和考察中，我也多次被感动，因为我结识了一批正在努力奋斗，遏制艾滋病这“瘟疫杀手”的人，他们常年奔波在第一线，怀着巨大的爱和关怀，给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点燃了生命的希望，是被称为“天使”的人们。他们正是人类战胜艾滋病的希望，是不但让我感动，也让我尊敬的人。
北京佑安医院是一所综合的传染病院，是我国最早收治艾滋病人的医院之一，2004年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胡锦涛总书记曾来到这里视察，慰问医务人员、志愿者和艾滋病人，并且强调，艾滋病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传染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统筹协调，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依靠全社会力量战胜病魔。
佑安医院主管艾滋病治疗的主任医师徐莲芝，1990年收治了第一例艾滋病人，如今这个瘦小的、语音柔和、表情慈祥的老人已经72岁了，但仍然奋战在救治艾滋病人的第一线。
1958年徐莲芝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便被分配到佑安医院。当时佑安医院条件十分简陋，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几间平房孤零零地摆在农田间，连树都没有一棵。
但是，这里却有一种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以老院长为首的对病人的体贴和关爱，它已经成为医院独特的传统和文化。这种传统深深地感动了年轻的徐莲芝，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浸透在她的心灵和血液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年轻时的徐莲芝，是一个节奏很快，说话、走路、工作都“风风火火”的姑娘，老院长曾带着称赞的语气爱抚地说她：“你好像不会慢慢地走路，只会跑！”为了抢救病人，为了和死神争夺生命，年轻的姑娘膝盖曾多次在奔跑中被摔伤，当大家怜惜地“责备”她时，她腼腆地笑着回答：“我跑快一点，也许病人就会被抢救过来了。”
有一次，徐莲芝连续值了三个夜班，快下班时，她看见一位老大爷抱着孩子站在医院的门口，老大爷满头白发，鞋上和身上都沾满了尘土，嘴唇颤抖着，神情既焦急又疲惫，看样子一定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连夜赶来的，累得已经说不出话、走不动路了……徐莲芝一看，顾不上招呼老人，也顾不上询问病情，从老人怀里抱过孩子就跑步冲进了抢救室，一测，连心跳都没有了。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孩子终于获救了……后来老人感激地对她说：“闺女，亏你了，要没有你，我连路都走不动了，咋能让孩子及时得救啊！”
1990年一位从非洲援外归来的病人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病人情绪很坏，经常偷偷地哭泣。通过细心的观察，从这个病人身上，徐莲芝懂得了艾滋病不仅仅是疾病，还是社会问题，艾滋病人和别的病人不同，他们不但常常是重病号，而且会有沉重的心理压力，最大的压力便来自社会歧视。在进行治疗的同时，医护人员还应该采取科学、公正和人道的态度，对这个弱势群体提供心理疏导和“情感疗法”，尽最大可能减少他们的悲观情绪，帮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
后来，佑安医院又陆续收治了来自不同职业的艾滋病人，从他们的身上，徐莲芝都感觉到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于是“心理关怀”始终是治疗中的重要环节，病人们反映，在这里，医生和护士就是我们的亲人，他们从来也不会歧视我们。
第一例病人出院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因为机会性感染再次住院，徐莲芝查房时发现他一个人表情忧伤地发呆，便特地抱了一盆鲜花送给他，病人看见鲜花时竟感动得眼圈发红了。
90年代初期国外还没有实行抗病毒联合治疗，对艾滋病人的治疗还在摸索之中，徐莲芝的专业是西医，为了治疗艾滋病人又自学中医。经过探索，她为艾滋病人开出了一些新的药方。为了防止这些药产生毒副作用，她每一次都是自己先试服，服后两天没有吐、泻等不良反应，再让病人服用。有时，她会想方设法通过一切关系，从国外带回药品，带回后也是自己先试服然后再给病人服用。
那时条件简陋的医院，病房旁就是停放遗体的太平间，常常传来悲哀的哭声……为了缓解病人们精神上的压力，徐莲芝和医生、护士们心里只想着病人，几乎一天24小时都和病人泡在一起。天凉时，她会嘱咐病人多穿点衣服；晚上，会给病人盖好被子；诊治时，为了避免敏感的病人感到难堪，她从来不戴口罩和手套……无微不至的关心，点点滴滴浸入病人们绝望而无奈的心灵，于是有人称她为“徐阿姨”，更多的人则叫她“徐妈妈”，她是病人们慈爱的母亲。
有一次，从农村来了个女病人，徐莲芝和她聊天时，知道她是卖血感染的，丈夫和孩子也感染了。她问这个女人：“如果只有一服药，你给谁吃？”女人毫不犹豫地回答：“给丈夫，他可以挣钱养活全家。”“如果有两服药呢？”“给丈夫和孩子！”听了这样的回答徐莲芝流泪了，她深深感到病人的善良和无助，从而也更加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
有的病人对她说：“医院就是我们的家。”徐莲芝听了很感动，她认为，这个“家”字份量很重，自己只有更加努力的工作，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病人看到希望。在她的倡议下，医院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建立了“爱心家园”，进行心理关怀、同伴教育、生活指导和健康教育，当时是全国第一家，1998年10月举行揭牌仪式的时候，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我国卫生部都派人参加了仪式。“爱心家园”里有“笑看未来”画室、摄影室和手工艺品室等等，感染者和病人们常在这里活动，他们作画，缝制小娃娃、小老虎、小钱包等工艺品，把这些工艺品送给徐莲芝和医生、护士们，还参加了义卖。通过这些活动，感染者和病人们重新感到了自己的价值，增强了生活的信心，有的人说：“我从远处看见了一丝灯光，我要向着灯光走下去。”有的人表示：“我要活下去，还要帮助别人！”
为了让更多的病人看到希望，为了架起社会和病人间的桥梁，“爱心家园” 开展了招募志愿者的工作，如今这里的志愿者已经有3000多名，著名演员濮存昕便是其中之一。
自2001年起，国家开始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培训，佑安医院是卫生部指定的培训点之一，徐莲芝又积极地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年届七旬的她常常上午看病，下午讲课，并且亲自带着学员们一起操作。
十几年来，病人有的走了，有的活下来了，佑安医院治疗艾滋病已经声名远播，病人来自全国各地，基本都是危重病人。谈到对艾滋病的治疗时，徐莲芝曾对病人们慈祥而深情地说：“我们好像行走在没有水的沙漠里，我不能背着你走出沙漠，但是可以陪伴你一直走下去……”
总结自己的工作时，徐莲芝谦虚地说：“工作让我的道德和情感升华，病人们叫我‘妈妈’，这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所有的医务人员。”
徐莲芝被年轻医生们称为“榜样”，在佑安医院里，没有医生不愿意接触艾滋病人的情况，正如年轻的李在村大夫所说的：“我是医生，而且是搞传染病的，艾滋病就是传染病，是我份内的事。”他给自己的病人们留了电话，嘱咐他们有问题要及时联系，于是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病人们的电话……
护士们除了进行医疗方面的护理，更重要的是对病人们进行心理上的安慰，除了帮他们洗碗、盖被、关灯、煮面、煲汤、炖肉、买东西、寄东西、出院时送站外，更经常的是陪他们聊天，有时甚至会聊一整夜。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正是通过这些工作，病人把她们当成“朋友”，沮丧和绝望的情绪逐渐改变，对生活重新恢复了信心，无疑对治疗大有好处。
至于为贫困的病人捐钱捐物，在佑安医院更是经常发生了。
四川凉山州艾滋病高发区昭觉县艾滋病防治科的科长吉木石子是一个29岁、矮而胖的彝族妇女，眼睛不大，但目光柔和、明亮，头发随意地挽在颈后，紫色的体恤、黑色的外衣，松松垮垮，没有首饰，没有时尚的衣服，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
初一接触，从外表看去，吉木十分淳朴，甚至有些愚钝，一点也不像一个独当一面、正和艾滋病顽强抗争的中层领导。但是经过深入了解，我被她深深打动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疾控中心的楼梯上，她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刚从乡下回来，是给艾滋病毒感染者送药去。每隔三天最多一星期，她总要到感染者比较集中的乡村去，亲手送去抗病毒药和医治其他疾病的药品，也送去社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救助。
吉木接过了我手中的行囊，把我领进了办公室。当说明来意后，办公室一位小伙子便反复查看了我的介绍信并且对我进行盘问，而吉木却立即坦率地切入正题并且向我介绍情况，以致最初我竟把那位小伙子当成了科长，而把她当成一般工作人员了。
初次见面我便感觉到了她的坦诚。后来我知道了她的父亲原是当地著名的外科医生，家学渊源让她也学了医，中专毕业后又带职上了大专，本一心想搞临床，但1999年荷兰“无国界医生”来凉山搞艾滋病防治时，县防疫部门急需一个通晓彝汉两族语言，又有一定医学素养、作风踏实可靠的人，便把刚毕业不久的她挑上了。从此，她便走上了防治艾滋病的第一线。
她向我介绍了昭觉县艾滋病流行的情况，一直谈到卫生局领导来了才罢。临分别时知道我第二天要下乡，便一再抱歉地说：“本来应该陪你下乡的，但我要给乡村医生们上课，无法陪伴你了！”
第二天下午从乡下回来后，快下班时我又去找她，她刚讲完课回来，我要求她陪我去娱乐场所找几个“小姐”，了解她们掌握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和使用安全套的情况，她点点头说：“现在去正好，不耽误她们做生意。”说着从柜子里拿出几盒安全套放在提包里，和我一起出发了。
她熟门熟路，领着我向城边走去，一面走一面向我介绍沿途的娱乐点。后来，我们走进了城边一个偏僻的院子里，她领着我径直走进院子最后面的一排房子，一间房里坐着4个正在打纸牌的“小姐”。
对她的到来，“小姐”们显然并不感到意外，一面打牌一面问道：“安全套带来没有？” 还说“安全套不够了，我们自己都去城里买过哩。”吉木回答道：“用不着买，我们和计生办都免费供应，以后没有了，就去我们那儿领……”
她的工作的确干得扎实、干得深入，和这些“小姐”互相间已经十分熟悉了，她们对她已经没有反感和防范。
“娱乐点”的墙上贴有防治艾滋病的宣传画，老板指着告诉我：“看，我们都晓得注意哩！”“小姐”们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哪个客人不愿意用，我们情愿这生意不做也不冒险，我们也害怕艾滋病哩。”
由于第一次走进这种场所，我感到很不自在，甚至不知道和这些人怎样交谈，于是问了几个简单而突兀的问题便催着吉木告辞了。走到大门外，吉木显然感觉到了我的尴尬，便笑着问道：“你大概从来没有和这些人接触过吧？其实只要有男人、有女人的地方便有性，这问题回避不了。和她们谈话时，要对她们表现得很尊重才能做好工作。我总是叫她们‘妹妹’，她们也是有感情的，天热我下乡时，有的‘妹妹’还抢着买冰激淋慰劳我哩！”
但是，我却不难想象出，对于一个年轻的彝族妇女说来，从事这样一种工作会遇到多少阻力和艰辛。
由于忙于工作和学习，吉木27岁才结婚，这在彝族姑娘中是少有的晚婚。在参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最初几年，她还是一个未婚的姑娘，下乡宣传防治知识时，她得在赶集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解关于安全套的知识，并亲自用模型演示。对于性行为开放而性观念又极端保守的彝族群众说来，她这种行为简直是匪夷所思和不知羞耻，虽然作为医生的父亲支持她，表示理解，但亲戚和兄弟姐妹却炸开了锅，大家完全不能接受，认为她把整个家族的脸都丢尽了！他们纷纷责骂她，并且赶到父亲跟前告状。而集市上的老百姓也表示反对，因为当地的风俗是男女有别，女人在男女混杂的场所向男人讲安全套，简直是“大逆不道”。
碰钉子后，耿直而老实的吉木不得不改变了办法，在集市上她便请外国专家们出面宣传和演示，自己把妇女们召集到会议室里，单独向她们讲解……
虽然具体做法有了一些改变，但坚强的吉木内心一直没有退缩。从周围人群和自己的家族里，她已经感觉到毒品和艾滋病咄咄逼人的气势。她的亲弟弟和两个表弟吸毒，我去采访时，她正惴惴地为他们进行艾滋病毒检测，默默地祈祷着但愿他们不要被感染。而在周围的人群里，她已经接触了太多的吸毒和感染者，使她意识到自己对亲人、对社会那份沉重的责任……
最让吉木痛苦的是丈夫对自己的态度，在向我谈到不幸的婚姻生活时，她忍不住泣不成声。
丈夫出身于农村，在另一个县当教师。他们不是自由恋爱，是由介绍人撮合的。婚后有了儿子，我认识她时儿子才一岁零三个月，主要由保姆照顾。孩子自小体弱多病，而吉木工作又忙，有时为了应付领导和外国专家们的检查，星期六、星期天也不得不加班。遇到这种情况时，丈夫不但不体贴她、帮助她，反而讽刺和责骂道：“你比书记县长还忙？比总理还忙？星期天也不管管娃娃？”说着说着便扑过来拳打脚踢，吉木吓得躲到桌子下面，丈夫便一把抓住她长长的头发把她拖出来再狠命地打……头发被扯掉了，头上鼓起了一个个大包……以致吉木不得不把心爱的长发剪短了。
除了对吉木实施“家庭暴力”，丈夫在经济上对家庭、对孩子也是不负责任的。他每月工资1300多元，这在当地算不错了，比吉木工资还高，但每个月他只拿出区区100元作为孩子的生活费和保姆费……吉木不愿继续忍受他的虐待要求离婚，但他却要吉木拿出3万元对他进行“赔偿”……
听了吉木的遭遇，我只感到脊背发冷，说不出一句话，男女平等在中国许多地方似乎还十分遥远。
当地的领导们似乎对憨厚的吉木也缺乏理解和关心，有时会在并不了解情况时便声色俱厉地批评，甚至辱骂她是“木脑壳”……
“我真是‘木脑壳’吗？”说到这里吉木忍不住又流泪了。
然而，她却不愿意离开防治艾滋病这个艰辛、危险、充满压力和委屈的岗位。她向我解释道：“目前，我还是搞这种工作的最佳人选。自1999年以来，我已经在这个岗位上积累了许多经验，换一个人，不会有我搞得这么好！”她说：“为了亲人，也为了民族和社会，我不得不咽下自己的委屈，坚持下去。”
除了委屈之外，和一些搞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一样，吉木还有一个苦恼就是缺乏成就感。担任临床医生，可以看着一个个患了重病的人在自己的帮助下重新恢复健康，会感到由衷的欣喜和自身的价值，而艾滋病患者是无药彻底根治的，眼看着许多人在死神的魔爪下苦苦挣扎，吉木感到十分沮丧和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