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所继承和发展的仁爱，远远超过儒家提倡的"全德"。这并不奇怪。孔子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而周恩来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孔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周恩来则生活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孔子"信而好古"，要求春秋乱世回到文、武、周公时代的"小康之始"，进而臻于尧舜的"大同"盛世；周恩来则着眼于未来，力图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小康"，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同"。
无数的事例说明，周恩来自身即是"仁"的优化，又是"仁"的超越。他的思想情操既脱胎于"仁"，又高于传统意义的"仁"；他在传统意义的"仁"中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使之升华为无产阶级的"仁"。这是周恩来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完善，与社会变革相结合的传统模式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修身、立党、治国、世界大同的无产阶级辩证模式。这是周恩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对社会来说，周恩来行"仁"所追求的，不只是一种稳定有序的社会价值，而是以其为基础促使社会变革向更高层次发展、即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迈进。就主观世界而言，他行"仁"所追求的，不只是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而是将这种完善的人格在对应的关系中（个人与集体、领导与被领导、人与人之间）加以推广，作为促使社会主义变革向最高层次迈进的必要杠杆，使个人人格不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说周恩来行"仁"超千古，因为自孔孟以来，从未有人像周恩来那样，将仁爱与个人修养和社会如此紧密相连并统一于一体。
孟夫子不远千里去拜访当年威震六国的梁惠王，两人在辩论义、利关系之后，话题转入战争胜负的原因。孟子引用"仁者无敌"4个字劝说惠王多为老百姓做好事，说人民拥护你，就会无敌于天下。但他在这个场合没有把"仁者"何以"无敌"的道理说透。仁者所以无敌，是因为"仁"为"全德"，"仁"涵盖着一切道德品质，"仁者"是拥有一切道德力量的人，所以他是不可战胜的。周恩来既然是超"全德"的人，对于对手，他当然是无往而不胜的。
三、跟周恩来学诚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8个字道出了诚信的巨大力量。唐代诗人刘禹锡说："推诚人自服"。似乎没有别的道德力量可以与诚信相匹敌了。周恩来自己也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的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
周恩来从小就崇尚诚信。1916年他在南开中学一篇夺得头魁的比赛作文中，即以《诚能动物论》为题，极言诚信之道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言简意赅，不但反映了周恩来研究儒、释、耶经典著作的功力，而且函盖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有关诚信的微言大义。同时他又以遏制不住的愤怒抨击与诚信相反的伪诈对国家、对民族所造成的危害，从历史的视角揭露"以其一手欲掩天下耳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然而周恩来断言"虚伪可以惑少数人于终世，惑人类于一时而决无惑世界人类于最长时期也"。统治者妄图驱众人之"生命脑力，以供彼一二私人之指挥，其智可悯，其愚不可及也"。这篇获得"含英咀华"奖牌的文章，不过1320字，一气呵成，"以孔、耶、释之教诂题，大含细入，高挹群英"，"见识高超，理境澄澈，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两位国文评审老师评语）。
周恩来写作此文时，虽然只有18岁，若以他此后60年的所言所行加以检验，竟无人可以指出他的一言一行有悖于诚信理念。周恩来终生践履、举行"诚信"二字，仁人志士乐于与他共事合作，上下左右愿意团结在他周围；凡是与他交往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友是敌，他都推诚相见，赢得友谊；党赖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避免分裂；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转危为安。他更以诚信在国际上打开新局面，传统的外交史，演出了多少尔虞我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闹剧、丑剧。外交只有利益、实力，难道还有信义可言么？周恩来用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1972年9月28日下午，周恩来在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会谈中，说：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随即，周恩来应田中首相的请求，为他题写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田中首相也亲笔写了"信为万事之本"加赠周恩来总理。
中国传统美德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论语·卫灵公》中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大意是说：孔子的学生子张问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主张到处行得通。孔子说："说话要正直坦率讲信用，做事要忠厚而诚敬。做到这样，即使到边疆落后地区也可以。做事虚伪欺瞒，敷衍轻慢，就是在本乡本土，又怎能行得通呢？"就是说人有信而立，无信则不立。周恩来所以能在国内外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这和他在外事交往中恪守信用有很大关系。世界上可以有人反对或不相信周恩来的信仰，但是没有一个人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诺言。"诚能动物"，言哉其言！倡斯言者，其魅力之为功，亦大矣！
周恩来从来是一言九鼎，说到做到。对周恩来"说话算数"美国人感受最深
1950年6月下旬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到9月中旬，"联合国军"开始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施全面进攻，直打至鸭绿江边，直接威胁着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
9月30日，在全国政协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3～24页）
10月3日，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转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坐视不顾，中国"一定要管"。周恩来的这项重要的警告预先也通报给了英国驻北京的外交使官。
美国人用冷战的眼光看待中国的警告。他们把这种警告当作是外交宣传伎俩而置之不理。美国人同样用意识形态的观点评价印度大使潘尼迦，把他看作是一个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因而对他传递的信息嗤之以鼻。对此，美国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0月3日，国务院收到了许多封电报，报告同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威胁要参加朝鲜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现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约见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迦，并且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遣军队援助北朝鲜人。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这种行动……从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新德里也打来同样的报告。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和这个报告有关的潘尼迦先生在过去却是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因此，他的话不能不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看来，周恩来的声明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
美国的军事情报分析也推测中国的介入是不可能的。它分析说，中国共产党人害怕同美国交战，中国国内的反共势力正在发展，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努力相继失败，如果介入战争的话，将有可能依赖苏联的援助并且将使满洲的控制权丧失给斯大林，等等。
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25日进入朝鲜使杜鲁门极为震惊。在他的私人信函中，他大骂"常胜将军"麦克阿瑟，因为麦在几天以前还向他担保说中国人决不敢出兵。
美国人实实在在地得了一个教训："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只不过代价过于昂贵，那就是使他破天荒地在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协定上签了字。
196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访路过巴基斯坦，在同阿尤布总统会谈时，针对美国不断派出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狂轰滥炸的严峻局势，要求巴方转告美国：美国扩大对越侵略，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如美国对中国进行轰炸，这就意味着战争，而战争不可能有界限，美国从空中来，中国就从地面上出动。阿尤布总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慎重复述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要点，以求准确无误地转告美国。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又将上述谈话概括为四句话，让该报公开报道出去。这四句话是：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尽管美国侵占了中国的台湾省，中国仍在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任何国家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和援助的。三、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管来多少人，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就不会从陆上出去吗？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这一次，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对周恩来的警告充耳不闻了。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逐步降级，并且在整个侵越战争期间始终未敢将战火扩大到北方。
周恩来办外交，始终坚守着中华民族"诚""信"的传统美德。"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鲜明形象。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也许是这一点在基辛格脑海里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的缘故，他在《白宫岁月》中很有理念地写道："在外交政策上切不可忘记：你是在和同一些人循环往复地打交道，在不断地处理一些问题；骗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损害整个关系。讲信用才能使国际秩序得以巩固，哪怕是在敌人之间也是如此；搞小动作决不能持久。周恩来是很了解这一点的……"
真诚，是周恩来对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他一生结交了无数"挚友"、"诤友"，成为他们最尊重和信任的共产党人。这是因为周恩来一贯尊重朋友，对他们以诚相待，真正做到了与他们肝胆相照。甚至他还以其真诚感动了他的敌人，使之化敌为友，所以正如《周恩来传》的作者，英国著名作家威尔逊说，他甚至赢得了他的敌人的尊重。
在为统一战线工作制定的《守则》中，他把"谦诚的态度"列为第二条，要求"对党外人士要和蔼真诚，不要虚伪"。他历来强调对朋友"宜采取严格的态度，批评宜真诚，"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建国后，他多次强调各党派间要相互商量，"彼此要推化置腹，要有基本的信任"，"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朋友。"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进一步地要求要"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这样才能体现真诚，才能真正做到以诚待人，处理好双方的关系。他还对"设身处地"作了详尽阐述："任何一件事，都要先想一想对方的处境。你能做到的，他不一定能做到，你能勉强他吗？强加于人，就会丢掉朋友，甚至把他推到反对我们一边去"。所以"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希望或要求他们做一件事，不能凭主观，首先要替对方设身处地想一想。强加于人不行，人家不愿意而加以嘲讽，那是思想作风上的错误"。正因为这样，著名工商届领袖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
对待外国朋友，周恩来也是以诚相待，体谅朋友的困难，帮助解决问题。中日建交前，日本的一位政治家来访，在同周恩来会谈时介绍了回国后向新闻界谈话的口径。周恩来听后表示：不要太说中国的好话，要说得含蓄一点，这样对你们党内、党外、人民之间、对美对苏关系上都有好处。这席话使对方深为感动。这位日本政治家对陪同人员表示，从政几十年，从未遇见像周总理这样为他人着想的人。他还说："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有那么多朋友，得到那么多人的尊重。"
笃诚的另一方面就是守信。在国际交往中，周恩来坚持"说话算数"，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这种风格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使朋友感到可以信赖，使对手不敢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