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跟周恩来学律己
律己即自律，是道德践履的重要手段。道德往往表现在义利或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不道德的做法是舍义而取利，道德所要求的做法则相反，即舍利取义——这就必然要求"克已服义"即要求律己。律己不是表现在口头上，或想象中，而是表现在行动中，表示在对实际利益关系的处理中，所以律己是道德践履的手段。没有律己，就没有道德践履，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律己往往有一个由有意识到无意识的过程。在道德修炼中，通过长期的律己，使道德观念化为自己固有的信念，即有意识的道德行为转化为无意识的道德操守，就可以使律己由有意识转化为无意识，由自觉转化为自发，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境界。如果说在道德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圣人"的话，那么周恩来就是当之无愧的"圣人"了。虽然这样，但他仍然反对在修养上、在自我改造上的停止论观点，这更显示了他的伟大。
中国传统士大夫都把修身当作第一等重要的事情，修身其实就是改造，名不同而实一致。尽管周恩来和传统士大夫在改造的形式、内容和目标上存在差异，但精神气质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自强不息，做时代的道德楷模和人格代表。
周恩来从小喜欢读旧中国流行的小说，他的嗣母陈氏更是为他明辨忠奸，如讲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事迹，讲秦桧、洪承畴等卖国贼的罪行。这些历史故事在他幼年的头脑里印象深刻，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同时，他从这些读物和故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培养了正义感。
他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就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经常帮助一位姓吴的老校工扫地烧水。有一次，这位老校工病倒了，周恩来去看望他，把身上仅有的8个铜钱塞到他手上，并安慰他："您把病治好，身体结实了，同学们看到也会高兴的。"在少年周恩来的心灵里，已发育起仁慈厚道、充满人情味的精神追求。
后来，他到南开求学，东渡日本，考察欧洲，乃至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转战陕北，直至建国以后，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仁慈厚道的品格，不能不说是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的积极影响。
他有"吾日三省吾身"的认真态度，1943年，他在重庆领导整风学习时，曾结合自己的特点与需要，进行严格反省，有针对性地写下了7条《我的修养要则》。其内容是：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就得用严格的规范和信条来约束自己、激励自己和调节自己，自备一副炉锤，锻造至美品格，有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周恩来的上述修身要则，真正做到了：刻苦自励，强调知行合一，注重自省自察，扬长避短，纠偏就正。并且，这些修身要则，在他的一生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翻开《周恩来选集》上、下两卷，他那对人不溢美，对己不诿过，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品格，清晰可见。其中，《我的修养要则》，《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论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论知识分子问题》、《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等，就是有代表性的几篇。
他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解放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是不很好，不能满意。"
50年代初期，他在怀仁堂作过一次报告，参加人员是北京、天津两市各高校的教师。这些教授和研究人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会场，以为共和国的总理亲自"训话"，可能要发生严重的事情。出乎意料的是，他在谈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时，竟在大庭广众之中谈起了自己的家世：
"我祖籍浙江，先辈们长期在江苏做官，所以人们称我是江浙人氏。要论我的出身，说得好听，叫书香门第，而实际上就是封建官僚阶级。因此，我从小也接受了家庭的各种不好的影响，并和大家一样接受过旧教育。后来，看到民族危机，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革命。革命30年来，做了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跟斗，碰过钉子，可见参加革命后，仍然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工作，也还要继续学习和改造。"
他还说："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在说话或者写文章时，如果不经过冷静地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他用这番感人肺腑、解剖自己的话，与在坐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共勉："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这些推心置腹的话，一下子缩短了高级领导人和普通知识分子的距离，实现了心灵沟通和情感交融，使听者感到句句讲到了自己的心坎里。共和国总理如此严格要求自己，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为什么不能洗涮干净呢？1956年，清华大学的一些老知识分子入党时，无不谈到周恩来这个报告对自己思想觉悟提高所起的促进作用，真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从一些琐事也可见周恩来的风格，吃饭交钱，这是周恩来的规矩，在任何场合都不破例。有一次，因为时间比较紧，周恩来专机机长张瑞霭想先帮周恩来把账结了，免得到时过于仓促。于是站起来，对周恩来说：
"总理，你慢慢吃，不要急，我去结账。"
"什么？我周恩来吃饭，你张瑞霭付钱？"
"不过块把钱的事，有什么关系。"
张瑞霭边说边迈步，这时周恩来用筷子朝张瑞霭脑门一点："那么旁人知道了，会怎么想你怎么看你呢？"听周恩来这么说，张瑞霭只得作罢。
周恩来从来不拿也从来不吃不属于他的东西。尼克松访华，坐的是周恩来的专机，因此，机上配备了各种礼品——茅台酒、云烟、景德镇瓷器、苏州刺绣等。尼克松离开上海去日本，周恩来返回北京途中，他对杨德中（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任）说："飞机上的东西，我们谁都不能拿，不能慷国家之慨。"
"那自然，那自然。"杨德中边点头边回答。
周恩来又目视着张瑞霭说："你张瑞霭也不能慷国家之慨。"张瑞霭也说："坚决照总理的指示办。"
以前民航班机上总备有小礼品和一些糖果点心，赠送给每一位乘客，总理专机也不例外，服务员小王发现周恩来爱吃水果糖，有一次下飞机前随手抓了一把，塞给卫士小张，让他带给周恩来。回来后，小张喜滋滋地把糖掏出来，放在一个小盘子里，端给周恩来。
"总理，吃糖。"
"嗯？你从哪里弄来的？"看到糖，周恩来果然很高兴。
"小王给的，她说是你爱吃，让我带把回来吃。"
"我怎么就要特殊呢？应该拿的礼品，我们不是都有了吗？"周恩来的脸色有点不好看了。
"不就是块糖嘛。"小张不以为然地说。
"问题不在于东西多少。别的旅客都有吗？没有，可我们有，这就是特殊！"
在紧接着这次"糖果事件"之后的一次飞行任务中，周恩来把张瑞霭叫到跟前，一本正经地说：
"瑞霭，你知道小王、小张他们为我搞特殊化的事吗？"
"你指的是那把糖吗？"
"看来你是知道的。我乘你们民航的飞机也是普通旅客，你们不要给我特殊待遇，那样就脱离群众了。你回去跟小王、小张她们几位说说，以后再也不要特殊对待我啦！"
这一次周恩来走了几个地方，最后从上海返回北京。
飞机停稳后，周恩来步下舷梯，走向早已等候着的"红旗"牌小轿车。卫士小张正往车上装行李（周恩来外出总是自带行李，他用别人的被褥睡不着觉），周恩来一眼发现行李中比去时多了一个红包。他忙收住脚步。
"小张，你倒是由小包换成大包了啊？"
"上海带的鸡毛菜。您很爱吃，就……"小张慌忙解释，连话都说不顺溜了。
"付钱了没有啊？"
"就这么点，顶多吃两顿。"
"嗯，又是白拿。算啦，既然已经带来了，回去算一算，记上账，下次去别忘了付钱给他们！"
周恩来看到小张总是带笑的圆脸布满了愁云，所以给了他一个台阶。从此，卫士们兜里多了一个小账本。周恩来到的地方，当地领导总是要送点土特产，但他们知道周恩来的脾气，而且卫士的路子也不通，就悄悄送到飞机上，让服务员转交，卫士无可奈何，只好让上账，下次付钱。
地方送的东西，并非一概收下，如果是上海的鸡毛菜、广州的荷兰豆之类的瓜果蔬菜，当然是不留也得留，否则就烂了，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一律如数退还。
周恩来身为国务院总理，几十年来，他从未白吃公家一顿饭，白拿公家一块糖。张瑞霭说，我们耳闻目睹总理的廉洁作风，无形中自己也养成了不贪便宜的习惯，可谓"近朱者赤"吧。
还有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开席不一会儿，秘书拿了一份急件匆匆赶来，为了尽快处理这份文件，周恩来不等宴席撤下来，就在饭店要了一间客房。等那文件批阅完，周恩来才轻轻地舒了口气，但紧接着就咐咐他的卫士老张："去结账吧。""怎么？我们用了不到一个钟头，还要交钱？"老张大惑不解，嚷了起来"这一个钟头，也许就有客人要住这间房呢，这不就让我们搅了他们的生意了？"
听周恩来讲得这么头头是道，老张只好去付钱。可北京饭店经理不干了，他直接找到周恩来："您批文件也是办公事，怎么能自己掏腰包呢？"
"我还用了你们的厕所嘛。"
经理拗不过，只好作罢。老张按规定交了十五元钱，并开了张发票，留作周恩来下月工资里扣除的凭证。
周恩来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那是一座老式的旧平房。由于多年失修，油漆脱落，墙壁乌黑，房柱破裂，窗户千疮百孔，天气冷时，不得不用旧报纸来裱糊挡风。
一次，《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写了一条重要新闻，周恩来看过后说："这个消息是否发表，还得回去请示毛主席。你和我一起到中南海去，在我办公室等着。"这时天忽然下起大雨。金凤在总理秘书办公室等着周恩来去请示毛泽东，忽然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陈旧的屋顶漏雨了。
秘书赶快找了一个旧脸盆，放在有裂缝的砖地上，盛接雨水，又找了一个旧脸盆，直奔总理办公室去了。当秘书空着手从总理办公室出来，金凤忙问："总理办公室也漏雨了吗？"秘书点点头。金凤吃了一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几亿人口的大国总理，还身居漏室呢！
由于房屋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病。办公室和国务院总务部门，多次提出要修缮周恩来的住房，并拟定了修缮计划，但周恩来就是不同意修。他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的窑洞好多了。"还说："我们经济条件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了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1959年，趁周恩来外出，有关部门对他的住房和办公室作了一些必要的修缮。虽然这次修缮并不特殊，也不豪华；只是添了一些必要的办公和生活用品，但周恩来回来后，严厉地批评了工作人员，直到将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凡能搬走的都搬走，恢复了原来的旧东西，周恩来才进去办公。
他对主管这项工作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是最热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是只听人说没什么，就只修了应该修的，其实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不想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进住吧，你们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身教重于言教，周恩来的领导艺术是彻底实践这个原则的象征。
周恩来认为过好"五关"是做人的根本，1963年，周恩来65岁了，算是老年人了。当年对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进行多时了，然而党内外仍然出现一些不正之风的苗头，这使他内心感到很不安，于是就自己这一生的经历，作了一次小结。5月末，他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的会议，作了关于过好"五关"的报告，要求广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认真对待，严格要求，一步步地过好"五关"，才能较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把国家建设好。此后他还多次对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民主人士和自己的亲属们，不厌其详地讲过这个问题。
过"五关"是周恩来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自我思想改造的必经这道。所以过好"五关"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
周恩来所说的"五关"，第一是思想关。过思想关就是思想改造，是解决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人是有思想的。想什么，就是个大问题。想得不对，做的不对，就会犯错误。怎么办？要一件件去想，一件件去实践，一件件去改正。这正是古人所说的"知过勿惮改"。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要求一件件去端正自己的思想。要做到不落伍，永远感到不满足，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时时前进；不然，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周恩来认为，过好思想关要联系自身的阶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士农工商学，甚至还有资本家，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人们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一定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反映在人们的工作环境和人们所接触的事物中。现代社会，情况就更复杂了。人的思想都受各种关系和各种事物的影响。思想改造就像空气一样，人人都需要。周恩来以自己为例说，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受过资产阶级教育，长期做过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同美国都打过交道（当时同美国有关系，可能构成政治问题），接触党内外的人和事也很多，社会关系可复杂了。他说自己虽然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了，也算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但是还不能说、也不敢放松思想改造。而且他还再三表示，愿意带头进行思想改造，过好思想关。他提出一个有名的、终生履行的口号：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领导核心成员中，只有周恩来联系自己提出如此鲜明的自我完善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