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恩来患了癌症。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7个年头，党和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周恩来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但仍抱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量。主治医生再三恳求周恩来，你应该停止工作，服从治疗，最起码也要减少工作。
"这个意见，我不能接受，"周恩来说。"这么多的工作，我不能为一个人健康而扔下不管呀！你们只要看看国家面临的现实就明白了，你们这番好意我衷心地表示感谢，可是，我还不能放弃工作去治疗……"
从1974年1月至6月，周恩来除去医院检查身体和因身体无法支持外，工作日共127天，每天工作12～14小时的有9天；工作14～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的就有5天；连续工作30小时1次。如2月9日工作了20小时，10日起床后，一直工作至12日凌晨3时45分。3月6日，他办公12小时后，体力实在坚持不住，只好躺在床上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5月6日，他连续工作了18小时，刚睡40分钟，就被叫醒去钓鱼台，随后，只休息3个多小时，就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4点半。
一次，仓促连续工作了3个昼夜，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累得犯了病，就站着用椅子背顶住腹部，继续听工作汇报。同志们请他坐下，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
周恩来也是血肉之躯，他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这期间，曾连续4次发生缺氧症状。医生和邓小平等人再也不允许他这样拖下去，他才同意住院动手术治疗。
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都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按原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了正式会谈。医生们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5月31日，他又强撑着身体，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
6月1日，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办公室，向大家说道：我就要住院了，我暂时向你们告别了，你们还要继续努力工作。多年来，你们和我在一起，工作都很好，我不在的时候，也要保持这个工作作风。工作人员都含着眼泪低下了头。接着，他向秘书们口授了6月1日后对这批文件的处理意见，这才住进了医院。
10月底，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他知道自己不久别于人世了，但他也知道国内政治情况异常险恶，党、国家和人民都处于危难之中。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还要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还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因此，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任一滴滴冷冷的汗珠，不断地沿着他的额头滚落下来。在这样的时刻，他丝毫也没有悲观、烦躁情绪。相反，他配合专家、医生及护士，进行各种复杂、甚至是痛苦的治疗。有时看到送饭的护士情绪低沉或面带愁容，他还强打精神面带微笑地安慰他们几句。尽管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他总是坚持多吃一点。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便又念叨着："二！"……
12月中旬，周恩来已处于弥留状态，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这时，他已经不能进食，甚至喝水也不能够，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就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还是工作和他人，惟独没有他自己。12月20日，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还把罗青长叫到床前，谈台湾问题。其间，他两次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抱歉地说："我实在太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随后，他又昏迷了过去。
从1974年6月1日住到医院至1976年1月8日逝世，他在医院动过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平均40天就要做一次手术，癌症的折磨，使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仍然不停地找同志们谈话，接见外宾，参加会议，处理日常工作。
据统计，在这一年半的住院岁月里，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它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参加会议20次，找人谈话7次……
这就是周恩来——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意味着把自己的一生和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同义语，他是受之无愧的。
周恩来有一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而"改造"就需要战胜自己。老子说："胜人者力，自胜者强"。由此来看，周恩来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强者"。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共同的特征，周恩来自然也不例外。周恩来的一生，遭遇重重困难，挫折无数，但他从不气馁，从不畏惧，正如江泽民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他在革命遇到挫折时从没有灰心过，在敌人血腥压迫下从没有胆怯过，面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从没有泄气过，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认准方向和目标，坚韧不拔。"周恩来知难而进，逆境奋起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八、跟周恩来学求实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就是求实的理由。因为所谓求实，就是使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使主观符合客观。要做到求实，首先要尊重事实，即要有求实的精神和态度，是即是，非即非，不能歪曲事实，这是求实的前提条件。而这就需要多作调查。其次要尊重规律，即要力求认识规律，按照规律办事——这里重要的是怎样认识规律。认识规律的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实事求是"，对此毛泽东同志作过经典定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按照这种实证方法就可以找出事物"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再以此"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就能够实现我们预想的目的。和其他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一样，周恩来一直具有求实的精神和作风，并且他还对求实过程中的许多实践问题作过深入细致地探讨，这使他毖求实精神与民主作风联系起来，把通过民主作风获得真实信息作为求实的重要条件，从而丰富和具体化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思想。
1947年中央12月会议以后，周恩来派工作人员调查土改的实际情况，作战参谋张清化回到了临县三交镇。那里正在搞划阶级、定成份、斗地主、挖地财、挖元宝，在定成份时要查三代。
如果三代中有是地主或富农的，即使现在是贫农也要定成地主或富农，给工商业者定成份，大一点的铺子的店主，就定地主、富农，把铺子给分了。张清化觉得这样搞不对头，但他又不敢多讲，怕讲多了，人家给他扣上右倾帽子。
回到中央支队后，周恩来问他，到那里看到了什么情况？张清化说不敢讲，怕认识不准，讲错了会犯错误。周恩来说："你有什么讲什么。"张清化问："不会给戴个右顷吧？"周恩来说："你讲，绝不会给戴"帽子"。"
于是张清化就如实地汇报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看法。后来，周恩来将先后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过研究，派人纠正了土改工作中"左"的错误。
1958年春天，周恩来亲临成都市西郊城乡友谊农业社视察。他询问陪同视察的当地负责同志，友谊社的耕地面积有多大？亩产量多少？每户社员每年的收入有多少？副业生产的收入情况又怎样？要求把这些账算给他听。
这位负责同志说："我只能算老实账。"他的话立刻引起周恩来极大的兴趣，以赞许而又诙谐的口吻说："是呀！我们都是老实人，就来算个老实账吧。"这位负责同志就按照周恩来提出的问题，逐一汇报，周恩来一边仔细听，一边叫秘书详细记录，以便回去研究，从中找出办好农业的规律性的东西来。
当周恩来到农业社办公室时，已是傍晚时分了。六十岁的周恩来虽然徒步走了几个小时的路，还是那样精神抖擞，毫无倦容。他仔细地看了农业社里的账目，边看边算，不断地叮咛有关负责同志要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一定要把账算准确，不能有差错，这样大家才会安心生产。
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在二月二日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时，当听到下边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风、讲假话等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危害时，讲了一席发自肺府、切中时弊的话。
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领导上要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风气一样了吗？你们的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作为一个高层管理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当然是很重要的。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靠听汇报过日子，这样的领导者只能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然而，这并不是说，一个管理者必须事事躬亲，不能听汇报，相反，一个高层管理者，他所掌握的信息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听汇报"获得的。
问题的实质不是该不该"听汇报"，而是听什么样的汇报。要鼓励下属敢于汇报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虚假的情况。要听真话，不要听假话。这对于一个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来说，甚至比亲自深入实际了解第一手材料更重要。
1953年、1956年两度出现的冒进，使周恩来的思想认识由防止冒进深化到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冒进。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敢于抗大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