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政策逐渐为克林顿政府所接受。特别是金大中就任韩国总统后，对北朝鲜实行“阳光政策”，促进了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接触，推动了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北朝鲜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的迹象：韩国到北朝鲜旅游的人数大幅度增加，韩国的中小型企业开始探索在北朝鲜进行投资，越来越多的分离的家庭获得团聚；南北朝鲜的官方对话已经举行；北朝鲜出人预料地提出与南方进行“高级政治会谈”。美国又感到“演变”北朝鲜的希望增大，于是又增强了对朝接触、交往的一面。不过，美国对北朝鲜“发展核武器”还是大为担心，因此又不能放松遏制的一面。这从美国国内在对朝政策上出现的辩论可以反映出来。1999年2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报道，题为《北朝鲜将成为无法无天的核国家的可怕前景使它成了美国最担心的热点》；3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一篇题为《华盛顿应该设法同平壤接触》的文章。从两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它们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可以说，在对朝政策上，美国也存在两派：即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认为：一系列迹象表明，金正日政权正缓慢地向外部世界开放。尽管近一时期发生了北朝鲜发射越过日本的三级火箭和在黄海水域与韩国军舰发生冲突这样的事件，但北朝鲜还是与韩国恢复了谈判，派高级代表团访华，并对美国派遣的特使表示欢迎，这表明北朝鲜愿意同国际社会合作。悲观派则认为：北朝鲜“是斯大林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发射火箭、与韩国军舰发生冲突等挑衅行为表明，北朝鲜已经学会了如何向西方付价还价，它知道它越是顽强对抗，就会从西方得到更大的“奖赏”，而西方的“绥靖政策”更使朝鲜得寸进尺，因此朝鲜半岛随时都可能发生危机。
就政府方面来讲，美国还是倾向于“软”“硬”兼施，“胡萝卜加大棒”。早在1994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雷克就对美国对朝两手政策阐述得非常明确：在劝说“北朝鲜”放弃核计划的同时，“我们使平壤清楚，如果它决意将国际关注置于它的核计划之上，改善关系的大门将向它打开。否则，北朝鲜将面对日益增长的孤立和强硬。”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贯彻这样的政策。1999年5月下旬，美前国防部长、朝鲜政策协调人佩里访问了北朝鲜，这是自1994年前总统卡特访朝以来美国前往北朝鲜的第一位高层政界人士。佩里的使命，一是为制定政策“掌握第一手材料”，二是对北朝鲜提出忠告，不要恢复核试验和开发射程更远的导弹，否则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据说，佩里前往北朝鲜时，还带去一个一揽子计划，主要内容是告诉北朝鲜：美国将设法改善两国关系，最终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同时将解除长达50年的制裁，扩大两国的贸易往来，其条件是北朝鲜必须完全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开发计划。这个一揽子计划的主要特点是：美国不再寻求推翻北朝鲜的现政权，同时也不再强调北朝鲜必须实施开放的政策。9月14日，佩里向美国国会呈递了“一揽子接触政策”报告，提出与北朝鲜进行对话，将其纳入国际社会来消除其威胁；但同时又提出，如果北朝鲜不答应，就对其进行“遏制”，并建议美国保持在韩国的驻军兵力，仍然要“警惕世界上这个最后的斯大林主义政府的新挑衅行为”。
不过，不管怎样，美国还是加强了对北朝鲜的接触。1999年9月17日，克林顿总统宣布了放宽根据《与敌国贸易法案》、《国防工业生产法案》和商务部的《出口管理条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的一些制裁的决定，实行了近50年的对朝贸易制裁终于有所松动。
其实，奉行强硬政策的朝鲜的存在对美国是有一定好处的，这就是为美国在东亚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并发展导弹防御计划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借口。美国搞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以及在东亚地区搞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公开打出的旗号就是为了对付所谓朝鲜的导弹威胁。但是明眼人都明白，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主要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在对朝政策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朝鲜尽快向自由化“演变”，使朝鲜这个威胁源得以消除；另一方面又需要这个所谓威胁源的存在，以服务于其全球战略。
2000年6月13-15日，韩国总统金大中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在平壤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并签署了共同宣言，旨在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使离散家庭团聚，为朝鲜半岛统一铺平道路。这次会晤极大地改善了朝韩两国的关系，同时也对美国的对朝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对美国来说，朝韩的和解有可能冲击美国在亚洲驻军的长远计划，削弱在东亚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合理性，破坏整个北亚政治力量的平衡。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哈里·哈丁分析道：“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北南关系如果显著改善，会使一些大国面临许多令人尴尬的问题。”这样，美国就应该寻找“一种新的威胁”以证明发展新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应该的。此外，“驻扎在韩国的37000美军是否还应留在那里，如果撤走就会使中国还有日本面对的战略态势发生变化。”哈丁还指出：“许多人担心，如果美国的常规部队撤出韩国，那么，美军留驻日本就越发难以证明是应该的了。”“到时候美国就会面临这样的情况：美国在西太平洋可能完全没有常驻部队了。”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认为，朝韩首脑的会晤有利于“使北朝鲜与国际社会接触”，即有利于美国实行对朝的“接触政策”，所以它还是表现出了欢迎的态度。还在会晤进行中，克林顿就说，他对朝鲜和韩国之间前所未有的首脑会谈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称这是迈向双方和解的充满希望的一步。与此同时，美国积极采取措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就在“二金”会晤结束的当天，美国宣布向朝鲜捐赠5万吨食品，并少有地赞扬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举行此次会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天后，6月19日，美国官方报纸《联邦政府纪事》上公布了对朝贸易的新规定。新规定旨在放松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对朝鲜实行的一度几乎是全面的贸易禁运。新规定将允许朝鲜向美国出口原材料和制成品，同时将允许美国公司向朝鲜出售不具有军事用途的美国商品和农产品；此外还将开放两国之间的航空旅行和海运线路以及个人和公司之间的银行转账；还将解除对美国公司投资的限制。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决定不再把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称作是“无赖国家”，而仅仅是“令人关注的国家”。
与此同时，朝鲜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改善朝美关系的措施。6月21日，朝鲜宣布它将延长中止导弹试验的时间；同时还提议举行朝韩两国红十字会组织会议，这被认为是朝鲜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接触的一个迹象。对朝鲜的行动，美国迅速作出反应，表示打算恢复有关遏制朝鲜研制远程导弹计划的谈判。为了表示美国对朝鲜的“好意”，6月29日，克林顿总统宣布向朝鲜发放2000万美元的分期援助，以用于能源采购。为了表示此向援助的用意，克林顿声称，看来朝鲜正在履行其冻结核武器项目的承诺。随着朝鲜方面在发展核武器和美国在南朝鲜驻军问题上逐渐表现出灵活的态度，发展美朝关系的主要障碍已经消除，美国加快了发展对朝关系的步伐。10月10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此举被看成是发展美朝两国关系的关键一步。有的分析家甚至作出这样的估计：朝鲜会很快从美国开列的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勾掉，并且实现美朝关系（从法律上讲两国关系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正常化。10月23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访问朝鲜并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会晤。奥尔特布莱特成为第一位与金正日会晤的美国官员。
不过，尽管美国采取了一些缓和同朝鲜关系的措施，加强了“接触”的一面，但它仍没有放弃“遏制”的一面。美国政府注意到，在朝韩首脑会晤之前，金正日先到中国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访问朝鲜；朝鲜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得到加强。对此，美国政府认为是“危险战略”，并且对朝鲜动摇美国的意图表示出警惕。就在美国政府宣布向朝鲜捐赠5万吨食品的同时，五角大楼的官员却说，现在断言如果朝鲜和韩国实现统一，驻韩美军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还为时尚早，并且明确表示美国计划在亚洲保持军事存在。7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表示：即使6月份的历史性会谈促成了朝韩统一，美国也应保持在朝鲜半岛的驻军。他说：“我们不应该考虑在可预见的未来从韩国撤军。我们的部队应该留在那里，即使朝韩统一或者建立某种联邦、联盟或其他什么可能的政治安排。”在发展导弹防御计划上，美国竟然表示：“南北朝鲜高峰会不影响美国的NMD。”五角大楼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一些官员仍坚持认为，不论取得任何外交进展，美国继续实行有限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依然是有理的。而按美国官方的说法，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第一阶段的明确目标就是为了对付来自北朝鲜的威胁。
总的来看，与对越、对古政策相比，虽然美国实行的也是“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政策，但是由于朝鲜的特殊性，尤其是朝鲜拥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正在研制核武器，朝鲜问题在美国外交大棋盘中的位置更重要一些，而且美国对朝鲜更加不放心，正如美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所说，“不能排除北朝鲜做蠢事的可能性”。韩国外交和贸易事务部长洪苏杨（H·ngS··n-Y·ung）认为，朝鲜未来可能有三个结局：一是开放社会并实行改革；二是坚持现行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继续闭关锁国；三是沿着一条中间路线摸索前进，不情愿地不断调整其路线，以适应它所面临的挑战。目前朝鲜所遵循的并很有可能继续走下去的是第三者。洪苏杨的观点基本为美国决策层所赞同。针对朝鲜的这种发展态势，美国外交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提出，“美对朝新政策需要更大的胡萝卜和更大的大棒”。朝韩最高首脑会晤后，朝鲜的外交十分活跃。继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之后，英国、德国和荷兰等西方发达国家与朝鲜建交或承认朝鲜政府；同时朝鲜与东南亚国家也加强了交往，特别是2000年7月27日，在第七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朝鲜正式成为该论坛的成员。这一切都显示出了朝鲜正以新的姿态面向世界。对西方国家与朝鲜发展关系，美国是持欢迎态度的。就在10月19日英国和德国宣布计划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说，美国鼓励各国向北朝鲜这个共产党执政的封闭国家敞开大门。用美国的眼光来看，朝鲜在对外政策上的变化表明它正在走洪杨苏所说的“第三条路线”。与此相应，美国对朝政策中的“接触”成份会更多一些，也就是“胡萝卜”会更大一些。
§§§第四节冷战后两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差异
共和党是冷战的更大受益者，而且与民主党比较起来，它在美国赢得冷战上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像尼克松、里根这样在美国赢得冷战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人物，都出在共和党内。然而，冷战的结束却没有给共和党带来多大好处，很快它便被选民抛弃，沦为在野党，不仅被赶出了白宫，而且在国会山上也成为少数党。选民并未因共和党在冷战中立下更大功劳而对之有所偏爱。共和党的失败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比如布什与克林顿个人魅力的差异；共和党连续执政已长达12年之久，选民已感厌倦；等等。但是，两党纲领的差异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民主党高举改革的大旗，将国内事务特别是振兴经济放在首位，深得选民拥护；而共和党仍然沉侵在冷战胜利的兴奋中，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国际事务上。共和党的失败表明冷战时期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能作为统一美国人思想的旗帜。不过，如前面几节所阐述的那样，反共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而且在两党的对外政策中都有所体现。
一、90年代两党政策比较
与冷战时期一样，冷战后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外交政策上“连一角钱的差别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更是如此。而且冷战后，两党政策趋同的倾向更加明显，甚至有时在一些问题上两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区别还大于两党之间，如在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问题上，克林顿政府所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民主党内部。然而，两党之间的政策还是有所差别，有“几分钱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每当竞选时，共和党所提出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通常比民主党强硬；而且像冷战时期一样，民主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更多地受到共和党的攻击。
当然，1992年大选时，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曾经攻击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宣称要建立一个“不迁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的美国，批评布什总统“照常同在天安门广场抑杀自由的人做生意。”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民主党比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反华。克林顿的行为可从多方面得到解释。首先，当时正值冷战结束不久，美国选民对中国1989年的“六·四”事件还记忆犹新，克林顿攻击布什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选民的心态，争取选票。也就是说，民主党人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党派竞争的需要，打“中国牌”。其次，从个人因素来讲，布什虽然为共和党人，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但他本人曾在中国工作多年，对中国有一定的感情，很想发展中美关系。最后，民主党的“反华”更多地是出于“人权”方面的原因，而布什政府的“对华软弱”则更多地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而并不是因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强硬，或者是共和党比民主党更“亲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