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对欧洲传统的遵循有时会让位于处理紧急事件的权宜之计。加拿大的新法兰西地区以毛皮贸易为盛，不注重种族差别的地方官员会鼓励殖民者与本地人通婚，目的是为毛皮贸易提供便利并且确保殖民地忠于法国。与之相反的是，在北美的13个独立州以及后来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在种族主义者的煽动下，41个州通过法律，禁止白种人与非白人通婚，宣布白人与黑人的婚姻为非法，而且，为了“公平”起见，白人与印第安人、白人与亚裔结婚也是非法的。这样的法律一直实行了三个世纪，直到美国最高法院以违反宪法为由将其废除。这些法律是白人至上主义的体现，也是20世纪“白人纯化”概念的渊薮，它们将种族通婚视同犯罪。虽然种族在以同系为主的欧洲各国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各种成规无形中缩小了人们择偶的范围。特权阶级的父母们在给孩子择偶时首要考虑的便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因素。贵族和皇室成员还要面对复杂的外交问题，例如通过子女的婚姻与外国建立同盟或者巩固外交关系等等。
没有什么特权的大多数平民则有着不同的关注点，但是，对他们来说，子女的婚事与家庭的经济密切相关，必须保证与自家联姻的人家拥有足够的财力。父母——特别是父亲——对此负有主要的责任，他们必须就子女的婚姻与各方协商，以期达到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如果待嫁的女子有魅力、健康又纯洁，而且没有嫁不出去的姐姐或者不体面的亲戚的话，其家人可以期待把她嫁给各方面条件都有保证的丈夫，如果新郎拥有一定的家世背景，新娘就可以分享到丰厚的遗产。在推行长子继承权的社会，人们可以把土地原封不动地传给某个儿子——通常是大儿子，所以，长子成为最有价值的结婚对象，而他的兄弟姐妹的价值则要低许多。
以上规则在所有推行长子继承制的地方都是适用的。12世纪到14世纪，法国普瓦图地区的贵族中，有77%的长子已婚，只有30%的非长子已婚。
15世纪和16世纪，葡萄牙的一个省份里，80%的长子结了婚，而在家中排行老四的男性只有39%的人已婚。挪威在19世纪的继承法对此有相当严格的规定，结果使得大约四分之三的男性没有财产结婚和供养家庭。
嫁 妆
人们也希望新娘为婚姻带来产业、金钱或其他价值——通常是以嫁妆的形式。没有嫁妆，大部分女性都无法结婚。嫁妆还为嫁到新环境的新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特别是在她的父母分期支付嫁妆的情况下——为了将来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新郎对待新娘会更好。而且，如果新郎去世，嫁妆会归还给新娘；虽然嫁妆由公爹管理，但是新娘是嫁妆的法定主人。如果嫁妆中包括土地，出售这些土地必须经过新娘的同意。
马里斯泰拉?波提切尼详细研究了15世纪托斯卡纳的嫁妆情况，其研究对象既有富裕家庭又有穷困家庭，研究结果指出了嫁妆的作用。在托斯卡纳，无论社会阶级，嫁妆是婚姻的先决条件。即使新娘是依靠慈善过活的孤儿，也会收到一小笔嫁妆——通常来自慈善捐赠或是好心市民的遗赠。在佛罗伦萨，父母甚至会投资Monte delle Doti（即陪嫁基金），回报率不错，可以为待字闺中的女儿提供未来婚配所需。
嫁妆涉及实质财富的让与。1415年到1436年的20多年间，科尔托纳城的工人平均年薪为14弗洛林，而每个新娘的平均嫁妆达到了惊人的125.5弗洛林。嫁妆的多少取决于若干因素。为女儿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之后，父母会根据女儿在夫家负担的家务类型确定嫁妆，有时候还要看她能生养多少孩子。年纪较大的新娘是“不值钱的商品”，因为家里为了养她付出了更多的经济投入，而且她给丈夫家生的孩子会比较少，提供劳务的年数也没有别人多。为了把这样的女儿嫁出去，父母一般会拿出更多的嫁妆吸引提亲者。（类似的还包括二婚的女子。）而较年轻的女儿因为能生更多孩子、干更久家务，只要付出较少的嫁妆就可以安排好她们的婚事。
社会流动性也决定着嫁妆的多少。下嫁的托斯卡纳女子（例如，从商人家庭嫁到农民家庭）得到的嫁妆通常比“上嫁”（如从农民家庭嫁到专业人士家庭）的女子多。波提切尼认为，这是因为父母想要女儿过上与自家条件类似的生活。与嫁妆较少的女子相比，嫁妆多的女孩有可能生更多的孩子，因为她们的生活条件更好。
不过，嫁妆制度也引发了许多悲剧。社会重男轻女的习气导致父母认为女儿是家庭财富的消耗者，结果，因为得到的嫁妆低于一般水平，无数不受父母喜爱、缺乏魅力、残疾、孤立或者不那么幸运的女孩子嫁给了不适合自己的丈夫或者进了修道院。
在殖民时代的北美洲，因为适婚女子的缺乏，嫁妆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例如，17世纪的新法兰西，每三千人中的男女比例是5∶1，而且许多女性是修女。虽然有的毛皮商人、探险者和殖民者的仆役与当地女子保持性关系，而且少数人娶了她们，大多数单身汉还是面临无妻可娶的风险，因此，法王路易十四及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推出了一个项目，把健壮的年轻女子送到新法兰西，让她们与殖民者结婚。
本章为大家介绍了737名“国王之女”，大部分人的年龄在15岁到近30岁之间，来自城市地区。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孤儿，在巴黎总收容院长大，院方训练她们的家务技能，使其可以在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工作或者嫁给需要这样的妻子的男性。6%的“国王之女”来自没落贵族或者破产的资产阶级家庭，她们受到了项目的欢迎。项目的管理者塔隆在写给财政大臣柯尔贝尔的报告中说：“其中有三到四个出身高贵、品质优良的姑娘，如果她们能与殖民地的官员联姻，将会很有帮助，因为除此之外使他们对国家保持忠诚的途径只有授以职位和领地。”在法国，有一群出身良好、健康性感的女性自愿嫁给这样的殖民地官员，她们富有冒险精神，认为与旧法兰西相比，在新法兰西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国王之女”的嫁妆相当重要而且必不可少：社会高层家庭出身、希望嫁给军官的妇女，得到的嫁妆最少50里弗，最多可以达到3000里弗，而且婚礼还需要更多的精美服饰（皇室国库会为这些淑女提供最多100到200里弗的服装资助）。例如玛格丽特·查伯特·德·拉·加雷和朱迪斯·德·马特拉斯，她们每人的基本嫁妆就达到了3000里弗。玛格丽特和雅克·杜·麦斯尼尔-欧瑞上尉结了婚，朱迪斯嫁给一位叫做查尔斯-皮埃尔·勒·加多的领主。凯瑟琳·德·巴鲁则带着1000里弗的嫁妆和另一位叫做让-巴普提斯特·莫林·德·巴勒罗歇的领主结了婚。
“国王之女”收到的嫁妆还包括家常穿用的衣物和一些有用的小东西，例如针线、剪刀、别针、一把梳子、长袜、手套、一顶无边帽，还有2里弗零花钱和（多少取决于皇家金库的收入）50里弗用来为新家购置物品。
至少95%的“国王之女”都结了婚，而且看起来过得不错，她们成功地适应了加拿大冬季的严寒。观察家们赞美她们的家庭、行为举止和多产——大约90%的人都生了孩子。十年过去，新法兰西地区的性别不平衡现象大有改观，结婚率上升。“国王之女”计划后来中止了，它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计划推行者把殖民者中在军队服役的单身汉和嫁妆丰厚、在操持家庭方面训练有素的女子巧妙配对的苦心，而且他们特别考虑到了让来自相似社会阶层的人联姻的重要性。
父母对婚姻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压力
与受到法国政府监护的“国王之女”不同，很多欧洲和北美的年轻女子，其婚姻是由父母出面积极安排的，不过当时社会的高死亡率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的婚姻是由继父母或监护人安排。例如卡特琳娜·冯·博拉5岁丧母，父亲把她送到本笃会寄宿学校读书，不久之后他再婚，再也没有把卡特琳娜接回家中居住。卡特琳娜在修道院度过了青春期，后来，为了找到一位丈夫并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她逃离了修道院。与之相比，美国的玛丽·韦斯特科特的继母和父亲却对女儿关怀备至，十分重视她的婚姻大事。
除了必须考虑经济等关键因素之外，很多父母都要花心思考察子女婚姻对象及其父母的性格特点。人们希望初婚的新娘是处女，但初婚的新郎却无需是处男。相貌好、性格好和身体好非常重要，而且在婚姻市场中是被公开讨论的话题。脸上有麻子、龅牙、罗圈腿或者斗鸡眼的求偶者会遭到鄙视并且不得不提高（或降低）嫁妆或彩礼的数额。
美貌有价，巧妙掩饰也有其用武之地。鉴于金发白肤受到欢迎，所以条件欠缺的姑娘们会利用涂脂抹粉、戴太阳帽和漂白等方法精心打扮，比如用榨汁柠檬和大黄使发色变浅。16世纪，香粉、口红和睫毛膏已经成为改头换面的首选道具。如果牙齿长得不好，可以（暂时）利用故作忧郁的表情或腼腆的微笑掩饰。体臭也可用香粉掩盖——或者至少冲淡一下。
母亲们的责任之一是把女儿打扮得符合当时当地的美貌标准，能够拿得出手。1609年，本·约翰逊指出，女人应该利用各种手段掩饰自身的缺陷，例如：“如果个子矮，就经常让她坐着，不过当她站起来的时候人们会以为她是坐着的……如果有口臭，千万不要让她讲话太快，而且一定要与受话人保持距离。如果牙齿发黑且不整齐，不要经常让她笑，如果她笑起来嘴巴会咧得很大，则尤其要注意。”
在高死亡率的时代，身体健康与相貌好看同等重要，人们羡慕强健的身体。在面色红润的农民眼里，贵族圈里流行的苍白脸色是残疾的代名词，而农民惯于侍弄农具的粗糙手掌则是贵族们避之唯恐不及的。
选择配偶过程中可能犯下的严重错误所导致的恐怖和持久的后果使得择偶中的人们忧心忡忡，紧张不已。有的家庭不敢依靠自己的判断，他们甚至会雇佣专门的侦探进行调查。
19世纪末，年轻的艾德玛·格里格斯——底特律市议员斯蒂芬·阿德尔波特·格里格斯之女（她还是本书作者的叔祖母）与人相爱并且接受了对方的求婚。随着婚礼准备的进行，艾德玛的父亲雇佣的一位侦探也开始展开调查。可是，等婚礼请柬都印刷好了，这位侦探才发现新郎已有家室。艾德玛的父母取消了婚事，把心碎的女儿送到欧洲旅行，以期修复她的精神创伤。旅行归来的艾德玛与父母住在一起，并在父母去世后成为付费女伴，她终身未婚，她当年那失败的婚约成为家族成员尽人皆知的一段悲剧故事。
柏林一家犹太博物馆的一个展览详细展示了萨拉蒙斯基侦探事务所进行的某次成功的婚前调查。侦探们的雇主是19岁的安妮·施密特的父母，28岁的保罗·本尼迪克向安妮求婚后，他们就委托这家事务所调查保罗的情况，佣金是40德国马克——和保罗每月支付的房租一样多。萨拉蒙斯基的调查内容包括：保罗的叔叔西格蒙德是干什么的·保罗的家族来自哪里？他家族的事业发展如何？保罗能继承到多少财产？保罗的姑妈嫁给了谁？保罗的母亲有什么秘密？保罗赚多少钱？他能否养活一个家？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每月需要支付多少房租？他喜欢在大城市中过怎样的生活？他是否有能力生育健康的子女并把他们培养为合格的犹太人？幸运的是，萨拉蒙斯基事务所没有发现保罗有任何问题，于是，1928年安妮和保罗喜结连理。
“国王之女”们一定理解安妮的父母为什么雇佣萨拉蒙斯基侦探事务所，换做她们，一定也会提出类似的问题请侦探调查，也绝对会同情艾德玛?格里格斯的不幸遭遇，因为让·塔隆和本地牧师对新法兰西地区的移民们也有同样的担忧——当然忧虑的对象还包括少数“国王之女”。
纵观历史，选择配偶一直是个复杂过程，对贵族和皇室成员来说尤其如此。在最终确定之前，要权衡各种因素，例如家庭需要，而且个人喜好通常屈从于家族责任。不过，现代人的婚姻选择一般是个人说了算，未来的福祸与责任也要由当事人自己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