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从一些史料记载中发现，可能是嘉庆发现和珅在乾隆死后，有不轨的动作，为了防止自己的地位被颠覆，就要立即除去和珅，而其他的一些依附者，一旦失去了和珅这个主子，自然不成气候。
还有人根据嘉庆时期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官民矛盾指出，嘉庆此举是为了让天下平民知道新皇帝对他们的爱护。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腐朽的清军连连失利，各地也发生了大大小小的起义。嘉庆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官逼民反。以和珅为首的官僚集团，为了掠夺大量的财富，更为了巩固其集团的权势，大肆搜刮，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正是因为地方官吏皆如和珅似的贪暴，所以屡屡激起民变。嘉庆帝总结说：“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为了缓解民怨，嘉庆要立刻杀和珅。
但是，当时清朝的问题又岂是杀掉和珅一人、没收大量财富能够解决的呢？南方的白莲教，北方的天理教，东南海上的骚动，财政的枯竭，鸦片的流入，漕运的难题等，都已是病入膏肓，难以解决了。嘉庆既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更不是一个改革家，他已经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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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人薛福成《庸庵全集》中《查抄和珅家产清单》记载：
房屋3000间，田地8000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赤金60000两，纯金，大金元宝100个，价值10万两；小银元宝56600个，价值566万两。银锭900万个，900万两；洋钱58000元，制钱150万文，铜钱150万文。吉林人参600余斤，玉如意1200余柄，珍珠手串230串，大红宝石10块，大蓝宝石40块，银碗40桌，珊瑚树11支。绫罗绸缎14300匹，狐皮550张，貂皮850张，其他兽皮56000张，铜器和锡嚣361000件，名贵瓷嚣10万件。还有镂金八宝炕床24座，西洋钟460座。
查抄时曾经把和珅的家产编为109号，估价11亿两，清政府15年的收入啊！
曾国藩有机会称帝吗
毛泽东曾经潜心研读曾国藩的文集，他不禁感叹：“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作为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给后人留下了无法估量的宝贵精神资源。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句话虽然有些许夸张，却也道出了曾国藩在晚清纷乱的政局中顽强的生存发展能力和惊人的实力。
咸丰二年，当曾国藩正在家里丁忧之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正席卷半个中国，震撼了整个清王朝。清政府的武装力量早已没落，这时候，曾国藩这书生竟能动员乡里绅士，组织起湘军，成为能够与太平天国抗衡、并最终击败它的主力之一，而清政府也因此给予了曾国藩等地方实力派以越来越多的权力。在顶峰时期，他集地方军权、财权、统治权于一身，其门生亦掌兵重镇，手握大权，眼见清王朝即将走向灭亡，难道他就没有过推翻清王朝的想法？出人意料的是，他不但没有如此，更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自己主动解散了湘军，实在令人不解。
曾国藩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难道是他一心要忠君报国？他师从晚清理学大师唐鉴，从小研读儒学经典，更重要的是，他极其注重修身养性，而不是一个假道学，我们看《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就知道，他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试想，在这样的训练之下，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早已渗入其骨髓中。所以，尽管他的部将王闿运等人屡次劝他行动，均被严辞拒绝。
还有人提出，曾国藩作为官场上的专家，他如此举动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不具备称帝的条件。当时，南有曾国藩，北有僧格林沁，他们是清王朝的军事支柱。而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最受器重，拥有一支以强大的骑兵为主的军队，战斗力很强，而且部署在中原河南腹地，曾国藩自然不能轻举妄动。
更何况，古语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曾国藩如果真要称帝，那无疑是出师无名，那就是彻底的不忠不义、大逆不道，自然是失道者寡助，这样成功的几率必然为零。可见，曾国藩不可能没有经过审时度势就轻率地作出决定。
作为传统儒家文化培养下的典型知识分子，曾国藩必然不会做出称王称霸这种惊人之举，尤其是清王朝依然拥有比较稳固的统治基础和支持力量。因此，他只做中兴之臣，在内忧外患之中，帮助国家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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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30年的从政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内容，小到人际琐事，大到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是曾国藩一生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家书行文形式自由，在平淡家常中蕴涵真知良言，体现出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李秀成是不是叛徒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农民起义军政权，自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笔。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一个月后，湘军攻入。一连串的战斗失利令久经沙场的李秀成也感到有点慌乱与疲惫了。他在一次突围中不幸被湘军擒获。成为阶下囚的李秀成，从此就只能被动地等待着别人来书写他的历史了。
当他在狱中之时，外界就已经在传阅一份被命名为《李秀成自述》的文件，据说是他写下的数万言的自供状，要向曾国藩乞降。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被杀害。
难道被洪秀全誉为“万古忠义”的忠王刘秀成真的变节投降、要当叛徒吗？
自《李秀成自述》的曾国藩刻本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其真实性提出了种种怀疑。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英国人呤唎就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质疑：“1852年清官方即已捏造了一篇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李秀成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着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
1944年，历史学家罗尔纲从《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内容、笔迹、语汇、用语、语气等方面作出仔细的鉴定，认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李秀成自述》确是李秀成亲笔”。然而，1956年，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笔迹的专家又提出曾氏后人所存的《李秀成自述》乃“曾国藩所伪造”。从此，《李秀成自述》的真伪之争就成为一大热点，不少国内外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实在令人无法确定谁是谁非。
或许，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影响着我们的历史视觉。李秀成面临天国危机，他曾力谏天王，也看透了其中的腐化和积弊，但他所能做的就是尽职尽责，坚守天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时势造英雄，李秀成这样一位富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家没有被时势所造，令人扼腕痛惜。
即使《李秀成自述》是他的亲笔作品。但我们只要细读其、内容，就会发现，那哪是他变节投降的证据啊，其中的内容全部都是他一生经历太平天国，对其成败得失进行的沉重思考。在无力挽回局面之时，他所能做的，只有留下自己对历史的思考，愿太平军将士不要无谓牺牲，重新寻找出路，并为之奋斗。
试想，李秀成怎么会不知道，即便他真的屈膝投降，作为“长毛发匪”的他会被曾国藩、被清王朝所容吗？不会的。因此《李秀成自述》不过是他的绝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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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是清朝后期，洪秀全以创立的拜上帝教为基础，逐渐发展壮大而建立的政权。1851年1月11日，爆发广西金田起义，起义军一路北上，过关斩将，于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其全盛时期曾占领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兵力超过100万人，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制度化。最后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清军的围剿，至1864年天京陷落，运动失败。
康有为有没有企图劫制慈禧
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维新变法运动。在这个时期，清政府曾攻击康有为等维新派企图围攻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并将此作为他们“大逆不道”的罪状。究竟康有为有没有这个图谋，一直是个谜。
从政变中脱逃的康有为对此一直矢口否认。然而，有不少资料都显示，康有为等确曾图谋围攻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
戊戌政变时，清廷就以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之罪，通缉追捕他。袁世凯《戊戌日记》说，维新志士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前夜访袁世凯，要袁世凯派兵围颐和园，并有“不除此老朽，国不得保”等语。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叙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也曾希望利用袁世凯的军事力量，武力制服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
康有为的密友王照逃亡日本后，与犬养毅的笔谈中也曾透露此事。康有为还要王照游说聂士成，率军保护光绪帝。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找到了一个叫毕永年的人的日记。毕永年是湖南长沙人，维新派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他在戊戌政变前曾到过北京。他的日记上记载了康有为策动袁世凯派兵包围颐和园、乘机刺杀慈禧的情况。
所以，关于康有为是否企图捕杀慈禧的事，看来不可轻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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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然而，康、梁关系为什么由亲密到决裂呢？他们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决裂是理所当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