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夜郎国还是外贸大国。《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载：“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据考古证实，中国古代有两条“丝绸之路”，其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便是从夜郎国转运到东南亚、印度等地，再转往地中海沿岸各国。
夜郎的历史已经湮没难闻，然而，人们不该忘记的是，夜郎确实不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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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滇国是中国西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王国。它存在于战国至西汉时期，西汉汉武帝时期才被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很少有人知道“夜郎自大”最初的典故来源于滇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汇报情况。由于当时北方的丝绸之路被匈奴阻断，就建议从西南方开辟另一条到西域的通道。汉武帝于是遣使前来，“汉使入滇时，滇王问，‘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夜郎侯因为重复了滇王充满自负的话而“背了黑锅”，成为千古笑谈。
南越“番禺城”今安在
番禺城从何而来？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率军南下，统一岭南。任嚣平定岭南后，出任南海郡尉并在南海郡番禺县内建城作为郡治，因地处番山和禺山，故起名为“番禺城”。后来，秦朝因暴政而动乱，代替任嚣出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就借机夺取了南海郡的控制权，又在秦朝灭亡后，起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而番禺城也就被称为南越番禺城。
番禺城作为秦代南海郡尉治所和南越国都，是当时岭南地区最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又由于水道交通便利，又有通商海外之利，所以番禺城又成为这一地区最着名的经济中心。
然而，关于汉番禺城所在之地，历代文献记载却多有歧异，导致了今人持有诸多不同意见，传统主流观点认为是在今广州旧城区，最近又有学者相继提出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不同说法。
历来许多学者普遍认为，番禺在今广州市旧城区。《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番禺县”条就解释道：“秦置，治所即今广东广州市。”他们还列举了许多考古学的发现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但是，近来这一看法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认为它与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有不小的出入。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发兵攻打南越国。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进攻番禺城，并火烧番禺城，此事已得到了考古学证据的支持，越王宫殿遗址正好有火烧过的炭屑和红烧土层堆积在瓦片层之上，厚达10厘米，反映当日火势很大，也说明王宫是毁于战火的。王宫既被火焚，整个番禺城大概毁坏殆尽，这就是当年汉武帝在别处另行改置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两汉时期史籍所载的番禺城旧址与秦代及南越国的记载的旧址已经不是一个地方了。
有的学者提出，汉武帝平定了南越之后，为了加强中央统治，把原被赵佗割据的地区划分为九郡，广东大部仍属南海郡。南海郡的治所迁到了龙湾与古坝之间（今番禺沙湾附近）。他们的依据则是另外一些史籍记载。
此外还有其他的说法，在此就不一一赘述。可见，由于不同学者依据的史料不同，才导致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只有依靠确实的考古证据方能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观点。
近年来番禺区北部至少已有3处汉墓群被先后发现，可知市桥北一带最晚从两汉时起就是人口密集之地。1983年在广州旧城西北的象岗山发现了南越国文帝墓，为南越国的研究提供了实证。1995年和1997年，又先后在广州旧城的中心位置发现了秦汉南越国宫署遗址，为南越国都城及宫署的存在、概貌及确切地点提供了重要物证。1998年5~8月，在广东省番禺市钟村镇屏山二村发掘出的东汉墓群中清理出大量铭文砖，其中有铭文为“番禺都亭长陈诵”，这为判断汉番禺县城的大致方位提供了相应的证据。
看来，离揭开谜底之日已经不远了，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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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公元前203~前111年），秦朝灭亡后，南海郡尉赵佗于公元前203年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后建立，于公元前111年为汉武帝所灭，传国五世，历时93载。国都位于番禺，疆域包括今天中国的广东、广西两省区的大部分，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部分地区和越南的北部。南越国是岭南地区的第一个封建制国家，它的建立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使岭南地区落后的政治、经济现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南越“石头城”是外国人建造的吗
1995年广州南越王宫署遗迹发现以来，历经数年的不断发掘，随着遗迹、文物的不断增多，带给人们谜团也日益见长，除了印章头像之谜外，另外一个重要的谜团就是“石头城”之谜了。
大家都知道南京的石头城，它在今南京市西清凉山上，是三国时孙吴为了筑城戍守而依靠着石壁建造的，刘禹锡的一首《石头城》道出了许多人心中“江城涛声依旧在，繁华世事不复再”的感慨。
南越的石头城与之有着相同的命运，但是，就建筑史的角度而言，一般认为，中国建筑在唐宋以后才大量使用石质材料（南京的石头城是依靠地势山形而建，属于例外），但是在刚刚出土的南越王宫殿和以前出土的南越王御花园，却发现了大量的石质材料，诸如石柱、石梁、石墙、石门、石砖、石池、石渠等，不一而足。
就整个南越王宫署的石建筑普及程度，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石头城”了，它比南京的石头城更加“石头”。本来，这个现象不会引起普通人的关注，但是，敏感的考古学家们却深感疑惑，为什么呢？
原来，在考古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西方古代建筑则是以石结构为主，一木一石，形成中国与西方在建筑文化史上的分野。
南越石头城的出现，本来不足为奇，但是一旦联系到建筑史和广州对外交流的历史，就令人不得不联想到当时广州城里数量众多的外国人了。石头城的结构与西方古罗马式建筑有相通之处，这在全国考古界都是罕见的。因此，就有人认为，南越王宫署独树一帜的石建筑，可能意味着当时的广州（番禺）已经引进了西方的建筑技术和人才。如果他们的历史得到确证，那么中外建筑文化交流史就需要有新的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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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的遗迹多分布在中国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内，其中以南越国都城的所在地，即现今的广州市分布最多。目前在广州市范围内共有4处南越国遗迹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分别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和莲花山古采石场。此外，至1995年为止，广州市共发现南越国的墓葬250多座，是南越国墓葬发掘最多的地区。在广州市之外的广东省其他地区，仍有很多的南越国遗迹，它们包括南雄的横浦关、阳山的阳山关、乐昌的赵佗城、仁化的秦城等南越国的关防遗址，以及零星分布在肇庆、乐昌、曲江、南海等地的南越国墓葬。
滇国是如何被发现的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载只有零零散散的片段，人们对于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域文明，长期以来，一直知之甚少。
这样的“蒙昧”状态直到1953年才出现了大转折。谁能想到，一座岩石嶙峋、荆棘丛生的石寨山，竟会隐藏着两千多年前滇王国的秘密呢？
1953年7月，昆明的一位老牌古董商汪发科给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送来几件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特点的青铜器，有短剑、矛、钺等物。着名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李家瑞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这不是中原器物，有可能是云南本地出土的东西，并逐步了解到当地农民曾经挖到了大量青铜器的事实。此事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经过两次发掘，1956年11月，当考古队在石寨山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时，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
发掘过程中，石寨山上各种奇珍异物不断出土的消息，已经不再是新闻，因为考古学家们结合历史典籍进行认真分析后，认为此地应属于古滇王城的遗址。但是，还缺一个极其关键的证据，就是“滇王金印”，如果能够找到它，就真的找到古滇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奇迹果然出现了。在第六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清理了出来，考古队员们全都欢腾雀跃起来，一位考古队员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4个典型的汉篆“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眼底。印背上雕着蟠螭纹钮，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虽然印的体积不过方寸，但是这方寸之印却重于千斤，因为它的出现，古滇国在滇池附近的传说完全被证实，2000多年前滇王国神秘的历史被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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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98~公元前263年，楚将庄蹻率领一支队伍到达滇池地区，试图征服当地人归附楚国，结果归路被秦国所断，只好留在滇池地区，建立古滇国，都城在今晋宁县晋城。
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发兵到滇国，以武力威慑滇国，滇国归汉。汉王朝在今晋宁县等地区设益州郡，汉王赠滇王“滇王之印”，从此滇池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
古滇国的主体民族是谁
时空变幻，让古滇国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谜团。在数十年探索古滇国的艰难历程中，层层困难总是困扰着好奇的人们。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滇国，历时500余年，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但东汉以后，有关古滇国的历史便逐渐湮没不闻了。我们只能从被青铜器凝固下的历史瞬间去猜测他们的辉煌时代。
古滇国的一大谜团就是，它的主体民族是谁？这个问题，从滇文化的发掘之日起就众说纷纭。
目前最流行的看法是，滇文化是我国古代的濮人创造的，濮人原先分布在江汉流域及其以南，战国至汉朝时，许多濮人组成夜郎国（今贵州和云南的部分地区），从他们的迁移方向看，应该也有濮人的一部到了古滇国地区。
也有人认为，滇国主体民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98年~前263年。当时楚国将军庄蹻率军试图征服当地人归附楚国，结果归路被秦国所断，只好留在滇池地区，建立古滇国。这样，楚人就把内地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区域，由于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才实现了滇国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从原始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
另有学者从滇国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物入手，根据器物类型学分析，认为滇国主体民族和滇文化与四川古代的巴蜀文化有密切关系，这里的青铜文化，就是古代岷山庄王亡国后南逃到云南以后创造的。
还有人提出，滇文化就是“白蛮文化”，它由汉、晋时期的焚人演变而来，焚是“羌之别种”，也就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焚人最早分布在四川西部和云南境内，后来迁至古滇国地区。
总之，如果从古代先民不断迁徙及其迁徙路线来看，这些观点都是可能成立的，但是，最终的答案恐怕还需要有人种学上的证据。现在，是否能在仍然沉没在抚仙湖水下的滇国古城中发现任何的人种学材料，恐怕才是解开谜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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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的文化必须有自己的代表性实物作为自己的文化支撑点，古滇国也不例外，铜鼓就是古滇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证据，而云南地区就是铜鼓的起源地。铜鼓，由最初的实用器逐步演变成礼乐器等国之重器，最后上升为权力和实力的象征。铜鼓从云南一直流向东南亚一带。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当时铜鼓的影响力已经蔓延到了南亚的巴基斯坦。此外，古滇国文明还直接渗透和影响了越南的东山文化。
“滇王”比“夜郎”更自大吗
夜郎国因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而闻名世界，也因之成为千百年的笑柄。汉语工具书都把它释为对妄自尊大者的讽喻，但这成语其实源于一段被误读的历史。
这个故事最早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自此，这个大致起于战国终于西汉成帝年间的西南小国，就因“夜郎自大”的比喻而为世人所知。千百年来，大家嘲笑一个人目光短浅，有如井底之蛙，往往就用“夜郎自大”来讥讽和挖苦。然而，大家仔细看看原文就知道，原来当年的滇国国王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们两个人只不过是很有诚意地问汉使：“汉国和我国哪个大啊？”这明显是抱着探知的态度，试图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已，却被误读出自大的意思，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前面已经说过，夜郎本身就是一个国富兵强的大国，即使他真的自大，也自有其原因。那么滇王呢？他是否比夜郎更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