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方也不是等闲人物。格林柯尔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顾雏军经历过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1989年去英国创业，创办了顾氏热能技术（英国）有限公司。1995年12月，顾雏军投资5000万美元在天津建成亚洲最大非氟制冷剂生产基地。2000年“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一举从香港创业板融资5.5亿港元，并由此活跃于国内资本市场。2001年，顾雏军控股的顺德格林柯尔公司收购了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广东科龙电器，随后，在《福布斯》杂志2001年中国富豪榜上，顾雏军名列第20位。“2003中国大陆百富榜”顾雏军位居第83名。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摩根”。
生平从未受到这般“侮辱”的顾雏军立即展开反击。仅仅在4天之后，8月13日，郎咸平就收到了由顾雏军委托的香港齐伯礼律师行的信件，指其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经媒体传播，对顾雏军造成了诽谤。
格林柯尔通过律师函提出3个要求：1.郎咸平需详细书面汇报，新浪网和《香港商报》的报道是否是郎讲稿的正确记录。2.郎咸平应要求有关媒体从网站拿掉文章并发表更正与道歉。3.给顾雏军一份当时的演讲稿。
顾雏军要求郎咸平在8月16日以前做完1和3两项工作，否则可能采取法律以外的“必要手段”。
面对这封充满威胁性的律师函，郎咸平置之不理，表示决不要求媒体向顾雏军道歉！决不向顾雏军披露自己的演讲稿！决不接受顾雏军在这份律师函中所表达的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尊严与自由的口气！“这是我2001年进入大陆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的威胁，如我本人、家人及朋友受到顾雏军非法手段的秘密行动伤害的话，我和他不同，会采取法律程序，这是守法老百姓应有的观念！”郎咸平说。
8月17日，顾雏军以个人名义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状，状告郎咸平诽谤。冲突急剧升级。
郎咸平不仅炮轰格林柯尔，此前，他还先后“炮轰”德隆、TCL、海尔等大企业，并对主导国企产权改革的内地主流经济学家进行了高调批评，其主旨是认为“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并认为这些改革是由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
面对郎咸平的横空杀出，主流经济学家们不知是准备不足，还是不屑于应战，一时竟“集体失语”。而长期受到压制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如获强援，立刻对郎咸平表示支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媒体的穿针引线下，于8月28日举行一场座谈会，公开回应并支持郎咸平。
同一天，“主流经济学家”第一次作出回应。8月28日当晚，“主流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深圳出席一次座谈会时，针对郎咸平观点作出系统回应，称“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争论在9月继续升级，更多的学者加入“战场”。9月13日，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和林毅夫分别接受媒体专访，反驳郎咸平的观点。而左大培、丁冰、程恩富等10名“非主流派”教授则联合发表“产权改革风向不能错”的声明，公开声援郎咸平。
这一次，在大众支持度上，主流经济学家们迎来了罕见的落败。被认为“替穷人说话”的郎咸平，得到了网络舆论几乎一致的声援。新浪、搜狐等网站的民意调查表明，支持郎咸平的网民约占90％，而支持张维迎的仅有5％左右。人心向背，可见一斑。
“郎顾之争”随着2005年7月顾雏军被证监会和公安部联合拘捕，9月正式被捕，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而最终宣告尘埃落定，郎咸平彻底赢得了这场胜利。
但是，关于改革的争议才刚刚开始，争议的领域迅速拓展，蔓延到医改、教育、住房改革、非公经济、物权等种种领域。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主持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研究报告得出“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结论，报告指出当前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因此得出结论，即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这份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将反思医疗改革的浪潮推向高潮。随之而来的对于教育、住房改革的反思也与此相仿，矛头均指向商业化、市场化之弊端，“市场化”一时竟成“万恶之源”，被认为是造就医疗、住房、教育“新三座大山”的罪魁祸首。
2005年，关于“非公经济36条”的争议也甚嚣尘上。2月份《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这份意见被业界广泛称之为“非公经济36条”，也被视为“共和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是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民营企业期盼已久的关于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份非常及时和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在民营企业家为此欢呼鼓舞之际，却出现了一份万言书——《对于（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万言书指责“非公经济36条”的基本内容违背了宪法，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建议立即撤销“非公经济36条”，依据《宪法》制定《基本经济制度法》和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单行法律。
这不但引起人们对“非公经济36条”命运的忧虑，而且使得争论改革的声音越来越激烈，也导致“非公经济36条”在落实过程中遭遇“肠梗阻”。民营企业家很快发现，36条变成了一个“玻璃门”，“看得见”却“进不了”。
另一项更大的争议是关于《物权法》。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而物权法是民法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完整的民法典，也没有物权法。在多方面的努力下，物权法草案终于在2005年完成。2005年7月1日，新华社向全社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全文，广泛征求意见，不想却受到了激烈地抨击。北京大学的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发表公开信，指责《草案》在形式上是平等保护全国每个公民的物权，核心却是在保护极少数人的物权，鼓吹私有化。他甚至搬出了《宪法》，认为《草案》核心条款是违宪的，背离社会主义原则。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等却认为：物权法是在宪法基本原则指导下制定的，它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历史潮流的。物权法不是财产分配法，是对财产分配结果的确认。无论富人穷人的财产，只要是合法获得的，物权法都要确认和保护。
江平认为，巩献田等人先将对《草案》的争议上纲上线，实质上却涉及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物权法》的范畴，他们实际上是觉得改革开放出了问题”。
2005年10月，《物权法（草案）》没有按预定程序出现在人大常委会第19次审议项目之列。2006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物权法（草案）》没有被提交表决，直到次年才得以通过。
在这一波改革争论当中，不得不提及另一股“旋风”——“刘旋风”。刘国光是我国早期改革中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主张中国经济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作出前瞻性贡献。在改革争论方兴未艾之际，这位82岁的老人也有话要说。2005年3月24日，在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会上，刘国光和吴敬琏共同获奖。刘国光说：“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经济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么看。计划经济在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
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又在网上发表“和教育部社科中心青年人的谈话”，强烈批评当前西方经济学占据国内经济学主流的局面。他说，在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他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整体上不适合于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刘国光公开指责中国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他的谈话掀起另一股“旋风”，在网络和知识界获得不少支持，是为“刘旋风”。
对这股风潮，改革派人物则忧心忡忡。2006年1月份，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改革不可动摇》出现在《财经》杂志上。“皇甫平”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在第二次改革争论中“皇甫平”署名的系列评论，为改革的继续推进立下汗马功劳，此番再现让这次改革争论更具重量级和历史深度。
2006年2月11日，吴敬琏参加经济学家50人论坛，发表题为《反思过去25年的改革，明确21世纪前进的方向》的讲话，对改革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呼吁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他说，现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对，有人要否定改革。
同是这个月底，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与一位中央高层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刘吉对当前围绕改革的大争论深表忧虑。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共产党建国以来对中国最伟大的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因此千万动摇不得。之后，刘吉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文章，通过特殊渠道摆上了中央领导的案头。
在文章中，刘吉质疑郎咸平是从根本上否定国企改革，认为目前社会上有一股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反动思潮，这个思潮是“文革”后遗症的继续，在邓小平发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伊始就一直存在。这次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反动思潮的一个特点是，老“左”派新“左”派大联合，是“左”派与海外“右”派大联合；与以往历次“左”潮不同，这次不是直接进行意识形态斗争，而是集中攻击经济现象和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刘吉呼吁中央应明确表态，及时拨正中国前进的方向，绝不能让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右”的观点继续自由泛滥。
这次大讨论的实质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反思改革派认为当前社会的种种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所致，因此必须全面左转；而改革派则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不配套所致，因此必须加速推进改革，方向不能动摇。
中央的确表态了。2006年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系，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
温家宝总理在当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指出“尽管中国目前的改革有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是只能向前进，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这被视为中央对2004～2006年第三次改革论证的一个回应。此后，争论有所降温。
争论再起：交锋“国进民退”
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笔者作为跑会记者见证了一场关于“国进民退”的激烈交锋。
这次交锋，甚至从两会正式召开前一天就开始了。3月2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大会发言人赵启正介绍会议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会上很快有记者问及“国进民退”的问题，请赵启正做回应。而赵启正也是有备而来，他说，印象不是判断的最可靠手段，最可靠的手段是数据。他用一组数据说明，我国不仅不存在什么国进民退，而且“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在比翼齐飞”。
他说，2009年，私营企业在许多方面都比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发展更快——全年，在工业增加值方面，私营企业增长了18.7%，国有企业只有6.9%；就总资产而言，私营企业增长了20.1%，而国有企业只增长14%；从从业人数来看，私营企业增加了5.3%，国有企业只增加0.8%；在主营业务收入方面，私营企业增加18.7%，国有企业降低0.2%；最重要的是利润，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却降低了4.5%。
3月4日晚，重庆市长黄奇帆召开记者会，在会上他同样被问到“国进民退”的话题。黄奇帆的回答是，国进民退是个伪概念。“什么叫全球金融危机？什么叫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就是指这个当口，不管国有还是民有都遇上了经济困难，都发展的慢了。这个时候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变成一个贬义词？这是在救灾救难。美国政府拿了几百亿美元进入花旗，占了它的股权，是在强取豪夺，国进民退呢，还是救灾救难呢？这其实也是救灾救难。”
“现在民间资本想叫他投他也没能力投，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政府去启动。如果这个时候民间投资有1万亿愿意投，我不让你投，我非让政府投，这是‘国进民退’，这是不合理的。但这会儿民间没有资本好投，甚至没有信用好投。”黄奇帆说，“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不做事只会议论的人说的闲话。”
除了黄奇帆，两会期间，省长和市长们纷纷被问及国进民退的问题，而这些主政一方的地方经济舵手的回应令人吃惊地一致，那就是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相反，他们都说，是“国进民也进”。
不过，官员的这些回应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有不少人针对赵启正提出的数据进行批驳。一篇文章说，不应拿“增长率”而应拿“增长量”来证明资产的进退。“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一个家中有两兄弟，老大原来有5万元钱，老二原来有1万元钱。经过一年，老大的资产变成了7万元，同比增长了40%；老二的资产变成了1.6万元，同比增长了60%。就‘增长率’看，老二的资产确实增长得快些，但实际上老大资产增加了2万元，老二的资产只增加了6000元。谁进谁退，一目了然。”
《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则说，“严格说来，赵启正提供的一组数据只能说明国企创造利润的能力实在太差了，并不能支持不存在‘国进民退’。”
众说纷纭，事实上，对此话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民营企业家。在民营企业大省浙江，此次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代表。来自浙江省的人大代表、华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尤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笔者，“国进民退”这个词并不完全准确。他喜欢用“碰撞”这个词，“国有企业在有些领域确实有所拓展，两个经济体并行的时候，发生碰撞也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