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的改革议程，一旦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挟持，就会背道而驰。”郑永年说，当前的关键是继续开放，“尤其是在一党独大的体制下，开放是最必须的东西，或者说，开放就是生命。”
“如果大家都想巩固自己的利益，就不会想着去过河了。”郑永年说，“中国还需要有人继续再摸石头，再过河。”
六、政改下一步
权力过于集中可以说是种种问题的最深症结：姚洋和何伟认为，那是政府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经济资源分配的失衡和国有企业的变异；在辛宇和吕日周看来，则是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腐败和用人失察……
权力过于集中是当下中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症结
年8月，温家宝总理第8次到深圳考察，他身着白色短袖衬衫，来到邓小平塑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此后在庆祝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的讲话中，温家宝特别表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这一场景无法不让人联想起邓小平在1986年的讲话，两者听起来是如此一脉相承：“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温家宝的讲话激起了舆论界对于政治改革这样一个老话题的热情。
应当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就不绝于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吹响了政改时代的最强音。只不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得政改议题一时遭到搁浅。再后来，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漂亮的经济数据掩盖了原先表现得比较突出的政治问题，政改的必要性似乎因此而下降，显得不那么迫切了。
北大教授潘维的说法具有某种代表性，在他看来，把问题归结为体制，整天嚷嚷改革，是一种要“自杀”的表现。他对笔者说：“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今天这些被说成‘不改政治体制就解决不了’的问题（1988～1989年，针对经济改革的困境，很多人就这么说过），10年后，30年后再来回顾这判断正确与否。”
他认为，再过3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再有3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也将超越美国。“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相情愿，是‘愿景’。为了实现这个‘愿景’，我们应该政治上不折腾，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不偏袒侵略性极强的西方，求公正，求和平）。”
潘维恐怕是过于乐观了，每一个中国人都期盼他所说的“愿景”能够实现，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呢？潘维的方案是，有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用解决，靠“熬”就过去了，问题自己就没了。比如夫妻吵架，那是“解决”不了的，熬到“老伴”的时候，问题就没了。
然而，中国的问题并不像夫妻吵架那么简单，杀童事件、瓮安事件、仇富、仇官……每一个问题都无法不触及体制深处。靠“熬”能“熬”得过去吗？如果得了感冒，熬一熬的确能熬过去，顶多难受一点罢了，如果是一个恶性肿瘤呢，请问潘教授，是不是也能熬过去呢？
以笔者6年的采访经验而言，在与各学科专家的交流当中，谈及当下中国的许多问题，最后总是会自然而然地谈到体制上去。这既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可说明潘维的盲目乐观，更多的有识之士在为体制改革而忧思。
比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那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北京共识的终结》谈的是经济问题，但是解决方案却是政治的。他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希望鼓励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不存在不进行扩大民主化之外的第二条道路”。
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何伟谈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时，他认为，国企发生变异，问题在下边，根子在上边。因为一些人还沉迷在旧观念之中，认为只要是国企在政治上就有保险；认为只要企业是公有，一切管理问题就解决了，因此就赋予国企许多特权和优惠，还在各方偏袒国企。“其实这是一种家长制的管理办法，一切都拿在自己手中，缺少管理市场经济的艺术。为此必须解放思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年纪念之际，《了望东方周刊》策划了一个系列访谈，盘点从用人、反腐、民主政治、教育、立法、司法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成就与问题。
采访由笔者完成。在反腐问题上，笔者问着名制度反腐专家辛宇，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当时提出的反腐目标是“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到1996年，江泽民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谈及反腐时说要“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路子”。在目标设定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降低目标的现象？这种现象反映了什么？
辛宇回答：目标为什么降低？这很好理解。如果你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可以实现根本性好转。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放缓了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就没法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性好转了。
在用人制度问题上，笔者的采访对象是昔日改革明星，原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后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吕日周。当笔者问及“现在各地在用人制度上有一些突破，但大多呈单边突破的状态，而且大多数不能长久，慢慢地就无疾而终”时，吕日周认为，现在党中央完全可以把全国的若干个案例加在一起进行归纳和演绎，形成开口的文件，指导面上改革。而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际的另一次采访时，他更明确地向笔者表示，中央不妨形成一个政改的一号文件，指导全国改革。
可见，政改是当下中国许多重要问题的根本出路。
重提这一话题，尤其在当下更具现实意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以其政府干预的强力，很快走出经济低谷，这让一部分人觉得，一方面，西方的自由市场体制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中国的体制表现出了突出的优越性。于是，在他们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那么必要和迫切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然而，中国当下发生的种种问题表明，一时间表面的胜利无法代表模式的永恒，甚至最风光的时候可能正是最危险的时候。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种改革麻木症予以批判，应以最坚定的立场推进改革。
那么，政改要攻克的目标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只有一条——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于集中可以说是许多问题的最深症结：姚洋和何伟认为，那是政府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经济资源分配的失衡和国有企业的变异；在辛宇和吕日周看来，则是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腐败和用人失察……
政改的抓手是党内民主
出路找到了，可是政改千头万绪，抓手是什么呢？在做30年访谈的时候，笔者请专家们都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关于反腐，辛宇给出一个八字战略方针——“发展民主、强化监督”。关于发展民主，他说，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腐败是一种邪，现在需要的就是要强本。而“本”就是发展民主，民主是党的生命。十七大进一步提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你的生命力旺盛了，腐败就解决得了。
他有一个观察：全世界反腐成功的没有一个是离开民主的，凡是不民主的地方反腐很难成功，凡是民主推行得比较彻底的地方，腐败很难蔓延。
关于强化监督。他指出，监督是最有效的制衡力。过去我们一直是讲监督制约。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监督的制衡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强化“监督的制衡力”，就是要强化监督权对执行权违规、违法、犯罪的制衡力度。
吕日周的答案也同样是两个字——“民主”。“办法就是民主，不断地从党内到党外扩大民主，民主越扩大，干部选拔得越好。这是个规律，不能违背这个规律。”他说。
他以自己的做法为例：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用的办法是常委会推选制，推选之后，再在全委会投票。有的干部按规定全委会投票后还要进行人大投票。当时的一些干部，党内投票过了，但是在人大投票时就被刷了下来。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人大是又一个关口，人大投票是替党和人民的最后把关。
吕日周当了长治市委书记后，市委进一步采用了差额投票的办法。拿出一定的岗位，任何人都可以自荐和他荐。被推荐人的信息都要在电视上公开。然后先在常委会进行差额票决，这是完成民主的程序；票决出来的干部再在全委会进行差额票决，完成集中的程序。这样就把民主和集中分成两个组织去完成，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我们经常问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那就得有具体的办法，必须有度量衡的标准。长治的标准就是15000人来评价市级领导班子成员，比如说评市委领导人，教育系统、法制系统，还有工会、妇联等部门，加起来大体是15000人，由他们进行民意投票。投票的结果在《长治日报》上予以公开。
经济学家何伟的看法也同样如此，他说，现在我们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因为一把手不受人大的监督，一把手不是各地人大任命的，是党中央任命的，他是一把手，各地人大监督不了他。“陈良宇的事情出来之后，人们都拍手称快，同时人们感慨地说，这个腐败啊，中央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中纪委监督太晚，老百姓监督太难。这个问题是包不住的，一个脓包，不把它挤出来，就会越来越腐败。不从政治上进行改革，不实行民主，经济改革就很难。”
邓小平在1986年的话如今听起来仍然是真知灼见：“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以民主为抓手推进政改应当说是当下主流知识界的一个共识。只是，民主是一个大概念，其内涵包罗万象，我们又该从哪里去寻找突破口呢？
以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而言，先推进党内民主，再带动社会民主恐怕是一个现实可行的路径，也是执政党所期望的路径。
2009年6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党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激发全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更好地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进一步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合力。
在建党88周年前夕，这样的集体学习耐人寻味，被学者解释为中央要加大党内民主建设的一个有力信号。
党内民主的关键是授权民主
当然，仅有信号依然不够，关键还在于落实。“党内民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在中央政治局此次集体学习之际，笔者约请了3位着名政治学者——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汪玉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和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请他们各自发表了关于如何具体推进党内民主的建议。
舒泰峰：从目前的国情看来，我国的党内民主应该从哪里做起，又需要一套怎样的制度设计？
汪玉凯：首先我认为要落实党员的自主权，在党内进行民主选举。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连一个党支部书记都要任命，这是很悲哀的，它完全违背了民主原则。
民主选举应从党内开始，而且应该是竞争性选举，至少得有数个候选人。我们现在的情况经常是只有一个候选人，基层党员只有“举”而没有“选”的权利，一个候选人怎么选呢？我觉得所有问题都出在没有“选”的权利上。因此，首先要改善选举政治生态，由等额选举变为差额选举。
王长江：民主体现在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例如授权过程的民主。权力是老百姓的，但老百姓不可能都直接当总统，当总理，行使权力。因而必须有授权过程，多数人把权力交给少数人。
在授权环节，民主就是大众通过一定的程序把权力交给掌权者。人们通常通过选举的方式进行。我们或许也可以用别的方式，但授权的程序必须体现民主。
授权之后，权拿到手了，这个权是老百姓给的，因而使用的时候也必须有老百姓的参与。他们的参与既包括决策，也包括执行。这是第二个环节。
第三个环节，有了权可以为大家服务，但也可用于为自己服务。因此，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权力行使的整个过程就要让大家看得到，接受老百姓的质疑，这是民主监督。
民主要在所有这些环节上去推进。应当说，我们的党内民主确实在不断推进，比如干部公推公选，权力运行透明化，舆论监督等方面都有所推进。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把党内民主当做整体来看。
就目前党内民主的进度而言，最关键的是授权阶段的民主还不够，这个环节的民主与其他方面相比显得不配套。目前我国的状况，除了在基层组织（严格说来，他们不属于掌权的阶层），真正授权的环节还不能叫实行了民主，只是在小范围内扩大了参与权。甚至有人说这是“官主”，官选官嘛！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公推公选，这比过去肯定有进步，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加，处级的推荐局级的，局级的推荐部级的，还有很大局限。这样的推荐，往往容易出现老好人。拉票，贿选也就开始出现了。
这个方面的民主如果不向前推进，其他环节也很难继续往前推进。就像木桶效应，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了它装水的量。只有解决授权环节的民主问题，整个民主才能得到提升。
在授权方面，我们的民主形式是有的。例如党的代表大会，先选出当党代表，再选出委员会、常委会等，关键在于是不是真选。“不动笔就算没有意见”这样的荒唐事，我们不能再做下去了。表面看来它保证了党组织指定的人当选，实质上付出的是人们对党的信任度的下降，容易得不偿失！
授权民主从整体上来说必须是彻底的，但是授权的方式又不是单一的。有人说，既然老百姓、党员说了算，那么就各个层面都搞成直选得了。不能简单地这么看。我的看法是在和民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些层面，应该由民众直接参与。在村、乡镇、县一级都应该如此。在今天信息社会的条件下，县一级干部表现怎么样，老百姓是知道的，他们是有资格评价的。至于再上一级，到省里以及中央，可以通过代表进行间接选举。
蔡霞：我曾经设想过党内民主的一套制度链：
——这套制度链的逻辑前提是以党员的权利为本位，党员是党内的主人。
——党内民主实际的逻辑起点是党内选举，也即党内的授权制度。通过民主选举，把权力授予党内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这就是党章明确规定的党的各级委员会都由选举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