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要寻找一条革命的出路！”
又一天中午，任培国从街上回来，兴奋地对正躺在床上睡觉的肖劲光说：
“这下好了，有办法了！”
肖劲光睁开眼睛，看着汗水淋淋的任培国，问：
“什么办法？”
“到俄国去！”
原来，这时长沙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及留俄勤工俭学团，组织青年报名留俄。任培国的远房哥哥任作民是长沙甲种农业学校的学生，因身体不好休学在家，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赶回来告诉肖劲光。
“俄国？俄国在那里？”
这两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立即找来一张地图，查到了那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北方大国。从报刊上，从毛泽东等人的宣传中，他们已经知道那里有个列宁，组织革命党，领导工农推翻旧社会，建立了新国家……两个青年躺在床上，兴奋地交谈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最后，他们横下一条心：去，一起到那里去。他们立即找到任岳，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提出申请，填好表，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并被选为第一批留俄预备生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就要动身了，他是特意来向未婚妻告别的。听到陈琮英问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他没有直接回答，而反问道：
“你不同意我去吗？”
陈琮英默默地看着未婚夫，这再也不是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二南哥”了。他变了，变成了一个胸怀大志、满腔热血的男子汉。她见过他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前列，罢课、集会，火烧日货，书写传单，宣传爱国。她还看过他演出的救亡戏呢。
那天，正逢桃花庙赶圩的日子，陈琮英也去了。培国编导的戏在圩场的戏楼上演出，陈琮英站在台下的人群中观看。他看到未婚夫穿着母亲的又长又肥的女褂，扮演一个妇女，在台上扭扭摆摆，伊伊呀呀，十分滑稽。如果不是周围有那么多不认识的人，她真会放声大笑。有好几次，她强忍着，甚至用手帕堵住嘴，才没有笑出声来。
穿西装、着皮鞋的“路透社”记者，是任培国的族叔任理卿。琮英知道，任理卿从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毕业后，在一个纱厂工作，正准备去国外留学，是培国把他动员出来演戏的。当观众们看到台上的帝国主义分子蛮横无理欺压中国人民的时候，就爆发一片愤怒的吼声。这时，培国又站出来指挥演员高声唱歌：
“无公理，灭人道，
大好河山将送掉，
为奴为仆受熬煎，
这国耻，何时消……”
歌声激昂悲壮，带着不可阻挡的呼唤力。陈琮英也被感染了，在心里跟着唱起来……正因为知道这些，她更爱未婚夫，也爱他的行动。她从心里相信，他做的是对的，他的选择也不会错，虽然他很快就要走了，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依依惜别的滋味，但她还是没有理由不同意。所以，听到未婚夫的问话，她轻轻地摇摇头，表示了她不反对他到俄国去的意思。
任培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未婚妻的回答，和他想象的一样。他早就觉得，她会支持他去留俄，像支持他坚持上学一样。不知为什么，他的心里越来越相信这位姑娘。虽然她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但她勤劳善良，懂得道理。这一瞬间，培国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不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自己也不变心，一定要娶她为妻子！
“这次到俄国去，是毛泽东筹划的，他自己原来也想去，说那里是第一个文明国家，要向人家学习。可后来，他又说要留在国内，就让我们去了。”
琮英猜到培国的心里满意，因此说话也多了，就问：
“告诉姆妈、阿爸了吗？”
“还没有。我不想先让他们知道，要不，又会来阻拦的，那样，我又去不成了。等我走了以后，他们再知道也没有办法了。”
他说着，深深地低下了头。琮英看到了培国心中的愧疚。他对父母亲很孝顺，向来是听父母话的。这次，他为了自己认定的事，不得不瞒着父母，可又怕老人家难过，才变得这个样子。就说：
“也好，以后再慢慢告诉他们吧。”
“我走以后，你有时间多去看看阿爸和姆妈，代我劝劝他们。”
“哎。”
琮英点点头，心里却说，这还用你交待，我会做好的，我是他们惟一的儿媳嘛，不但要去看望，还要帮他们干些事情，不会比你这个孝子差。
培国从未婚妻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这些话，因而说：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放心了！”
“你都准备好了吗？还缺什么不？”
“都准备好了，什么也不缺。岳云大哥还送给我一只箱子，就怕路上不一定好带。”
陈琮英又进自己的房间，拿来一个小包，交到培国手里：“给你，把这个带上。”他接在手中，问：“是什么？”“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嘛。”姑娘娇声说。培国打开小包，看到两双袜子和几个铜板。他久久抚摸着，抚摸着。
琮英看着，眼里闪耀幸福和自豪的光芒。
铜板，是她这个月的工钱，自己没舍得花，为他留着的。袜子，是她专门为他织的。从哥哥口中得知培国要走的消息，她精心挑选了线，织的时候，也特别耐心细致，又密又匀。一个女友见了，取笑她说：“琮英，这袜子是给谁织的呀？”琮英的脸红了，装做不在意的样子，回答说：“是为我哥哥织的。”女友笑了笑：“是那个‘二南哥’吧，不然，给谁织也不会这样用心，对吧。”她虽然为女友的猜中而感到甜蜜，可嘴里还是不认账……培国的手停在袜子上，抬起眼睛，看着琮英说：“袜子，我带着，钱，你留着吧，这几年，把钱都给了我，你自己受苦了！”姑娘的眼睛润湿了。说这些干什么？还分什么你我呢？从我到你家里去以后，不就是你家的人了吗？她固执地说：
“不嘛！你一定都要带着。袜子冷了穿，钱好在路上用。没听人都说，穷家富路吗？”
看到未婚妻这样坚决，培国将包重新包上，说：
“好，我都带着。我永远记住你！”
“说这些干什么，我不需要。”
姑娘需要的是什么，她没有说。她不说，培国也明白，他站起身告辞的时候，说：
“放心吧，我会给你写信来的！”
琮英点了点头。
没有长时间的紧紧握手，也没有缠缠绵绵的热吻，就自然平静而又恋恋不舍地分别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点头，包容了一对青年人胸中全部炽热的情感。
他相信她，所以没有更多的感激话和繁多的交待。
她更相信他，因而也没有挥动手帕，提出可以提出的要求，用明亮的目光，深情的目光，送他走出门，走上大街，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一路平安。
在那个年代，爱情的浪漫和富有诗意，是通过它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二、六年的等待
明月千里寄相思
已经是三月了，莫斯科的天气，依然寒风凛冽，冰天雪地。房屋上，山坡上，残存着星星点点的积雪，叽叽喳喳的鸟儿，呜叫着飞来飞去。春天，真是姗姗来迟。即将吐芽的树枝条，在冷风中轻轻摇曳，像似诉说着期盼春光早日到来的悄悄话。
坐落在莫斯科市区特维尔斯卡娅大街15号的五层楼房，原是苏俄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时，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提纲，便创办了这所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由斯大林担任名誉校长，专门为东方各国、各民族培训革命干部。任培国到莫斯科，就成了这所东方大学的第一届学员。
现在，正是下课的时候，学生们陆续地走出教室。各种肤色，各种头发，各种口音，熙熙攘攘地溶进优美整洁的校院，流向高高的宿舍大楼。已经改名为任弼时的任培国，走在“中国班”的人群中。在同学里面，他的个头不高，矮墩墩，很结实，身穿西装，面目清秀，给人一种文静的感觉。他默默地走着，心想，有人要回国，应该写一封信带给父母亲，带给陈琮英，向他们报告自己的兴奋心情和深深思念。
的确，这几个月来，他的心里特别激动，脸上总是洋溢着抑制不住的笑容。1920年8月离开湖南以后，他到了上海，先在那里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为出国做准备。那一年的秋天，他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到东方大学后他和任作民等人一起，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是在陈独秀到东方大学主持党员会议时提议的，在旅俄同学中是第一批。当时的情景是难忘的：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奋斗终身。记得宣誓会之后，他和任作民到红场上散步。两个人心里要说的话都很多，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他们默默不语地走着，走着，踏着地面上残留的冰雪，发出咯咯嘎嘎的声音。
走出很长一段路，还是任作民先说了话：
“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了？”
任弼时没有立即回答。他抬起头望望天边一抹金红色的云霞，望望克里姆林宫塔尖上闪闪的红星，转过身来，点一点头，坚定地说：
“决定了，把一切都献给革命！”
是啊！他选择了自己要走的道路，确定了明晰的信仰。从那一天起，这个只有18岁的青年，远在异国他乡，起伏的心潮，如同奔腾的河水，一直难以平静下来。他想把这一切，都告诉给远在祖国的亲人一父母亲，未婚妻。
同学们没容他继续想下去，簇拥着来到楼上他和罗亦农住的房间里。房间很小，同时进来几个人，一下子挤得满满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来！再给我们补习一下功课吧！”
“没问题。”
任弼时热情地说。
他的俄语学得好，这是同学们公认的。
从来到东方大学后，任弼时就感受到巨大的温暖和鼓舞。当时的苏联，虽然已经以极大的代价和牺牲，战胜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的白匪暴乱，但由于连年战争的破坏，经济上受到严重破坏，全俄几乎普遍处于饥荒之中，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在莫斯科，面包、鞋靴、火柴、食盐、煤油的供应都非常紧张，一些工厂、学校缺吃少穿，饥寒交加。尽管他们自己那么困难，但在生活上对东方大学却特别优待，以当时标准最高的红军待遇予以供应，每天一磅半黑面包，偶尔也可以领到白面包。没有黄油，没有肉类，蔬菜也很少，只有几个土豆，中午和晚上有一个汤，是海藻和土豆或咸鱼煮的。这个标准，相当于一般大学生的两倍，连列宁也只不过是这样的标准。同时，还运来金贵的木柴，烧火给各个宿舍送暖气，送来铅笔和纸张。
任弼时对此很受感动，常说，人家这样关怀我们，我们要更加倍地努力学习。因此，他刻苦钻研各种问题，常常出了教室就进图书馆，手里总拿着油印的教材和报纸。为了迅速精通俄文，他有意找俄国同学进行交谈，纠正自己在语法、语音上的毛病。不久，他就能直接听懂教师用俄语讲课和阅读俄文报刊书籍。俄国教师讲授《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时，他不需要翻译就能听懂，还能用俄文作笔记。新发表的列宁的《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等文章，以及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他拿到手里就能立即翻译成中文，又快又准确。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他都飞快地读完了。张太雷对他很欣赏，瞿秋白赞扬他是一个诚实用功的学生，全然没有沾染那些华而不实、夸夸其谈的恶习。正因为他的俄文成绩优异，曾被抽去参加在苏联召开的远东劳动代表大会的工作，同学们也经常找他补习俄文，他也乐于帮助别人。
大家一块学习了一会俄文，就又闲谈起来。有个同学问：“弼时，你的俄文怎么学得这样好？”
他笑了笑，谦逊地说：
“说不清楚。我就是看不懂再看，说错了再说。看看说说，就会成功的。”
任弼时自己也知道，把学习搞好，并不像说的这样轻松容易。不经严冬寒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他不但平时刻苦学习，就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也不白白放过时间，和罗亦农等同学到乌克兰的农村去。在那绿色的田野上，他们迎着温暖的夏风，伴着清浅的河水，或者和农民一起挥镰割草，或者到群众的家里作客，既了解了俄国的过去，又看到了它的现在，还提高了俄语会话和阅读的能力，真是一举三得啊！
他真想把自己的体会说给同学们听，要是在平日，他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今天，他总是想着给父母、给琮英写信的事。回国的同志明天就要走了，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呀！
同学们都走了，连身材魁梧、性格爽朗的罗亦农也安静下来学习了。任弼时复习完当天的功课，才拿起笔准备写信。
明亮的灯光，照着他的身影，照着他沉思的面容。他的脑海里，想得很多很多。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选择。对此，父母亲和未婚妻会采取什么态度呢？他相信父母亲不会反对，因为父亲是一位思想开明的人。对琮英，他也充满信心。但他还是要让父母，特别是让未婚妻知道，他已经作出了信仰上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不可改变的，是充满着危险和牺牲的，必须使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他爱她，她也爱他，他们将在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以后，他们不但是恩爱的夫妻，还应当是并肩携手的战友和同志。
“放心吧，我会给你写信来的。”
他想到分别时对她说的话，眼前又出现了琮英含情的目光和娇羞的脸庞。也许，她正在等着我的信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那时，他仅仅是个满腔热血爱国青年，现在，他已经决心为共产主义献身了。走上这条道路是多么艰难啊！
……差不多两年前的清晨，他登上一艘银灰色的客轮，离开长沙码头，沿着滚滚的湘江北上。他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望着远远向后退去的桔子洲头和岳麓山峰，流下了依依惜别的深情泪水。他眷恋着故乡的山水，眷恋着慈祥的父母，也眷恋着大姐姐般的“妹妹”陈琮英……
……一年前的一个下午，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刘少奇、罗亦农、王一飞、肖劲光、任作民等十几个人一起，赶到吴淞港码头，搭上一艘上海开往日本长琦的轮船，再从那里转道去海参崴。落日的余辉，给黄浦江洒上一片耀眼的金光。海风阵阵吹来，汽笛声声长鸣。他手扶船舷的栏杆，一种抑制不住的淡淡离愁，涌满心头……
……海参崴开往伯力的火车，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铁丝网中行进，他们又冷又饿地坐在闷罐车厢里。通过“赤白交界”地区时，火车被迫停下了。一个穿大衣持枪的白匪军走上车来，以检查鼠疫患者为名，或抓共产党人，或搜捞财物。一伙白匪士兵把任弼时推进一间房子，想从他身上捞点油水，但见到的只是随身带的一个布包，里面包的全是理发工具，就以“鼠疫患者”为借口，把他关进一间黑屋子。几天之后，才被放出来。
这时，他身上虽然没有一文钱，但还是下决心讨饭步行到莫斯科去。白天，他沿着铁路线走；晚上，随便找个柴堆角落睡一觉。饿了，就用刚学会的俄语，讨点冰凉的剩面汤和黑面包，吃了再走。雪地上，留下他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终于，他在两天之后赶到了伯力，和肖劲光等人汇合……
“弼时，你在干什么？”
罗亦农的话，打断了任弼时的沉思。他抬起头来，看到罗亦农正在看他，就说：
“唔，有人要回国，我写一封信请他带回去。”
“给谁？给父母亲，还是给你那个‘小妹妹’？”
性格爽朗的罗亦农，故意把“小妹妹”三个字说得很慢很重。
任弼时明白罗亦农在他和开玩笑，因为不少中国同学都知道了他在家乡有个童养媳的未婚妻。罗亦农所说的“小妹妹”当然也是指此。弼时没有在意，坦然地说：
“都写，都写。”
看到弼时这样毫不掩饰，罗亦农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转而本正经地问：
“哎！弼时，你真的爱她吗？”
“嗯。”
“为什么？”
“她勤劳善良，会是一个好妻子，也会是一个好战友。”
“听说她对你很好，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