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问题！你看，这不是很好吗？再说，现在是抗日救亡时期，怎么休息得住啊！”
正在陈琮英想着的时候，部队沿着大路，从她身边走了过去。雄赴赴的阵容，雄赴赴的歌声，如同滚滚的铁流，势不可挡。踏踏的脚步声，雄壮的口号声，表现出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心，豪迈的气概。
任弼时走过来了，他和朱德、彭德怀走在一起。他们都穿着灰布军装，迈着有力的步伐，只是帽子上的帽徽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让人看了心里堵得慌。因为戴这么个帽徽，有许多人的思想不通，怎么也不愿往帽子上缀。任弼时就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他说：现在是我们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必须这样做。抗日的全局，救国的大道理，终于说服了部队。
任弼时看到陈琮英和女儿，便快步走过来，站到妻子身边，轻轻从布袋里抱过孩子。这个出生在草地的女孩子，已经会叫“爸爸”了。此时，她在爸爸的怀里，甜甜地叫着。
任弼时心里也甜甜的，把自己长满胡子的脸，贴在女儿苹果似的小脸上。远征可能嫌胡子扎得太疼了，一个劲地往外挣脱。
为了让他们夫妻多说几句话，朱德、彭德怀向陈琮英招招手就走过去了。
任弼时逗了一会女儿，回过头看到其他人已经走远，才能把孩子交给陈琮英，说：
“回去吧，天凉了，小心感冒。只是你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太辛苦了。克服着点吧，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也只能这样做。等抗战胜利，就好了！”
陈琮英接过孩子，悄声嘱咐道：
“你的身体不好，要自己当心！”
任弼时点点头，转身从警卫员手里接过缰绳，翻身跃上马背。跑出一段距离，回头再看，陈琮英还站在路边，用含情的目光遥看他。他勒一下马缰，远远地挥挥手，就飞驰而去……
从那天以后，陈琮英一直没有见到任弼时，心里非常想念。从来往的电报中，她知道八路军的部队到了五台山，到了古县镇。在那里，八路军和日军打了一仗，险中取胜。她也知道，总部到了太行山中的武乡县。此后，一个一个胜利的捷报，从那高山密林里传出，飞到延安，飞到陈琮英心里。她为这些胜利而高兴，嘴角和脸上禁不住流出笑意。这是八路军英勇作战的功劳，是朱德、彭德怀指挥的功劳，这其中，也有着任弼时的一份功劳呀！作为八路军一员，她为胜利而欢欣鼓舞，作为战友，她由衷地高兴；作为妻子，她感到自豪。
想到这些，陈琮英的心里更加挂念丈夫。他现在正干什么呢？是研究作战部署？还是指挥打仗？
她低头看看女儿，女儿正睁着一对大眼睛看着妈妈，好像懂得妈妈的心事似的。在这一瞬间，陈琮英作出了一个决定：把远征也送回老家去，交给婆婆抚养，自己也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和任弼时战斗在一起。
“如果你们在外边忙，就把孩子送来，我给你们带。”
陈琮英耳边又响起婆婆的话。那是她到中央苏区去之前，送女儿远志到湖南去时，临行时婆婆说的。这也是老人的一片心啊！
陈琮英把身子靠在窑洞门上，嘴里喃喃地说：
弼时，你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去的！
这是太行山里一条幽静山沟中的村庄。两旁是密密的树林和参天的白杨，静静的溪水蜿蜒流过，清澈见底。八路军总部就住在溪边的一座奶奶庙里。
季节已进入初春，庙中心的丁香树，把阳光筛落在树下一张光滑的石桌上，影子斑斑驳驳。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参谋长左权，常常坐在这石桌旁，讨论军事、政治和经济问题。因为来到太行不久，邓小平就到一二九师当政委去了。
此刻，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已经坐在石桌旁，只有任弼时还没有来，往日，他是从来不迟到的，今天怎么了？急性子的彭德怀大声说：
“警卫员，去看看任主任怎么还不来！”
警卫员答应一声跑走了，不一会又跑了回来，气喘吁吁地说：
“听说任主任到附近的连队去了。”
朱德不慌不忙地说。
“再等一会，他要来的。”
任弼时和战士们割过马草，这会儿正往回走，路上碰到一个妇女抱着生病的孩子正在着急，他立即让自己的警卫员把那位妇女送到卫生队去。看着那妇女远去的背影，任弼时不由得想到了陈琮英和女儿。她们母女的身体好吗？有没有生病？会不会这么焦急？陈琮英说把远征送回老家去，不知送走了没有？他这样想着走着，汗流满面地来到奶奶庙中的丁香树下，笑着说：
“我来晚了。”
这四位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人围坐在石桌边交谈起来。他们谈论得很随便，一会儿是敌人的情况，一会儿是根据地的建设，一会儿是部队和群众的生活。这些重要的军政大计，在轻松的漫话式的闲谈中，就明确决定了下来。
看他们有说有笑的情景，谁能想到那次反击日军一0九师团时的紧张呢。灯火通宵达旦地亮着，电台嘀嘀哒哒地收发着电报。这些领导者们都全神贯注地集中在战斗上，其他什么也顾不上，连饭也顾不得吃。
“首长，这饭已经热了好几次啦！”
警卫员又一次端来小米饭，提醒道。
“再等等，再等等。”
任弼时挥挥手，目光仍然没有离开地图。
警卫员又想去说服左权：
“副参谋长，吃饭吧？”
左权正在膝盖上起草命令，头也没抬地回答：
“去去去！我不饿！”
就是那次战斗的胜利，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地打击，形势得到缓和，总部就迁到了这里……
朱德摸摸下巴，缓慢地说：
“我看呀，还是毛主席说的，打游击战嘛！‘游’住了就狠狠地揍他一家伙！”
任弼时吸了口烟，说：
“这也是咱们红军的老打法，让敌人变成聋子、瞎子、疯子，等他们搞疲乏了，阵脚乱了，我们再来一口口吃掉它！”
“就是要这样教训他们！”
左权说着把袖子往上一挽，好像马上就要冲上去似的。
彭德怀表情严肃，静静地听别人说话，自己却不说。其实，他的心里也在思考着什么。
“老彭，你看呢。”
朱德温和地问彭德怀。
“我看就是打，独立自主地打，在打中壮大自己，不能靠国民党的军队。不能像过去一样，从河水中捞起大炮送还人家，眼看着军械仓库落到日本人手里，也不敢去接管。怕什么嘛！”
在场的领导心里都明白，彭德怀的话是有所指的。平型关大战时，阎锡山的部队渡河时把一些大炮扔到了河里，一一五师经过时把大炮捞了上来。师长林彪却请示，说为了加强同友军合作，维护统一战线，还是把这些武器还给阎锡山为好。任弼时和朱德商量后说：真是糊涂得可以！他们把大炮扔了，我们又把它捡了回来，干吗还要送还他们？难道要他们再扔给敌人不成？应该马上用这些大炮去消灭敌人嘛！太原失守后，阎锡山分散在山西的许多军械仓库，眼看就要落到日寇手里，有的同志说，咱们去接管，是不是还得请示一下阎锡山，不然会影响同友军的关系。又是任弼时果断地说，哪来的那么多清规戒律？我们如果不赶快去接管，就只能丢给日寇，这对抗战是十分不利的！用不着向谁请示，赶快去接管。在统一战线中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应该干的事情就要坚决去干，决不能有半点犹豫！
朱德看了看大家，似乎不愿再谈这个事情，便故意转移了话题，向着任弼时，问：
“琮英他们母女怎样了吗？”
任弼时说：
“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琮英说把远征送回湖南去，不知送走了没有？你就放心吧。再说，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
“我是总司令嘛，怎么能不管？我说，还是不要送走了，等形势再好一点，就把她们接来算罗！”
对这个问题，任弼时也想过，可就是拿不定主意。让陈琮英带着女儿到这里来吧，环境确实不安定，不但自己的拖累太大，陈琮英和孩子要受苦，更主要的是会给其他同志增加麻烦。不到这里来吧，陈琮英一个人又工作又带孩子，确实太苦太累。还是送回老家的好，只是那样更得辛苦妈妈了。是啊！事情就是这样，在政治、军事等重大问题上是非分明、十分有主见的人，也常常会被个人的感情所困扰。这并不奇怪。
“刘师长和邓政委来了。”
刘伯承和邓小平被总部机关的几个年轻人簇拥着朝这边走过来，边走边谈着什么，人未到，话语和笑声就先到了。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和左权起身迎过去，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问候着。
“朱总你好！”
“伯承你好！”
朱德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你和小平同志带来了什么好消息，这么高兴？”
“消息随时向你报告了，你都知道的，只是你的这些人，见到邓政委和我，就缠着要到野战部队去呀！”
刘伯承说着用手指指几个年轻人。
“那你就把他们带走好罗。”
“岂敢！岂敢！你和总部其他领导人的安全，我保护还保护不好呢，怎么能从你身边把人挖走！”
在朱德和刘伯承交谈的时候，任弼时已和邓小平握住手在说话。在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他们两人同在总政治部，一个是主任，一个是副主任，后来邓小平才奉命去一二九师任政委。今天见面，互相询问工作和身体情况，有部队的，也有机关的。
刘伯承走到任弼时跟前，问：
“你那个草地上出生的千金在哪里，我真想看看她。”
“在延安，没有来。”
“应该带来，经过长征的小战士，再到抗日的烽火中来锻炼锻炼嘛！”
“太拖累了。琮英说要把她送回老家去，我已经同意，不知她送走了没有。”……
这些从战火中走过来，此时仍在战火中的战友们，聚到一起，总有很多要说的话，大到军政大计，小到家庭生活……小石桌在静静凝听，丁香树悄悄把他们的谈话记入年轮，太阳怕惊动这亲热的谈话，不声不响地向西划去。
西斜的阳光，照在奶奶庙里，照在丁香树和树下的小石桌上。朱德站起身，轻轻转动几下腰，说：
“唔，快该吃饭了。弼时，到球场上较量一番？”
“好的。总司令挑战，我应战！警卫员，去喊几个人！”
警卫员跑出门，边跑边喊：
“打球了！打球了！”
随着喊声，许多人拥到篮球场。很快分成了两队，朱德在一个队，任弼时在另一个队。
球赛开始了，不少人在旁边观战，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也在其中，不时地跟着人们高喊：
“总司令队，加油！”
“加油！任主任队。”
朱德趁发球的机会，对他那一队的队员说：
“打球就好比打仗，你们可不能讲客气噢！要是任主任得了球，你们不要怕，只管去抢回来。”
任弼时也给他那一方打气：
“你们要放开手打，哪个轻易放过总司令，输了球，可要他负责任的啊！”
这两位领导人打得通猛认真，还常常为了一个球而争执不下，引得场外的观众们时而哈哈大笑，时则鼓掌吹哨。夕阳西下的时候，朱德和任弼时才浑身汗水的离开了场。在往回走的路上，任弼时突然又想到，此刻，陈琮英和孩子在干什么呢？在这一瞬间，他作出了一个决定，晚上如果没有重要要的事情，要给陈琮英写一封信，等有人到延安去时带回去……
柳克斯公寓
飞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慢慢升入高空，发动机的隆隆响声，在白云间轰鸣。机翼下，闪过道道山梁，条条河流，座座村庄。高天里横吹过来的强大气流，剧烈地摇晃几下机身。飞机很快又恢复了平稳，向着西北方向飞去。
陈琮英的心里有点发慌，脸色黄黄的。已经化名陈林的任弼时的身体不好，也感到有些不舒适，但他还是强忍着自己的痛苦，温和地对妻子说：
“你不要紧张，只要放松一下心情，很快就会好的。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到了。”
这是1938年的3月底。一个多月之前，即农历元宵节那天，任弼时从太行山抗日前线回到延安，第二天，就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会议作了题为《支持华北抗战中的八路军》的报告，三天后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情况，提出建议。毛泽东对任弼时的建议十分重视。
任弼时本来打算，和陈琮英一起回抗日前线的。因为陈琮英已将女儿远征送回湖南老家去了，到前线可以做些工作。可是党中央却派遣他前往莫斯科，到共产国际去工作。
“弼时呀，你此行的责任很重要啊！不亚于在前线打仗。”
毛泽东在凤凰山的窑洞里这样对他说。
“在国际那里，对中国的实际还不了解，认为长征后我们失败了，还是相信王明的，你到那里后，向他们说明真相，我认为你会不辱使命的。同时你也抓紧时间养养身体，让陈琮英和你一起去，便于照顾。”
周恩来交待得更为具体。
就这样，任弼时作了些准备，就和妻子一起出发了。
他们是坐汽车离开的延安。那天早晨，天空飘着小雪，他们坐在卡车上奔往西安，向西到达兰州，又从兰州坐飞机到乌鲁木齐。
在这里，任弼时收到了母亲去世的电报。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心里都十分悲痛；恨不得立即赶回老家去。可是，关山万里，谈何容易！更何况，重任在肩，不能分身。他们对空遥拜，寄托哀思，并电请堂叔任理卿料理母亲后事，照料七岁和不满两岁的一双女儿……
陈琮英按丈夫说的，不去想飞机的事，也不向外看，感到好得多了。
看到妻子比较轻松了，任弼时的目光注视舷窗之外的团团白云，明亮阳光，思絮又回到了工作上，思考着此行的重任。
共产国际，是列宁于1919年3月2日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由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及共产主义组织组成。中国革命曾得到共产国际的无私支持和援助。但从1931年以后，由于国际的某些负责人支持王明路线，致使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总部之间出现了复杂的关系。有些兄弟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因而也抱有一些错误的看法，认为红军的长征是个失败，王明是中国革命的领袖等等。同时，在这个时期，国际形势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欧洲的“慕尼黑会议”举行了。在中国，由于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国民党政府中一些患有“恐日症”的人，准备向日本投降，欧洲某些政府也企图牺牲中国的利益以促使日本把矛头指向苏联。任弼时在这样的时候到莫斯科去，和各国兄弟党磋商应付这险恶复杂局面的策略、方针，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他深深知道这一点，不过他不但不害怕，反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陈琮英看到弼时半眯着眼睛，知道他并没有休息，而在考虑工作，因为他是一个最害怕没有工作的人。
有人说，爱情在于理解。这话大概是对的，起码，它是爱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你看陈琮英，她虽然头有一点晕，胃里不住翻腾，但极力控制住自己，不发出一点声响，害怕响动会打断丈夫的思考。
飞机在白雪皑皑的莫斯科降落了，蓄平头、戴眼镜的王稼祥，热情地来到机场迎接任弼时和陈琮英，他紧紧地握住任弼时的双手，高兴地说：
“你来了，这就好啦！我可以马上回国去工作了！”
中国共产党住共产国际的代表原先是王明，后由王稼祥接替，任弼时就是来接王稼祥班的，所以王稼祥这样说。
“这里的工作也很重要嘛！”
任弼时微笑着说。
小车离开机场，向共产国际的宿舍——
柳克斯公寓
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也是一个寒冷的地方，已经进入了四月，还是一片冰天雪地。
陈琮英一个人站在柳克斯公寓的阳台上。来到莫斯科以后，她看到的条件比起国内好多了，心里就想，以后要从生活上好好照顾丈夫，让他好好恢复一下身体。可是，刚来到这里，他就和王稼祥一起，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那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