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一两年后，自己思想和身体上逐渐适应，已成为班组里的劳动骨干。虽然我体力不如别的工人，但在技术性强一些的工种里，我能超过别人，劳动上也受到好评。
虎口脱险
井下劳动条件极其恶劣，每天在阎王殿门口徘徊，时刻在生死边缘上挣扎。井下劳动十余年，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保持四肢五官完整实属不易。我曾有几次出生入死的经历，都侥幸地活了下来。算是命大。
掉入溜井井下巷道密如蛛网，如遇到不大熟悉、标志不清、照明不好的情况，极易造成坠井事故。刚来不久，到不熟悉的工作面上劳动，班长派我去拿工具。我走过一个溜井口时，因井口未盖好，又无明显的标志和照明，我完全没有看见，从溜井口经过时，一脚踏空掉了下去。溜井高达二三十米，假如溜井是空的，我一掉到底会粉身碎骨；假如溜井是满的，装满矿石正在放矿，我会在矿石流中被挤碎；假如溜井存有部分矿石，我掉下去和矿石一起滚到底，也会埋在矿石堆里。奇迹是这几个“假如”的情况都没有发生。溜井里存有部分矿石，我感到自己掉下去后，顺着斜坡向下翻滚到井底不动了，全身只覆盖了一层矿粉。我活动四肢，除了皮肉有疼痛外，其他完好无损。眼前一片漆黑。我开始向四周摸索，渐渐发现一丝亮光，知道那是溜井口漏斗。幸好出口未堵死，我慢慢扒开矿石从漏斗口爬出来，全身除了几处擦伤之外，竟然毫发无损，我慢慢回到工作面。班长问我怎么去了这么久，工具找到没有。我说工具没找到，找回一条命。大家听我述说之后，也是一场惊喜。
炮口余生一次到了开饭时间，大家下去，到休息室吃饭。我想到另一个工作面拿工具后再下去，需经过一个深六米的垂直人行井，我顺着梯子慢慢往下爬，下了两三米，开始闻到有火药味儿，愈往下炮烟愈大，糟糕了：下面可能在放炮！我一时犹豫起来，往下的速度减慢了，到离井口还差一两米时，即听到隆隆炮声，在距下井口两三米处，正在爆破大块矿石，先后响了一二十个炮。炮声震耳欲聋，我只觉得地动山摇，爆破后的矿石碎片从我脚下轰隆飞过，浓烟升起，熏得我差点昏厥过去，矿灯安全帽不知去向，耳朵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见。所幸我头脑还算清醒，双脚在梯子上站稳，两手牢牢地抓住梯子不放松，屏住呼吸，大张着嘴，就这样一秒钟一秒钟地坚持着。那些在休息室吃饭的工友惊奇地发现，原来应在人行井口站岗警戒、防止人员进入的工人，竟擅离岗位，下去吃饭，使我误入放炮区。大家听见炮声一响，都喊着我的名字，痛心地说：“×××完了！”未等炮声停息，大家一起拥到人行井口。只见漆黑一片，浓烟滚滚，纷纷喊着我的名字。我当时什么也听不见。大家未见回音，便冒着浓烟从人行井下来救人。顺着唯一的梯子往下爬，爬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一脚踩到我的头上，我嗯了一声，说了句：“哪个？”（四川话，意为“谁啊？”）于是在漆黑的浓烟中爆发出一片欢呼声：“×××还活着！”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拖了上去，让我在井口躺下，见我全身毫发无损，都很高兴。我只感到两耳轰鸣，什么也听不见，头像要炸掉一样疼痛（系炮烟中毒）。后来到医院检查，耳膜未破，听力大受损伤。我又一次大难不死。那位站岗失职的工友则受到重罚。
手指骨折我出过几次工伤，最严重的一次是右手中指粉碎性骨折。当时我带着一名助手（比我年轻的农村小伙）在一个中段巷道里，用深孔钻机打炮孔，卡钎器出故障，只好用人工卡钎（有一定危险性，暂时应急之用），一个炮孔已近完成。来信号说中餐时间已到，我对助手说不能停机，轮流吃饭。我叫他用人工卡钎，等我接上钎杆，让他先去吃饭。正当他手擎钢钎，卡住上面钎杆时，地下一条胶皮管破裂，水喷出来，溅他一脸一身，我见状对他说，要顶住，再坚持一下，立刻就完。话音未落，他水雾弥漫中稍一走神，手一松动，上面几十根钎子（一两百斤重）全部滑落下来，砸到我正在操作的右手上，中指差点被切断，皮开肉绽，还剩一点皮连着。第三节指骨断成三截，骨头外露，血肉模糊。助手吓得直哭。我当时尚未感到剧痛，且神志清醒，我对他说：你别哭，我不怪你，赶快找根绳子，把我的右手扎住止血，然后立即去打电话。后来几个工作面的工友都围了上来，帮着脱去满是泥水的雨衣裤，找了块干木板让我躺下，用急救箱里的绷带把右手包裹起来。救护车就停在地面井口，但要把我从人行天井放到大巷，谈何容易，要拆去隔板才下得去。前后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工友问我疼不疼，我不觉得很疼，只觉得天旋地转，迷迷糊糊，在半昏厥状态下，仿佛回到了家乡，看到了家乡的田野和我的亲人。后来大家告诉我，我当时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我要回家。”好不容易从天井来到大巷，再用担架运到地面救护车上。职工医院早已做好准备，医生检查后对我说，尽量争取保住手指，我听了像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医生用钢针将右手中指第三节一断成三截的指骨穿起，固定到两端指关节上，将皮肉缝合。我的手指又奇迹般地保留下来了。虽然手指功能未能完全恢复，总算保持了我四肢五官齐整完全。
“文革”暴力
矿上对我们几个“右派”说：你们摘掉帽子要等到矿上“四清”运动后期。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四清”运动工作组进矿。
“四清”刚刚开始不久，一九六六年“文革”
爆发，“四清”工作组撤离。我们又面临一场政治风暴。运动初期批斗走资派，我们算是走资派包庇的牛鬼蛇神，尾随在走资派后面，脖子上挂个大木牌游街，开批斗会，则跪在一旁陪斗。一九六七年两派混战夺权，我们被搁置一旁，但好景不长。
一九六八年成立革委会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们的灾难从此降临。清队先从我们这些现行的阶级敌人开刀，然后挖出大批历史反革命，轮番揪斗，拷打审问，大会小会，天天不断。有一帮职业打手（人称武斗棒子队），一天不打人手就痒痒。于是按顺序轮番揪斗我们，轮到我了，给我挂上大木牌，叫我跪上高桌子，交代反革命罪行，我无话可说。等了很久，打手们失去耐心，蜂拥而上，一棍子把我从高台打到地下，然后棍棒皮带齐下。他们打累了，把我抓起来跪着，再叫我交代，不交代又是一阵拳打脚踢，直到跪不住坐不住了，才拖回宿舍叫反省检查。我见自己已是遍体鳞伤。我还不算重的，有人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到了上班时间，棒子队又来驱赶，叫立即上班，爬也要给爬到工地去。我艰难地站起来，手扶着墙慢慢移动步子，平时只需十多分钟即可走到工地，那天走了一个多小时。工地的工友非常同情我们（他们对棒子队深恶痛绝，敢怒而不敢言），让我坐在一边休息，还替我放哨。第二天专案组审问，一进门打手先扇上几耳光，再叫你交代问题。每天除了大会批斗、小会审问之外，还得正常上班劳动。如果没有大会小会，下班之后，吃完饭又集中在宿舍区劳动，打扫厕所，清理水沟，打扫卫生等等，长达两三个小时。
除了睡觉，根本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就这样每天揪斗审问和长时间劳动，前后有好几个月，我感到日子特别难熬。以前只有体力劳动，现在还得饱受皮肉之苦，上班累完了下班接着累。这样的日子能长久吗？“文革”没有尽头，我真担心自己能否苦熬到头。一起劳动的有几个“历史反革命”（多为一般历史问题）忍受不住这样的煎熬，寻了短见。或在井下跑进炮已点燃的工作面，或白天在宿舍区劳动时钻到路过的汽车底下。矿上说他们是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有一起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此人原是老炊事员，说他参加过还乡团等，揪斗拷问劳动几个月下来，似乎稳定了，有一天下中班后突然失踪。经四处寻找，没有结果。有人说他可能逃跑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宿舍附近柳树上悬挂着一个人，原来他是在夜深人静时上吊自杀了。上面叫我们把他放下来，真是惨不忍睹，把他用草席盖住，放在围墙外面，叫我们轮流看守，等候家属前来处理。说他畏罪自杀，顽抗到底。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守尸时的悲痛凄凉心情，可想而知。我和老王一个班看守，他是一九四七年入党的小八路，因得罪上司划为“右派”。我说会不会哪一天也轮到我们头上？老王对我说，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一定要挺住，千万不能走这条路。我们只要活着，总能看到世道的变化，就会有出头之日，一定要活着，要留得青山在。他经常鼓起我生活的勇气。好在这种混乱局面只维持了几个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解放军进驻，成立新革委会，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我们又恢复到“文革”前劳动改造的生活方式。军代表对我们说，好好改造，等到运动后期，解决你们的问题。给了我们一个没有限期的希望。我们便耐心等待着。
当时的口号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个“底”究竟是哪一天呢？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广播喇叭里连续预告说有重要新闻，几乎是空街空巷，人们纷纷停留在挂有广播喇叭的电线杆周围，广播里传出沉重的哀乐，原来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因病与世长辞。又过了三个月，通知我们摘掉帽子，停止劳动，恢复公职。无限期的劳动改造终于到期，十七年的劳动改造画上了句号。虽然不堪回首，但还是要向前看。虽然青春已逝，但青山还在，作为劫难的幸存者，值得高兴。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右派”得到了所谓的“改正”，虽有小“改”而并未得“正”，远未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沉没的一两代人以及受株连的亲属不计其数，受害者并未得到安抚和补偿。这段历史如何评说，唯有留待后人了。
（尾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叶落归根回到家乡，“乡音无改鬓毛衰”，劫后余生亲人团聚。天伦之乐来之不易。原想有生之年尽最大努力工作，和家人好好生活，以弥补过去的蹉跎岁月。但是好景不长。
一九九三年，意外地发现自己身患胃癌。
灾难深重的我，再次被命运推到生死的边缘。经过手术，将胃全部切除，又经过两年的化疗，虽然侥幸地活了下来，但身体元气大伤。一九九五年因病提前退休，正当我对未来徘徊犹豫之时，一个难得的因缘，使我步入佛门，成为虔诚的佛门弟子。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却没有世间的后福，依然过着清苦的生活。
如果说还有一点福，那就是学佛带给我的益处，我不怨天尤人，对一切冤家债主我都宽恕了，宽恕别人而最终是解脱自己。
我使自己生活在清心寡欲、无怨无争、身心清净的境界中，尽自己余生之力，为社会、为一切众生竭诚服务，这样我到临终，我的心境在安详静谧之中，从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安乐的世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归宿，这也许就是我的后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