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泽之地
由我讲述安徽诗人的生活，或许不是恰当的人选。他们中的许多人关爱我，当我是个孩子。所以谈论他们，必须要承认是带有一定程度失去判断的感情色彩的。毫不隐瞒，我是多么喜欢这群心里有沼泽的人啊。黄玲君说，绿绿你没有立场，在你眼里谁都是好的。可是我怎么能去站在那些从未给过我任何冷眼的人们的对立面呢。
在这个开头前我曾写下一篇枝叶繁杂的文字做本文的开篇，那里面详细交代了我是如何认识了诗人，又是在怎样的机缘下开始诗歌写作。但当我今日重新续文时，却发现按琐碎的铺展开，穷尽我年余也不能做个恰当的收尾。我并不是个优秀的观察者与叙述者，可以把在安徽出现过的诗人一一交代生动。因此，我愿意这样简略地谈谈几位熟悉的朋友。对于我来说，他们首先是朋友，其次才是优秀的诗人。我尊敬他们、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时不时出现的善良、睿智、豁达以及与现世相悖的超然，当然，诗歌是我们这些人相识相知的源头，尽管我们很少在饭桌上谈论它，但没有谁的心不对诗歌保持着难以估量的敬重之情。
说起来，从前我压根不爱诗歌，写诗之前并不看诗。我只喜欢读小说。可当夏季的某一天，我偶然开始写诗，进入语言的神秘之境，就再也无法全身而退。现在要谈论的自然不是诗歌，即使要谈，我也没什么太多的话，这就像刚认识生活在合肥的那些诗人时，我除了吃吃的笑与大□啖食，并无甚言语。诗歌直到今天还是我所不能把握的，而诗人们却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尽管，偶尔我也在与他们笑谈时生出压抑不住的怀疑与陌生。这些奇怪的人，这些内心复杂的人，我所认识的到底是不是我所看到的人呢？我不愿用世人的情态去与他们交往，他们所表现出的每一个状态，我都更愿意放置到诗人这个身份下来看待。因为他们写诗，缺点也有了可藏身的地方。自然这一切，都有个底线，在我所设杜绿绿沼泽之地定的底线之内。关于底线的概念并不是特别的清晰，但一定在某个范围内，比如真实，比如善。
我天生就有这个能力，不出两面便能感觉到某个人的本质。或许自己还不曾察觉，但是潜意识会增多来往，或者回避。所以，我上面谈到的“他们”仅仅是我所熟悉的、认可的安徽诗人，那些我无幸了解的诗人，希望将来能够更多地认识。我愿意与大家分享“他们”的名字：陈先发、蓝角、刘康凯、余怒、章凯、罗亮、黄玲君、何冰凌、吴少东、寒阳、吕小青、丑石、阿翔、雪女、汪抒，还有曾客居合肥的廊坊人曹五木。他们教会我许多事，也曾不经意地让我看到人性的闪光点，或许他们自己都忘了，而我也忘了许多具体的事，但那刹那的感动铭记于心。就像某年冬天回合肥，去何冰凌家里吃饭，她端出一壶熬好的红枣桂圆茶，说是怕我上火，没有直接泡而是煮了出来。那种暖到心里的甜，不热不燥，安心不已。这么多年来，我在外省常住，想起安徽，除了挂心父母，惦记的只有他们。
第一次看到何冰凌好像是在我徒步30多公里又爬了座小山归来的晚上。满身的疲倦与火气，我窝在椅子上塌坐着，只见面前这个推杯换盏的女人恰到有礼地与其他人寒暄。我是一句话也懒得说，因为一贯滴酒不沾，也想不起来客气。当时在座的还有陈先发、蓝角、罗亮、章凯和余怒。这应该是冰凌正式走入合肥诗人圈。都说她长袖善舞，是交际场上一把好手，我后来也离开了合肥，与她并无多少交道，可每年回肥的几个月竟然也与她相熟起来。从那个冬天去她家吃饭出来，我便生生地喜欢上了她。不管在外是怎样的盔甲，在家里终归是放松自在的，冰凌在阳台上养满了各色的花，细心拾掇家务，把女儿和丈夫都养得俊美活泼。她这样爱家的人，偶尔也流露出点江湖豪气，像极大家族里的主妇，打点上下，呕心沥血。而冰凌又是极其负责的人，有次她去巢湖参加某个小说研讨会，带我一起去玩，十二点我睡了，她还坐在桌边看书。我劝她休息，她说，既然来了，就要对人家负责，这本书是无论如何要看一遍的。不知她是几点睡的，等我混混沌沌睁开眼，她已经又坐到桌边看起书了。
女人们之间的交往常带着些柔软和小脾性，相处久了却会忽略对方是个诗人的身份，更多的会谈到彼此的家庭、爱情与琐事。我们已经熟悉到了实际的生活中，而不局限在文字的高蹈。比如章凯的凛冽，黄玲君的敏锐，吕小青的锋芒毕露，雪女的隐而不发，到了我这儿，都是无数冷暖的细节。片刻不离我心。每当她们的名字、容貌浮上脑海，那往曰的种种立刻贯穿全身，让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顿觉人生美好，友谊无价。2005年秋，我离开合肥。那晚的告别宴，人数众多，气氛热烈，大家都说了许多也唱了许多，黄玲君唱起《红河谷》时，我不由热泪盈眶，只听她柔柔唱来，“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耀在我们的心上……＂那一晚或许还发生了许多事，可那些隐秘的往事已埋进所有人的心。我记得陈先发有个□误：“今天喝得真高兴，因为绿绿要走了。”我还记得所有人高歌离去，我走在最后，不住地笑着，看他们三三两两的身影在夜色中模糊地远去。正如我曾胡言乱语的说过，合肥这个城市有金属世界的冰冷，又夹杂着魏晋的风流，我所见的似乎都不是真实，所说的也仿佛是另一个人的心事。
我们正是这样，从未有过改变。那时我们几个人最好了，陈先发、蓝角、罗亮、章凯，还有我。每周都要聚在稻香楼湖边的土菜馆里，可惜这个店如今已拆了，我们也四散离去。偶尔的聚会，也再找不回往日“不可分离”的状态。多么美好，又“不可复制”。这句话是陈先发说的，他时常会突然说一些让人惊诧的话，有时完全是胡说八道毫无顾忌，有时颇具哲理与预言性。他似乎是活了几世，看透人心，却又还像个未行冠礼的少年，率真之意时时流露。那时我们偶尔会一群人去酒吧或咖啡馆，也不喝什么酒，只是坐在位子上傻看着周遭的活色生香，话也不说几句，都是各自沉默着，偶尔谁说两句似是而非的话倒让人不知如何接话。有一回我们去到一处时，天早黑了下来。冬天可真冷啊，那酒吧门口有个烤红薯的老人，正笼着手在墙角下避风。有些酒意的陈先发突然从我们身边跨出去，走到那老人的身边，握住那双干瘦如柴的手，连声说着：“您老太辛苦了。”那老人居然害羞起来，腼腆地说：“还好，还好。”过了许久，陈先发才松研手，众人笑了他一会儿，他却浑然不觉有何不妥。那一刻，他定是真正为这个老人而苦。
他这样一个人，我尽量避开使用“悲悯＂来形容，尽管他诗里可以印证这词所包含的意义。但我不想把他放到高处，更愿意认为他是切实生活在那些受到种种伤害的人们的中间。因为他自己，也无时无刻不被自己内心的疾苦所煎熬。他完全也是个不被别人所知的隐秘的人，偶尔的放肆也以消失结束。我只看过他一次失态，天鹅湖畔，其他人在湖边闲聊，他独自坐在远处的台阶上吐酒，又在我们不察觉时悄悄离去。
陈先发近期有诗《与吴少东杜绿绿在拉芳舍》，录其中一段：
吴少东在电话另一头低低吼着。
杜绿绿躺在云端的机舱，跟医生热烈讨论着
她的银质牙箍。
我们的孤立让彼此吃惊。惯于插浑打科或
神经质的大笑，
只为了证明
我们片刻未曾离开过这个世界。
我们从死过的地方又站了起来
是的，“我们片刻未曾离开过这个世界＂。不论何时。多好的一首诗啊，将我们的孤立说得分明。以此，纪念我们所有交谈的时刻。吴少东看上去是最为入世的人，他擅长说笑话，还有个好性子，每次看到他都是满面的快乐。然而终于有一回，几个人挤在拉芳舍咖啡馆的小厢房里，他低着头，沉闷地说起生活中的琐事，落寞不已。我们有些低沉，三言两语地安慰他。他反而又微微笑起来，让我们不必介怀。他常如此，考虑到每个人的情绪，希望把每个朋友都安顿得开心快活，却把自己的心事给隠藏起来。
我们这些人中，却有一个人始终存在着不在场感。我曾为他写过一首诗，提到他是个住在山上的人。当时他立刻反对，担心让别人联想到查拉斯图拉这些隐逸的高人。但他何尝不是品质高华的高人呢。虽然这点他是不会承认的，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诗人，因为他十年未写诗了。怎么可以这样就轻易地与诗歌脱离关系，何况他虽不再写诗，仍在读诗做评论。我想他对安徽诗人的写作状况更是比我熟悉不知多少倍了。他仅是不善混江湖而已，好脾气的先生也有着清冷的骨骼。这个人，是巢湖的刘康凯。
如果让安徽的女诗人们来谈刘康凯，估计得专门辟开一个上午做恳谈会。几乎所有人都感受到过康凯的耐心与热心帮助，大大小小的事，甚至找一个极难的资料，康凯也能给你找到。我们最受益的还是他擅长的中医。尽管他是个文学博士，却在中医上有较深的研究，对我们、我们的亲人和朋友身体上的病痛疑问，从无厌烦推诿之意，极其详细地问诊、开药、调整方子。有时我都为自己各种啰嗦的问题而羞愧，康凯却仍是说无妨，尽管问。我母亲夏天时不小心扭了腰，吃了十来天康凯开的药，不光腰好了，胃也不怎么寒了。她现在还时常说：“你那个朋友很不错，我的胃还真的好了许多。”如此看来，康凯与大伙儿的交往是很多的，他应该是个完全生活在尘世中的人啊。我为何会觉得他像是在山上，自己也想不明白，难道是因为他这样善心的人世间实在少见？还是因为他虽早过而立，却仍有一双毫无杂质的眼睛？
在合肥生活的诗人我打算写到这里就暂时停止了。不再继续是我还未想到恰当的语气和句子来叙述，也不得不回避一些还不适合记录的事件。当然了，更多是因我的懒隋与原则，我不想轻率地提到他们，更不想美化与装作了解。
下面我们来谈谈余怒。余怒生活在安庆，2004、2005年因公常来合肥，我见过他许多次，没说过几句话，却留下了＂这个人真好”的印象。没见他之前，就有人不断地描述他，最多的都是赞他虽看上去冷淡，人却极为厚道。唉，写到这里有点卡，接下来不知怎么继续了，虽然前两个月在深圳看到余怒，我说起要写这篇文章，可能会写他，有没有什么顾忌。他立刻说，随便写，怎样都行。我却不能如此随意。2005年秋我告别合肥的那晚，一向内敛的余怒突然说道：＂我要唱一首歌，送给圆圆。＂他无比认真，专注地唱完了整首歌。我们静静地听完，并集体鼓掌。这次，我在深圳遇见余怒和圆圆，他们的孩子小鹿已经是个漂亮活泼的姑娘了。而余怒呢，借用某位诗人的说法，“十年前余怒满身戾气，现在像是成佛了。”
最后我要写的两个人，一个是如今客居在深圳的阿翔，一个是已回到河北的曹屠户五木。我印象里的阿翔总是醉的，他能轻易让自己喝醉，倒在任何一个能躺下去的地方。可他又是难得的细心，会在饭馆里帮不喝茶的我要来一杯白开水。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随身有笔和纸，与周围人做着交流。这个习惯已随着他和羊羊喜结连理而慢慢结束了，现在我总能看到他鋳躇满志的做事，再也没见到他在关门的商铺外呼呼大睡。他也戴上了助听器，更能用言语和诗人们谈论了。这些真让我高兴啊，我和他私交不算深，却从没有在想到他时忘记那杯热腾腾的白开水。他们心中的善，时常提醒我，要用一颗带着暖意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
五木呢，他自然也是这暖的一部分。从最初，他就是个豪迈的擅酒的大汉，不拘小节，却又对周围的人照顾细致。他总说，吕小青是他侄女，我是他妹子。我们笑他胡言乱语，却又点滴记住他的好，他是在大冷天领你去吃好吃的羊肉煲的人，他是在你遇到危险时拔刀相助的人，他是偶尔显露出脆弱的人。他这么个胖子，同时还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做过许多手链项链送给朋友们，我也得到过两串手链。说这些，都不能掩去他本质是个诗人，曾有一次，五木酒醉后上了辆出租车，和司机说要去廊坊。司机问，廊坊在哪儿啊。五木答，一直开就到了。
我们又都在哪儿呀，我们相识多年，保持着距离，却又亲密无间。我们只不过都在写诗，却毫不相干。然而就单单因为这一个共同点而将余生连在一起。
说他们，他们说
1
你读不读得懂我的青春，你都得听我回忆。
现在是秋天，午后，落叶很多的季节。我正在读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这是一本于回忆的书。她的所有文字都试图将你引进那个逝去时代的历史情境里，跟他们一同感触着那个特定时代的脉搏。读这样的文字，你忽然会有种莫名的冲动。一代人的青春早已灰飞烟灭，但文字却有神奇的复活能力。
“阅读是一种逃避！”许知远在他的新书里这样写道。我心里一动。我是否也在阅读里经历着一次逃避？闪动的人流，巨大的工地，微博里满目的灾难，正一页页无情地翻过了我的岁月。迷茫、焦躁、茫无所措，是我此刻的感受。除了读书，我还能干什么？我无法确定我身边发生的一切，我只能通过文字使它日益清晰。
世界很远，而我很真实。
2
“要敢于向权威挑战，＂余怒说道，“要避免诗歌里的伪抒情倾向，要去掉一切美的、华丽的辞藻，少用修辞。＂我斜躺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漫不经心地倾听着他谈论写诗的心得。他点燃了一支烟，一面说，一面若有所思，声音有些低沉，但清晰而准确，一旁的诗人沙马不时用爽朗的声音应和着他的发言。
这是另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们刚刚接待完一位由远方而来的诗友。聚会、喝酒而后才谈诗，这是我们通常的交往方式。而谈诗的地方就在余怒那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我们任意而谈，随意而坐，无所拘束。他办公室的书架上堆放着各地诗友寄来的厚厚一叠诗刊和诗集，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拿走，而余怒总是习惯性地微笑点点头，表示许可。
2004年秋天的某曰，在海子的故乡——怀宁县高河镇的一个饭店里，我第一次见到余怒。他的形象大出我的意料，个头很高，面色温和，人很内敛，言语不多、克制，与我所想的有很大区别。见面后，他跟我聊得最多的是如何改变写诗的观念。他憎恨当前诗坛的腐朽气息，他觉得诗歌可以写得更好玩一点。余怒的声音并不很大，乡音很浓，但见解独特，不妨碍他成为饭桌上的主角。
饭店外面是嘈杂的人流、喧嚣的车辆，饭店内则回荡着女店主慵懒的应客声。高河诗人路顺兴奋异常，他是这边的主人，和余怒共属于安庆市横江电力工程公司。余怒是总公司的领导，路顺则属于分公司的职员。于公于私，路顺这天都显得格外殷勤，他自谦说，自己是勤务兵，要“服侍”好这位领导兼老师的诗人。偶尔他也会插科打诨一下，打断我们严肃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