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3月30日，梵高出生于荷兰北部一个牧师家庭中，梵高自幼性格孤僻，缄默木讷而又腼腆羞怯。在家庭神秘宗教气氛的熏陶下，他发现得与绘画并不是特别有缘，手里拿的不是画笔，而是上帝的教科书《 圣经 》。在家里，只有弟弟提奥是惟一理解他的亲人。
据说他9岁时表现出了喜欢绘画的天性，他画过一些实物速写，共临摹看中的石版画，然而并不宽裕的家境以及浓郁的宗教氛围却没有为梵高提供进入艺术学校的机会。中学毕业后他被送到海牙一家美术商店当学徒，不久他又先后来到巴黎总店和伦敦分店卖画。年以16岁的梵高，就这样天天接触美术品，耳濡目染，认识和欣赏能力渐渐增强，可是这并没使他的工作受到赏识，得到认同。一次，一位有钱的妇人为自己的新店购画，她一边喋喋不休地胡乱发着议论，一边尽挑那些在梵高看来十分庸俗、低水平的画作，还自鸣得意地大声说：“瞧，我选的都挺不错吧！”“你即使闭上眼睛，也不会比现在挑得更糟了。”梵高忍不住顶了她一句。他觉得这位目空一切，浅薄无知的太大实在令人讨厌。难怪那妇人听见此话，顿时大怒：“天哪！你不过是个乡巴佬而已！”店老板闻声赶来，训斥梵高不要毁了他的生意，警告他再不改过，便只好让他走人。梵高却生气地打断老板的话，说：“怎能为了赚钱向这种愚蠢的人卖画？”“还有，为什么这不懂艺术的人有资格到这儿来，而那些对优秀艺术真正有鉴赏力的穷人，却拿不出一个铜板去买张画挂在自己的墙上呢？”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不辞而别，回到家里。
父亲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职业，便说：“卖画不成，那你就学神学吧。”后来他在叔叔的劝说下于1877年考进阿姆斯特丹大学神学系预备部。可他不久又彷徨起来，他认为自己在神学系背诵枯燥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对那些伸着双手的穷人并没什么帮助，于是他再一次不辞而别。不久他出现在比利时皮森特牧师等几人组织的福音传道学校里，因为这儿只要他学习三个月后就可得到一张合格证书，便可分配去工作，那时他替上帝为穷人服务的愿望马上就可以实现了。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临毕业时，负责人对梵高说：“你宣讲时连话都讲不好，委员会认为你不够格给百姓传授教义，我遗憾地通知你，你没有合格地毕业，我们不能给你任命。”梵高惊呆了，伤心地跑了出来。后来他在皮森特牧师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个实习机会，并对他说，只要梵高做的好便有机会转正。就这样，两天后，这位没有文凭的布道者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可梵高来到比利时南部博里纳日矿区不久便感到了困惑，这里的人过的生活太悲惨了，自己来到这里并不能使这些悲惨的命运有丝毫的改观。此时，他也是平生第一次感到，他的宗教没有用处，他的上帝那么苍白无力。他把自己的内衣、袜子、外套、毯子、木床都分给了贫困的工人，整天忙着帮工人洗衣、煮饭，给人们治病，教会发给他的工资，也被他几乎分送光了。不久，这儿又发生了一次矿难。前来视查的牧师发现梵高狼狈不堪的样子，认为他有失牧师的身份，当即宣布解除他的任职，工资立刻停发。山穷水尽的梵高不禁感叹：上帝在哪儿？
在矿区百无聊赖的梵高整日在饥寒交加中闲荡。一次，他从一个老矿工身上感到有一种什么东西打动了自己，自己一时也说不清，这种触动驱使他从口袋中翻出一截铅笔和一封家信，迅速地把那个迈着缓慢、沉重步伐，穿过黑色原野的身影画了下来。他觉得那上面的人物说出了他想说的一些话，而且还引发出自己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就是要把印在头脑中的博里纳日人都画下来。从此，他又开始到矿工家去做访问了，不过，这次《 圣经 》被画纸和颜色笔取代。他画得仓促而潦草，勾勒着对每一个人物的第一印象，什么解剖学、透视学，比例问题等等概念全然没有考虑，但落在纸上的就是博里纳日的矿工，这是谁不会弄错的。他省悟到：自已是在怀念那久违的艺术世界了，也许自己已经走到了艺术殿堂的大门口？经济上的窘迫丝毫没有影响梵高心头的快乐和幸福感，虽然仰仗父亲及弟弟的钱来维持生活曾使他羞愧不堪，可现在他顾不得多想这些，只管画下去。
梵高一生中最为幸福的也许就是他有一个自身并不富裕的弟弟能终生地接济他。即便如此，生活还是时时将他压迫到生存的最低线，但他始终不改对艺术的痴迷与执著，他的一生也没有为改变贫穷的命运而稍稍偏离过既定的航道。
和弟弟一同回到家乡的梵高不分昼夜地钻研绘画技巧，画累了，就读书，因为没有文学修养，画也会缺乏内涵，流于浅薄。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等一位位大师笔下的人物常常从他的眼前“走”过，他感到既充实又满足。弟弟给他寄来必需的纸笔、动物解剖图、人体骨骼复制品、颜料和尽力省下的钱。每当这时，梵高会更加催促自已，为了艺术，也为了早一天不再成为弟弟的累赘。
后来，为了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技艺，他想找到一位画家，看他是如何在画室作画的。于是，他便来到海牙的画家表哥那儿，可他根本不按表哥的指点画画，也难怪：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流派！次数多了，气得表哥再也不理他了。梵高在自己租来的屋子里一边疯狂地画画，一边经常性地忍饥挨饿，弟弟每月100法郎的汇款根本不够他花的，颜料贵的吓人，可梵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不能薄施颜料，也无法减缓画画的速度，他有时兴致一来，干脆拿着颜料管向画布挤去，所以他那从颜料管往画布上挤出的大片大片又浓又厚的颜色，就像把法郎一串一声地丢进大海。他一次完成的画，有些画家得画上两个月。后来，提奥把汇款时间作了调整，由每月初一一次寄清改为每月一号、十号、二十号分别寄50法郎。而往往是，只要汇款一到，梵高就抓起装满空颜料管的提袋，一溜烟地跑到画商那儿去购入特大号的各种颜料，然后又快乐无比地尽情挥洒起来，直至颜料和钱消耗干净为止。而每每这时，离下次来钱还有四五天时间无从打发，忍饥挨饿就成了家常便饭了。“你简直就像个刚领了工资就往酒馆里跑的醉汉。”一位朋友这样说他。
1888年2月，梵高离开喧闹的都市，只身来到法国南部阳光毒晒的阿尔。他被这里的美景震憾了，顿时感到一个促使自己成熟结果的炽热太阳就在眼前，到哪里能时捕捉到这种梦想的色彩呢？每天，他流着泪迎接朝霞，挥着汗水送走夕阳，在阿尔的荒原上作精神的漂流。阿尔人对梵高敬而远之，他们看见这人日出前就背着一大捆东西跑出城去，头上从不戴帽子，下巴急切地伸向前方，眼睛里冒出狂热和兴奋。而在傍晚，他们又看到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回来，两眼像两个冒火的洞，头顶红得像没有皮的鲜肉，腋下挟着一幅未干的油画，边迈动双腿边咕哝着什么，还不时打着手势，他们便称呼他“伏热”、“伏热”，意思是红头发的疯子来了。
早在1885年，梵高完成自己的名作《 吃土豆的人 》时，梵高基本确立了一己的艺术风格，精神分裂倾向已初露端倪。当时，高更看了梵高的画后，曾直言不讳地问梵高是否是癫痫病人，梵高深感纳闷与不满，高更解释到：“哦，你的这些画，它们看起来仿佛就要从画布上跳出来似的。当我看着你的作品——这对我可不是头一次，我就开始感到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兴奋。我的感觉是，如果你这幅画不爆炸，我肯定会爆炸。”
而这期间，梵高以惊人的质与量向艺术的巅峰挺进。1884~1886年，他平均每年画4幅画，1887年他画了12幅画，而就在1888年那一年，他的创作量竟高达46幅！
梵高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价值4英镑，而100年后的梵高的《 向日葵 》以42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后来，他的《 蝴蝶花 》在美国拍卖时，售价高达5350万美元。这是我们迄今听到的艺术品的最高价之一。天堂里的梵高，如果能听到这样的价码，一定也会流泪的。
1888年10月，梵高邀请高更来到阿尔。由于两人的个性水火不容，艺术兴趣也相差甚远，他们经常为对方喝彩，又彼此谩骂，经常彻夜争辩，各不相让，甚至互掷酒杯，以至于有不少人将梵高发病的原因归咎于高更。
不幸的那一刻终于来临。1888年间月的一天，一种不可遏制的躁动攫住了梵高的身心，他手握一把剃刀，怒气冲天，四下巡行。结果，慌乱中，他冲向高更，但在高更的逼视下，他退缩了。最终他割下右耳，血淋淋地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一个妓女，也许是为了兑现她的戏谑：“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耳朵来代替两个法郎？”
在圣雷米疗养院，深受幻觉与狂想之苦的梵高依然努力不懈。他自己说：“我越是理智分裂，越是虚弱，就越能进入一种艺术的境界。”精神的分裂、理智的深刻达到了奇妙的统一，梵高将自己全部的人格注入作品中，出于无奈而成了狂人，却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了存在的深刻。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虽生犹死的痛苦挣扎后，梵高37年的历程走到了尽头。梵高匆匆地登台，没有等到掌声响起来，就挥泪而别了。他跪倒在发地里，抬起头，仰面向着太阳，举起了左轮手枪，用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