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继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太宗重兴译经事业;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你、佛经，使汉地佛教传入藏地;武后命怀义伪造《大云经》，密切了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玄奘、鉴真、空海等加强了中外佛教的交流。唐代佛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唐代佛教
唐高祖、太宗与佛教
唐高祖李渊早年亦信奉佛教。大业初年，时为隋郑州刺史的李渊，曾因次子世民生病而到庙里祈佛保佑并造佛像供养。即帝位之后，又立寺造像，设斋行道。武德二年(619)，于京师立十火德，统摄僧尼，纲维法纪。武德九年(626)四五月间，因为太史令傅奕一再上疏斥佛，请求罢除佛教，高祖遂颁发《沙汰僧道诏》，沙汰僧尼及道士。“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据称，高祖这样做的本意，不是消灭佛法，而是通过沙汰，以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从而达到长存妙道、正本澄源的护法目的。|埘年六月，高祖退位，这项措施没有得到实施。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大多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加以整顿与利用，并未诚心奖挹佛法，这一态度到了晚年才有所改变。
唐太宗虽然对佛教并不热心，但在他即位前后，也有许多扶植、利用佛教的表现。只是这些表现，都是为了满足其各种各样的需要。例如，太宗即位之前(武德三年，620)，以秦王的身份率兵围攻洛阳征讨王世充时，为了取得少林僧侣的支持和帮助，就曾致函少林僧人，要“护持正谛”、“化阐缁林”。贞现三年(629)，舍通义宫为尼寺(兴簪寺)，并大行布施，又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为的是申孺慕之怀。同年(629)闰十一月，太宗颁发《为战阵处立寺粥》，在当年各战场修建寺庙，为战死者设斋行道，超度亡灵。破薛举于幽州，立昭仁寺；破宋老生于吕州，立普济寺；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弘济寺；破王吐充于邙山，立昭觉寺；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破刘黑闼于铭州，立宏福寺。至于设斋行道、普度僧尼等，或忧五谷之不登，或因祈雨而酬德，皆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的政治需要。
唐太宗崇尚文治，认为只有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而佛法则无益于治同平天下。如梁武帝、隋炀帝皆因笃信佛教，致使国破家亡，应该引以为成。然太宗于佛教虽“非意所遵”，却没有听取傅奕等的建议而行毁法之举，主要原因在于：一则佛教对治国安邦有着儒、道所不能替代的功效，且佛法流传中土已五六百年，信徒众多，影响广泛；二则太宗留心学问，旁及释典，经常与义学僧侣交流，如慧休、慧乘、明瞻、智实等。
贞现十九年(645)春，玄奘法师载誉回国，朝野轰动，受到太宗的供率。太宗供奉玄奘，同样有其政治原因。山于玄奘在印度的崇高声望，赢得了戒日王的尊重，贞观十四年，戒日王会晤玄奘，第二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遗使抚慰，建立了中印历史上首次正式的友好关系。贞观十七年，李义表、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游历印度诸国，并于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纪念。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再次出使印度，正逢戒日王去世，国内大乱，王玄策联合吐蕃等国之兵平定了内乱。同年，李义表从西域回来，奏称东天竺帝子王请译《老子》，太宗命玄奘翻译。玄奘在中印关系和中印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是其受到太宗敬重的原因之一。
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有所转变，曾亲制《圣教序》，从玄奘听瑜伽大意，论金刚般若。敕令“京城及天下诸州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计度僧尼18000余人。崩御之年，还曾多次对玄奘说：“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由于太宗晚年转向信仰佛教，使得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有所改变。
武则天与佛教
唐太宗之后，高宗、中宗、睿宗均崇信佛教。女皇武则天时期，唐代佛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垂拱四年(688)六月，有人伪称得瑞石于汜水，这就是所谓的“广武铭”，铭文中有“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暗示女子武媚当为天子，而且是佛的意志。载初元年(689)，有沙门表上《犬云经》，称经中所谓有女主者，即是指当时的武则天。又造《大云经疏》，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作阎浮提(释门语，人世)主。武则天得到《大云经》后，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藏《大云经》。是年九月，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长寿二年(693)，菩提流支等译《宝雨经》10卷上呈武则天，该经是梁抚南僧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七卷)的重译，重译本中增添了“在佛灭二千年时，将有一菩萨，在印度东北方的中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等内容。武则天利用佛教为其登上皇帝宝座大造舆论，在其统治期间，佛教得到广泛支持，从而使唐代佛教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武周时期，80卷《华严经》在实叉难陀的主持下于洛阳翻译完成(699年)，武则天亲为制序，称此经“乃诸佛之密藏，如来之性海”，“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在她的扶植下，以法藏为集大成者的华严宗创立r，并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宗派。武则天对禅宗的禅师也礼敬有加，长安中(70l～704)，救诏神秀禅师入京传法，并亲加跪礼。多次邀请慧能入京，慧能托病不出，最后只得将慧能的得法袈裟请到长安，于内道场供养。又召慧安禅师入禁中间道，待以师礼。由于她的大力支持，提高了．禅宗的地位和影响，为禅宗后来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武周之世，在佛经翻译上，打破了太宗时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著名译人有实叉难陀、菩提流支、义净等。这一时期，又是名僧辈出的时代。高宗晚年有玄奘(664年卒)、道宣(667年卒)、善导(681年卒)、窥基(682年卒)、道世(683年卒)、智威(680年卒)、弘忍(675年卒)等大师，而其时武后已逐渐掌握实权。高宗死后至武后退位，又有华严法藏，禅宗神秀、慧能，律宗怀素等。
在佛、道关系上，武则天一改太宗先道后佛的政策，举佛抑道，以此作为对付和打击李唐宗系的工具，为自己夺取和巩固皇权制造舆论。因此，她在即位之初，就“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在道士女冠之前”。由于武则天的崇信佛教，使佛教的势力大大增强，道教则相对减弱，甚至出现了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曾命僧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唐玄宗与佛教
唐玄宗被认为是继太宗、武则天之后较有作为的皇帝，在对待宗教方面，玄宗尊崇儒、道，对佛教曾多方限制，颁布了一系列制约佛教活动的诏书。玄宗对待佛教，一方面注意“括检”和制约，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加以利用。曾从不空受灌顶法，成为菩萨戒弟子，还著有《御注金刚般若经》颁行天下。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受到玄宗的礼遇和尊崇，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的佛教宗派——密宗。当时，国家强大、天下太平、中外文化交流活跃，隋唐时已经建立的诸多佛教宗派继续发展昌盛，寺院的数量较之唐初几乎增加了一倍，佛教的发展达于极盛。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南禅宗由于神会的努力，逐渐在北方得到发展，并逐步成为影响遍及全国的一大佛教宗派。
玄奘取经与鉴真东渡
唐贞观三年(629)，僧人玄奘鉴于佛教经籍混乱，佛旨不一，乃不辞辛苦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求经，5年后到达，19年后返回长安，受到唐太宗李世民及僧众热烈欢迎。回国后将见闻著成《大唐西域记》。
唐玄宗天宝年问(742～755)，扬州大明寺住持鉴真，前后六次冒险东渡日本弘法，他在途中双目失明，12年后(754)终于成功。他在日本建造佛寺、塑造佛像，为中日佛教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佛教史上的灾难——唐武宗会昌灭佛
唐武宗李炎，一生重信道教而厌恶佛教。他即位后于会昌五年(845)七月收令毁佛，佛教逍刮了空前的打击，全国寺院尽遭毁灭。两年后，武宗去世，佛教重兴。
唐代佛教建筑及雕刻
扬州大明寺
坐落在江苏省扬州市西北蜀岗中峰，南朝宋大明年间(457～464)创建，故有此名。隋代曾在寺内建高九层的栖灵塔。清康熙时改称栖灵寺。乾隆时又改法净寺，是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之一。寺中原有的建筑在清成丰年间毁于火，现存牌楼、天门殿、大雄宝殿、东苑等建筑，系清同治时复建。寺门东侧围墙上，有刻于清代的“淮东第一观”五个大字，系北宋文学家秦观诗句、清书法家蒋衡所书。寺于1980年4厂J恢复大明寺旧称。
位于大明寺东苑后的鉴真纪念堂系1973年为纪念鉴真东渡而建，系仿唐建筑。前有碑亭，中置仿唐汉白玉横碑，正面刻“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为郭沫若手书；背面刻赵朴初所撰碑文。碑亭东西有廊环抱纪念堂正殿，堂正中是楠木的鉴真雕像，跏趺闭目，神态凝重。东西两侧壁上是鉴真东渡事迹的绢饰画。
陕西法门寺及佛舍利
坐落于扶风县城北10公里的法门乡，建于唐代。明万历十七年(1579)曾大修，建13层砖塔一座，为13层六角雕檐刻，高45米，雄伟壮观。每层六面均开窗，塔顶有葫芦形塔刹。20世纪80年代初，塔的一半曾倒塌，后修复，即法门寺塔。寺内主要建筑有佛殿、大雄宝殿、钟鼓楼、僧房等。大殿前墙头镶有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浴室灵巽记刻石，旁存清光绪十年(1884)重修法门寺碑等。寺庙尤以佛指舍利闻名于世。
寺内有佛祖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三颗和影骨舍利一颗。唐时曾拿往宫中供奉，大文学家韩愈因反对此事而被贬。1986年4月佛舍利被重新发现，轰动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观”。
重庆大足石刻
重庆大足石刻位于重庆西部，这里的石刻造像多达6万余尊，开凿始于初唐。晚唐景福元年(892)，昌州刺史韦靖首开北山石窟方大兴，历五代至南宋才达到高潮。窟中来代造像占三分之二。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向有“唐盛宋衰”之说。然大足石刻规模之大、刻工之精、内容之丰富，均可与前期各代石窟艺术媲美。特别是两宋造像独具特色，展示了我国南方晚唐之后宗教信仰和造像风格的变化和发展，把我国石窟艺术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唐末昌州刺史书靖于位于县城西北2公里的北山上，建永昌寨，并开始造像，经五代至南宋绍兴年间，历时250余年才建成。石刻分布在佛湾、白塔寺、营盘坡、观音坡、佛耳岩等处，其中以佛湾最为集中。佛湾窟址形若新月，长达里许，龛窟密如蜂房，共290窟，造像4600余尊。136号转轮经藏窟，人称“大足石刻的王牌”。正壁为佛，左净宝瓶观音，右多罗。左壁为文殊、玉印观音、如意珠观音；右壁为普贤、日月观音、数珠手观音；窟口左右各刻一金刚力士。雕刻对称，严谨有序，浑然一体。佛像丰腴圆润，典雅大方。125号数珠手现音，被誉为“北山石刻之冠”，俨然一妙龄女郎，立身斜倚石壁，头戴花冠，目光下视，含颦自若，身段苗条，肌肤柔和，上体微露，垂挂璎珞，肘悬衣带，腰系长裙，脚登双莲，侧面迎风，裙带飘逸，山于神态妩媚，故俗称“媚态观音”。
宝顶山石刻在县城东北15公里山上，共13处，造像数以万计，其中以大佛湾和小佛湾规模最大。大佛湾为幽深的马蹄形山湾，长5米，造像分布在东、南、北三面，巨型雕刻30余幅。其中千手观音身高不及3米，结跏跌坐莲台，头戴宝冠，面部端庄，两手合十，其余千手如孔雀开屏，呈圆形佰满于岩石上，每手各持法物，一一对称，样式各异，千变万化，无一雷同，令人赞赏不已。 北京戒台寺 坐落于北京门头沟区马鞍山，寺创建于唐武德九年(522)，当时名慧聚寺，11世纪高僧法均在寺内设立戒坛，传法受戒，四方僧众纷纷来此受戒，一时声名大振，寺也因坛得名。戒坛为明代遗物，汉白五石砌筑，高约5米，共三级，最上层为莲花宝座和释迦牟尼坐像，还摆放着明代雕花沉香木椅10把，是当年受戒时传戒师和证人僧的坐位；戒坛四周神龛内有百余尊戴盔披甲、神态威武的戒神。此戒坛是中国现存戒坛中最大的一座。寺为多院落的建筑群。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殿，三仙殿、九仙殿等主要建筑依次排列。寺院西北部有成坛院、牡丹院、方丈室和僧舍；东北部为塔院。各院落随山势高下起落，院内景色清幽，富有江南寺院特色。
戒台寺有五棵古松十分有名，即：卧龙松、自在松、活动松、九龙松、抱塔松。五松神志各异。抱塔松把一座辽塔环抱，卧龙松犹如一座卧龙，活动松触摸一下全树亦动。
盛世繁花枝枝茂——唐朝的佛教宗派及祖庭密宗及其祖庭
密宗又称瑜伽宗，分为汉密和藏密。唐代所流行的密宗为汉密，它传到日本后成为东密。现汉密已失传，只有东密和藏密还存在。
西安青龙寺
坐落在陕西西安城东南的铁炉庙村北高地上，距城2．5公里。曾为历代帝王游乐之地。秦时称“宜春苑”，汉代称“上林苑”，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改称“乐游原”。青龙寺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曾名“灵感寺”。唐龙朔二年(662)改称“观音寺”，唐景云二年(771)始定名为“青龙寺”。唐代时为佛教密宗的著名道场和日本真言宗的发祥地，日本真言宗视青龙寺为祖庭。公元9世纪，中日文化交流密切，日本曾多次遣僧空海、圆行、圆仁、圆珍、圆载等来华学法，被称为“人唐八家”的八位高僧中。有六位曾在“青龙寺”受法。贞元二十年(804)日本空海大师来青龙寺，向密宗高僧惠果学习经典，并与我国上层人物交往，回国后根据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文“平假名”字母，并成为创立“东密”(日本真言宗)的祖师。为纪念中日友谊，日本空海家乡香川、香缓、德岛、高和四县于1981年在青龙寺遗址上建立“空海大师纪念碑”。1982年，纪念碑落成，中日两国佛教界举行了纪念碑落成典礼。碑高16．5米，共分5层。南面镌有“空海纪念碑”五个大金字I东西两面是日文碑文，记述了空海的生平。北面是汉字碑文，记述了建碑的经过和意义。纪念碑平台的四角，各有一个直径l米的白色圆球形石灯，象征着修筑纪念碑的日本四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