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赐于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的阳江县。阳江地处广东南部海湾，气候温润，山水青翠。阳江县城的北面有一座金字形的小山，山上有宋代遗存至今的石塔，最早出现在苏天赐作品中的风景就是这座有塔的小山。苏天赐诞生的那座泥墙小屋就在山下往西不到半里的地方。这里绿树成荫，丛林茂密。屋后是一片竹林，屋前有一块草地，还有一个清冽的小池塘；草地边缘是一段长满苔藓的古老城墙，越过城墙便到了小山脚下，其间时常有野兔出没，它们构成了苏天赐童年的乐园，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很容易与自然产生一种内在的亲近感。苏天赐6岁时，父亲就叫他随大哥进了私塾读书；后来，又把他送到小学去读书，插班在二年级。这时候，他的绘画天赋愈加显露。有一次，在图画课课余作业里的一个五角图形中他画上了与他朝夕相伴的小山、石塔、大树和古庙，这也是他第一次对景写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第一次！他开始用作画的方式与自然进行交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交流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方式，而是成了他的习惯和需要，进而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在他至今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从未放弃过这种触及生命深处的交流，而且这种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此时，苏天赐已考入省立两阳中学高中部，校址在离城十里的山坳里，学生一般都在校寄宿。苏天赐为了能跟随大哥以及汇聚在他身边的进步青年一道参加县立民众教育馆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申请了走读，还特地买了一辆自行车早出晚归。当时，他几乎参加了所有项目的宣传工作：歌咏队、街头读报、出墙报、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等，而到校上课的时间则越来越少。1938年秋，随着广州的沦陷，日机开始骚扰沿海的市镇，两阳中学也被炸毁了，学校只得停课。随后，苏天赐参加了一个救亡的群众性组织——大中文化社，被聘为干事，驻社工作，专门负责墙报、壁画和刻蜡纸，有时也参加话剧演出。后来，大中文化社的社址也被日机炸毁，苏天赐又参加了江流剧团。他随团在城乡巡回演出抗战短剧，有时还献演《原野》和《蜕变》等进步话剧，很受民众欢迎。当然，他们的活动也受遭到一些人的忌恨。在一次排演《雷雨》时，县长突然把剧团所有的人都叫去，简短地下了一道命令：“有人说你们是共产党，剧团就散了吧。”那是1939年的冬天，正值全国抗战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初，两阳中学在邻县的山区里重新设校复学。这时的苏天赐发现自己已无心读书了。从事了两年多的文艺宣传工作的经历使他深深体会到了艺术的巨大感染力量，他也在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中初步体味到了一种成功的满足。这时他已经离不开绘画并认定把绘画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在上海参加油画展，在自己参展的画前三、重庆读书
苏天赐选择了艺术，他萌生了去重庆报考艺术学校的念头。1943年5月初，苏天赐启程只身前往重庆。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日本的侵略势力已扩张到了华南以及东南亚等地区。通向重庆的道路迂回曲折，充满着艰辛与危险。沿途经常有日机的空袭，再加上交通落后，经常被阻，难民又四处流离，野外的滞留和路边的等候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受伤和死亡也时有发生。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苏天赐取道广西、贵州，终于在6月中旬抵达重庆的郭家沱。在到达重庆的一个多月后，苏天赐考进了国立艺专，终于如愿以偿地踏进了这个专门属于艺术的神圣领地。从初始的白纸涂鸦到现在的专业学习是苏天赐艺术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他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一开始便以饱满的精神和兴奋的情绪投入到学习之中。苏天赐能顺利地考进国立艺专并不是偶然的。在艺术上，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长期的索图描摹和对景写生以及两年多的社会实践帮助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培养了他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学校课堂上进行的石膏头像的素描训练对他来说并非难事，有时候他一个上午就能完成一张，显得游刃有余。但几个星期下来，这种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学院式教学方式渐渐地消磨了他开始时的热情和兴致。那些重复再三的作品临摹使他觉得乏味厌烦，继而他竟产生了彷徨的心绪。苏天赐在进入国立艺专学习之前，可以说走的是自学成才的道路。他没有家学的背景，两位热心的哥哥也只能给予他一定的精神激励和物质支持，他对艺术的选择完全是出于一种天生的热爱和内在的向往。以前，自然景物始终是苏天赐兴趣的焦点，他对它们进行过乐此不疲的描绘。但进入国立艺专以后，学习的环境变了，学习的内容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他必须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思维去看待和考虑问题。在新的环境中，他耳闻目染的不再是他情心所系的自然景物，而是系统的方法，完整的步骤，大师的经典和人类文化的丰富积淀。这种从自由鲜活的感性世界向秩序严谨的理性世界的转变是需要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产生的彷徨心绪都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是在赴渝路上的所见所闻在这时候又激活了他处于休眠状态中的传统情结，他峰回路转地对中国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到国画科同学的画室中去玩，又从图书馆借来了《南画大成》和石涛的《画语录》抄写批阅，用古人的见解去检阅和梳理自己从自然中获到的感性认识，使自己的艺术个性中深铸了东方传统精髓。与此同时，他还精读了罗丹的《艺术论》，并按照罗丹说的办法，在夜晚拿着蜡烛去审视维纳斯雕像，观察光影是如何在雕像的起伏上游移变化，使得冰冷的石裔显出生命的流动。东西方艺术以各自特有的美姿展现在苏天赐面前，他尽情地泅泳于这两个看似相异，却精神相通的艺术海洋之中。苏天赐既倾倒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和形神皆备的美学原则，同时，对西方古典油画的细腻深沉和近代流派的鲜活、璀璨感到由衷的折服。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涉猎得越多，下笔反而越犹豫。他曾这样总结当时的矛盾心境：我看到了艺术世界变得广阔了，看到了个别的旖旎，却迷离了它们的终极。1945年，也是苏天赐在国立艺专学习的最后一年。这一年里，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他的到来对苏天赐的艺术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位幸运之神不是别人，正是他仰慕已久的林风眠先生。是年秋林先生受当时主持校政的潘天寿之聘来到国立艺专开设画室授课，苏天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的画室。其实，早在广东的时候，他就熟稔林风眠这个名字。当时他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重庆求学，心目中想找的老师就是他。现在，苏天赐可以直接面对大师，每天接受他的亲身教诲，这对他来说是何等的机缘和幸运！林风眠是中国现代艺术和艺术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曾留学欧洲，历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创建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杭州国立艺专），发动并领导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艺术运动”。他丰富的阅历和学识，全新的审美观念，深刻的艺术见解，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创造力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深深地吸引着苏天赐。林风眠传授给学生的不只限于绘画的方法和技巧，他经常引导他们去思考一些看似与绘画无关的形而上的问题，如文化的“源”与“流”，“表象”与“本质”，“理性”与“情感”等等。他告诫学生艺术创作要忠实于自己的感觉。这一原则或许解开了曾萦绕苏天赐心际的疑惑：原来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和意韵是艺术家不同的感受使然。从此，感受成了他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苏天赐曾这样评价过他的老师：林先生不是我学习艺术的第一位老师，但却给我有“启蒙”的感觉，这是因为即便我曾从以前的老师那里学到过许多绘画的基本技巧，但是林风眠先生却把我直接领去叩击艺术殿堂的大门，让我辨认艺术领域的层次……他像撒布多种基因的种子，让我一一领取去培育滋长。
四、西子湖畔
1946年夏，苏天赐在国立艺专毕业。这时抗战胜利已近一年了，许多因战争而西撤的学校都在陆续南迁北还。苏天赐已等不及随校南移，搭乘了一辆便车急切地赶回阳江探望战后的故乡和家人，以了却寄挂心头的那份思乡之情。回家不久，他和同画室毕业的同学谭雪生一起受聘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任助教。一年后，谭雪生因关注学生运动被学校解聘，苏天赐也对学校的气氛和状况感到失望便辞去了教职。为了谋求新的发展，实现在艺术上既定的抱负，他们俩商量后决定去杭州。当时，林风眠、吴大羽和赵无极等都已回到了杭州，杭州国立艺专也复校开课了。但待苏天赐他们到达杭州时已是9月中旬，在学校找工作已属无望，他们在杭州国立艺专几位老师的帮助下暂寄居于西湖北岸的教师宿舍。可以想象那是一段清苦的日子，但他们都有着苦中作乐的积极心态和情绪，毕竟他们又回到了老师的身边，又可以呼吸清新自由的空气，分享良好的艺术氛围，可以尽情地画画了。更何况林风眠先生就住在不远的地方，他们可以随时登门求教，仅此一点，就使他们感到莫大的满足和幸福了。事实上，这一段时间成了苏天赐艺术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时间到了1948年的夏天，苏天赐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生活上还不时地靠着二哥的帮助。其实这个时候，幸运的触须已经快要触摸到他了，只是苏天赐自己对即将到来的幸运还浑然不知。为了生活，他决定接受朋友的介绍，去浙南的江山县教书。正在他收拾行李打算起程之际，林风眠先生的突然来访使他惊讶不已。林先生邀他去西泠印社的茶亭喝茶。坐定不久，林先生告诉他杭州国立艺专已复聘自己回去主持画室，先生有意让苏天赐去当他的助教，问他是否愿意。这是一个无需思考的选择！对苏天赐来说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喜事。须臾间，他不仅有了工作，再不用为生计而愁，更重要的是他又获得了一次能在老师身边工作学习的机会。两者择一就应该心满意足了，更何况是双喜临门呢。苏天赐由衷地感谢老师，感谢生活，感谢命运。现在林风眠的生活和心境与在重庆时相比已大不相同。那时候，他一人独居，心情压抑，饱受远离妻儿的痛苦，而现在他与家人在阔别多年之后又再度团聚，享受着天伦之乐。十几幅保留至今的在这一时期用各种画法创作的女儿彩墨肖像正是他喜悦之情的具体体现。苏天赐进杭州国立艺专工作以后，与林先生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他也常去老师家作客。有一次正好遇上林先生的女儿蒂娜的生日，苏天赐事先没有准备什么礼物，正在为难之际，在座的一位蒂娜的好友为他出了一个主意，建议他给“小寿星”画一幅肖像。当时，苏天赐的确有一种表现的欲望和创作的冲动。他用流畅的笔触加以画面冷调的处理把蒂娜的神情和个性毕现于纸上。苏天赐自己觉得画得颇为顺手，作品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第二天，蒂娜又热情地建议苏天赐为她的父亲画一幅肖像，林风眠也就欣然坐下来为学生当起了模特儿。面对自己的老师，苏天赐感到拘谨了，手中的画笔似乎也变得沉重起来。作品最终是完成了，但他自己认为只画出了老师的外形而未能触及其精神。这一年，苏天赐26岁，而林风眠48岁，已近知天命之年了。
风云变幻，世事沧桑。1949年的春天，杭州已临近解放了。在这之前，林风眠的得意弟子赵无极已远赴法兰西，而他的另一位高足席德进也渡海去了台湾，林风眠和苏天赐则留在了杭州，在平静中迎接着一场社会的深刻变化。
五、黑衣女像
《黑衣女像》是苏天赐为数不多的至今仍保存着的早期作品之一，它完成于1949年的4月。当时，国立艺专已经停课，学校成立了专门的应变委员会以防不测，苏天赐也已从卧龙桥附近的居处搬回至孤山脚下学校本部办公室楼上的单身宿舍。那段时期的日间倒是比较平静，学校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苏天赐便开始了他的《黑衣女像》的创作。作品中的女青年是凌环如女士，现在的苏天赐夫人。当时她是国立艺专的学生，与林风眠的女儿蒂娜过从甚密。在那次生日晚会上，建议苏天赐为蒂娜画像的就是她。
其实，这是苏天赐第二次为凌女士画像，第一次是在半年以前，那幅作品后来被画家题名为《蓝衣女像》。这两幅作品从风格上来看是属于同一系列，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说是中国的肖像油画在经历了摹绘、消化和变通之后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创造的一个标志，也代表着苏天赐当时的最高的艺术成就，它们无疑属于现代中国油画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列。但令人遗憾的是苏天赐在这方面的试验和探索在刚刚开始不久后便中止了，使出现在他早期艺术生涯中的一种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绘画风格过早地终结了。在《黑衣女像》的创作中，苏天赐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我们可以从他自己对作品创作过程的描述中获得较为详尽的信息：“当时我完全按我自己的方式来画，表达的不是坐在我面前这个人物的片时状态，而是我对其人的熟知和理解，如果说一般的人物写生是从一个固定的视角去描绘对象，而我的企图则是综合了在生活中从多视角观察所得的总和，它们贮藏在我的心底，所以我作画时要参照两个影像：一个在眼前，一个在心里，它们很不容易融合在一起。我好似在丛莽中攀登，没有现成的通道，只能奋力向前，随机应变。我不断地尝试，又不断地否定，画了又刮掉，重画又重刮，为此反复十多次后我所追蹑的两个影像已不再相互分离，它们在画布上随着线条和色块的游动已联成一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