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妹子
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程中，人们常常会想起一位身材娇小而意志坚强的出色女性，那就是任弼时的忠实伴侣陈琮英。
1903年1月，一个弱小的婴儿出生了，她就是陈琮英。可怜的孩子出生刚10个月，母亲便去世了。父亲陈芝轩以教书为生，常年在外忙碌，无法照顾失去母爱的女儿，陈琮英只得由兄嫂拉扯着长大。
生活的艰辛使她备尝人间的辛酸，小小的年纪便经受了磨难。12岁那年，这个苦妹子就进了长沙北门外的西园袜厂当童工。这是一家手工业工场，雇有10多个织工和染工，陈琮英平时住在袜厂里，长年累月艰难地做工。
这时，陈琮英已与任弼时定了亲。这桩姻缘可以说是“父母之命”，也算娃娃亲，但陈琮英却不是一般的童养媳。
任弼时的父亲叫任振声，任振声的原配夫人陈氏温和善良，夫妇俩感情很好，不幸陈氏婚后一年便去世了。任振声痛惜不已，为了维持和陈家的亲戚关系，任振声和陈氏的兄弟定下了后一辈的秦晋之好。1914年，陈琮英便来到任家当童养媳，这一年任弼时才10岁。任弼时聪明睿智，知书达理；陈琮英性情谦和，朴实淳厚。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处十分融洽。陈琮英来任家后，婆母对她很好，妹妹们对她很尊重，这使幼年丧母的陈琮英倍感家庭的温暖。尤其使她感到欣慰的是未婚夫温和诚实，酷爱学习。每逢放学回家，任弼时总要帮母亲干活，到地里锄草，或者提水、劈柴、做饭、养蚕。晚上则伏案看书写字。每当陈琮英听到老师和邻里夸奖任弼时的时候，她都非常高兴，仿佛在夸她一样。她希望自己的丈夫将来能够有出息，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为此她喜欢他，关心他，为他而高兴，为他而忧思，把自己的命运与任弼时的命运牢牢捆绑在一起。
1915年夏，任弼时考入规模较大、设备齐全、师资优良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读书。从此，任弼时在长沙学习了5年。在这5年的苦读生涯中，陈琮英可以说为任弼时解决了不少的困难和忧愁，使任弼时能够专心致志地求学。
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任弼时就去袜厂看望陈琮英，陈琮英总是尽力给任弼时弄一点好吃的饭菜。
这期间，中国处于大动荡的年代。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皇帝，但是新生的民主共和势力和未死的封建势力，还在竭力地对撞和交战中，袁世凯窃国称帝，张勋复辟，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瓜分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老百姓的日子更加艰难，任家的生活十分清苦。父亲教书失业，母亲虽然拼命纺线种菜，仍然难于维持家中的各种开支，任弼时的学费已成家中极大的经济负担。每一次开学时，母亲只能交给他一吊线，合1000个小铜钱。善良的母亲知道，一个学期的书费、学杂用费，远远不是1000个铜钱所能支付的，但她再也没有办法给儿子筹集更多的钱了。
任弼时家中经济上的这种窘迫，陈琮英全都看在眼里，她决心帮助任弼时完成学业。陈琮英的哥哥在铁路上工作，家境略好一些，陈琮英在工厂里省吃俭用，把每月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工钱，精打细算积攒起来，悄悄地交给任弼时，并低声说：“给你读书用吧。”这使任弼时非常感动。
患难之中，他们更加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任弼时对陈琮英充满无限的感激之情，同时也感到十分惭愧。一个堂堂男子汉，不但不能给未婚妻买几件漂亮衣服，反而要未婚妻用做工的钱来供自己上学，让人心有不安。他只能把对未婚妻的感激之情牢牢默藏在心坎里，待到将来加倍地回报。他把对未婚妻的感激之情化作学习的动力，立志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5年的学习生活，使任弼时眼界大开，志向也远大了。他不仅用心学习，而且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后来，任弼时决定赴俄勤工俭学时，陈琮英特别理解和支持。她相信任弼时的选择是对的，她告诉他她会尽心伺奉父母亲，会尽心照顾好妹妹们的。此时此刻，任弼时心潮起伏，他信任这位心地善良的姑娘，他为能有这样的未婚妻而感到高兴！
努力学文化
任弼时在长沙读书的几年中，思想上发生了极大变化。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救国救民的运动中去。
五四运动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反对传统的封建观念，进一步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的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纷纷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又走出国门去寻求救国的真理。蔡元培、吴玉章等有识之士，组织一批一批的青年学生出洋留学，任弼时所在的中学就有28人报名参加，李立三、李富春等是留法的积极分子。这个浪潮，强烈地冲击着任弼时，他多么羡慕这些同学们。
这时任弼时才15岁，中学还没有毕业，家庭经济拮据，三个妹妹都还小，全家的生活担子都落在年已半百的父亲肩上，他思来想去，为寻找中学毕业后的出路而绞尽脑汁。最后，他决定赴俄勤工俭学。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又可以走向社会，为报效国家寻找道路。
任弼时把赴俄留学的消息告诉父母亲时，父亲心情十分矛盾。他知道儿子的选择自有道理，但又担心异国他乡，人地生疏，道路遥远，途中有诸多艰险。任弼时理解父亲的心情，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分担父亲的重担，但一代青年更应该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奋斗。临行前，他饱含深情地写了封信，劝慰父母，表达自己的心愿。
信的末尾，任弼时请父亲设法帮助陈琮英读书。这件事，他也给陈琮英的哥哥写了信。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仪芳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
1921年，任弼时告别了祖国，长途跋涉，去苏俄留学。在莫斯科，任弼时经常写信给陈琮英。
但陈琮英因母亲早逝，父亲长年在外谋生，因而没有机会踏进学校，任弼时的来信她看不懂，只得求助别人。
一次、两次，陈琮英感觉这样长期下去不是办法，更不愿意把恋人的心思让别的姑娘读到，同时也为了将来更配得上任弼时这个文化人，她打定了主意要学习文化，任家也积极筹划，终于让陈琮英上了自治职业学校。上午她在校学习，下午去工厂上班，风雨无阻，天天如此。紧张的生活使陈琮英疲惫、消瘦，但她却感到精神充实，意志也磨练得坚强了。她知道，如果任弼时知道她在学文化，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对于陈琮英这样的年龄来说，学文化也并不比摇织袜机来得轻松。一切从零开始，上、下、大、小、天、地、人，这样普通而简单的字，对她来说都是生疏的，都得一笔一划去辨认，一个一个地记住。难呵！她看到过父亲读书，看到过哥哥读书，也见过未婚夫读书，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还要从头学起，读书识字，要当一个文化人。
她原以为自己一辈子做一个好媳妇，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妈妈就知足了。
谁能料到，是任弼时倾诉衷肠的信改变了她的命运，使她立志学文化。如今她经过自己的勤奋苦学，终于可以看书识字，可以自己读信了。
为此她把任弼时从前寄来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少女的心思化作了对任弼时的强烈思念。她从任弼时的来信中知道了他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知道了任弼时对她的无限思念之情，知道了任弼时感谢她对父母的悉心照料之情。
陈琮英读着任弼时的来信，仿佛任弼时就在身边似的，少女的心里涌动着股股热流。他并没有忘记她，他在思念着她，想到这，陈琮英俊美的脸庞光彩照人，明亮的眼睛洋溢着幸福之光，少女的心啊，陶醉在美好的憧憬之中。
整整4年，靠飞鸿传书，陈琮英和任弼时度过了1000多个相互思念的日日夜夜！
革命夫妻
1924年8月，任弼时结束了莫斯科的学习生活，回到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上海，即刻投入了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工作的忙碌，使他和陈琮英仍然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无暇相见。党组织派任弼时到上海大学任教，向青年学生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同时，党组织还决定让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请他为创刊不久的《中国青年》写文章，在青年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他用无产者的理论和科学知识去点燃青年人的革命烈火，一化十、十化百地为革命播种，唤起民众，反抗军阀，反对帝国主义。
1925年1月，任弼时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不久，又担任共青团总书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弼时曾经是第一批加入组织的团员，身为团中央领导人的任弼时，积极主张在工人运动中，根据工人的切身要求发动斗争，壮大团的组织。
1925年2月，纱布的行市上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在强烈的斗争压力下，资本家被迫答应了一些条件，但迟迟没有兑现。
这年5月，纱布的行市低落了，资本家就背信弃义，撕毁协议。5月15日，日商内外棉第七厂的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率领一批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和日本资本家说理，恢复劳动。资方竟然下令厂警开枪，顾正红当场倒在血泊中身亡，并打伤工人10余名，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的愤怒，纷纷起来罢工。还成立罢工后援会，举行公祭顾正红的群众大会。团中央发动学生上街宣传，散传单、讲演、募捐援助失业的工人。
在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总工会的联合发动下，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到租界内演讲，声援工人运动，号召收回租界，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的传单。百余名学生被英警逮捕，拘入南京路老闸捕房。当天下午，上海各界群众近万人集中在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警开枪打死10余人，伤多人，捕去53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团中央书记任弼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告，号召各地学生总罢课，号召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广州等城市的青年，响应中共中央和总工会的口号，参加罢工、罢课和罢市，共同的要求是：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等。
在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任弼时主持下的团中央发动青年学生和工人积极站在斗争的前列，全国55万参加罢工罢课的群众中，青年学生和工人约占一半。
上海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方，一片白色恐怖，环境险恶。特别是“五卅惨案”发生以后，革命者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没有家属的男同志处境更是艰难。因此，1926年，党组织决定把陈琮英接到上海掩护任弼时的工作。任弼时也希望尽快让陈琮英来到自己的身边，因为从他到上海之后，就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而任弼时也是姑娘们追逐的目标。在任弼时的心里，做他妻子的人，只有陈琮英，非她莫娶。
任弼时原来打算回乡看望母亲，并接陈琮英到上海。船票买好了，行李也搬到船上了，但突然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到北京开会。他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马上把行李搬到另一只船上，到北京开会去了。他委托另外一位同志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了上海。几经辗转，陈琮英终于和任弼时见面了，他们互相对视着，抑制不住内心的阵阵喜悦。
这已是1926年春了。自从1920年夏任弼时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留学开始，他们一别已近6年。任弼时从一个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成长为机敏持重的青年革命者，而陈琮英也从一个袜厂的小童工，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陈琮英告诉任弼时，分手后她考入半工半读的自治职业学校，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任弼时颇为高兴。
花花绿绿的上海，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它迎接陈琮英的是神秘和陌生。变幻各种色彩的霓红灯，眨动幽深的眼睛。耸立拥挤的高楼大厦，直向云天，密密麻麻的街巷，则如同大山里的深谷。这一切，她都很不习惯。尤其是那些打扮时髦的绅士淑女们总是向她投来冰冷的目光，讥笑她这个土里土气的外乡人，使她感到如同芒刺在背，非常不自在。任弼时知道陈琮英这些烦恼之后，就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斗争的，你也要学会斗争。”望着任弼时坚毅的面孔，陈琮英心里热乎乎的，她低沉而坚定地表示：“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学会斗争，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1926年4月，陈琮英和任弼时在上海结婚。
这颗在艰苦环境里播下来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中成长，开花了。婚礼没有豪华的摆设，没有丰盛的酒宴。新房，仍是原来任弼时住的亭子间，没有增加一件东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破书架外，其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在这里，他们组织了一个家庭，也是一个战斗的据点。婚后，组织决定，让陈琮英担任交通员。
初到上海的陈琮英，一口湖南腔，一身乡下打扮。而任弼时呢，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不断改换装束，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装革履，在旧上海一些人眼里，夫妻俩不免有点不大相配。任弼时对陈琮英说：“你初到上海，环境不太熟悉，慢慢会习惯的。你的工作很重要，党中央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罗迈都在上海。我出去活动不太方便，你这身打扮敌人不注意，正便于工作。”
这以后，任弼时常把起草的文件和书信交给陈琮英，按指定地点送给中央的领导人，或是交给秘密印刷厂排印。出门时，任弼时总要叮嘱：“早去早回来，遇到有人盯梢，不要急着往家里跑，要想办法甩掉‘尾巴’。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是乡下人，什么也不知道！”
有一次，任弼时的大妹培月到了上海，住在堂叔任理卿家里，陈琮英很想马上去看她。任弼时说：“要找个机会。”过了些日子，组织上安排任弼时搬出亭子间，迁到别处的一间楼房去住。
在搬家的前一天，任弼时对陈琮英说：“机会来了，今天可以去看大妹了。”“为什么不搬家后再去呢？”任弼时说：“搬了家就不便去了，因为万一遇到有人盯梢，新的住址被人发现就会发生麻烦。今天去，就是有人发现了，明天也找不到我们了！”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任弼时更加成熟老练。
开弓没有回头箭，他要朝着自己的目标走下去。
结婚以后，陈琮英为他的革命热情所感染，也逐渐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去了。1926年，陈琮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就在他们婚后不久，北伐战争开始了。任弼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北伐军，并领导上海的青年工人、学生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非常紧张繁忙。任弼时有时把胡子留得很长，有时又刮得精光。有时穿长袍，有时又换上学生装，以迷惑敌人的侦探。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的陈琮英还兼搞油印，工作也很忙，但她还是尽力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任弼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