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适度确定质量指标。但凡评估，就离不开定量、定性的分析。在文化生态态势的评估中，这两种分析方法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的。我们要尽可能地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来对文化生态态势进行程度和水平的分析，因为不同的因子是评估体系中的不同的变量，因而要合理地确定评估的权重，适度赋值和调整。但有时我们还无法完全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取代定性分析，因为文化的问题往往会有不可量化性，或用定性的表述会比定量的分析来得妥当。因此，我们提倡根据具体的情况，“适度”地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关键在于科学地确定好量性的和质性的指标。所谓量性指标，指的是通过实证取得的并以数量形式来表征的程度性判断；所谓质性指标，是指以特定的价值观和学科标准对研究对象的解释性判断。量性指标主要以客体的实际状况为依据，而质性指标则主要以主体的评价尺度为依据。主客体依据互补，为文化生态建设的评估、决策提供尽可能准确、公正的检测手段和评价结论。
对于文化生态的定量指标，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例如，对于文化产业如何定量分析，就由中宣部协调，国家统计局牵头，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组成了“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组”，编制出《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和《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该指标体系将从财务状况、业务活动、就业人员和补充指标等4个方面对文化产业进行描述。财务状况指标反映文化产业的资产、收支和经营状况，包括文化产品生产企业指标、文化产品流通企业指标、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文化服务企业指标、执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文化单位指标。业务活动指标反映文化产业主要业务活动的状况和规模。就业人员指标反映文化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素质、结构等情况。补充指标则反映政府文化事业支出、文化产业投资和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情况。这就使得文化GDP有了度量衡，可以对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客观、翔实的描述统计，无据可依的状况成为历史。对于文化生态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态势的分析，也应当逐步地设置指标体系，进行定量分析，使文化生态的研究逐步走向科学化。
（5）科学预测动态趋势。文化生态态势是运动的，是处在不断地变化过程之中的。珠江三角洲文化的今生态，就与珠江三角洲原生态的文化不一样，其生态状态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要遵循唯物辩证法，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对待文化生态的态势问题。首先，我们既要有静态指标，又要有动态指标，在动静的结合中把握事物的本来面貌；其次，为方便我们的研究，可以抽取某一相对静止的稳态即“时相”来作为测量的素材和介点；最后，我们既要准确描述事物的现状，又要看发展的态势和未来的前景，在科学的预测中正确地评估其现状。
目前，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中，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等都有一些统计的指标设置，可以供我们参考。例如，对于狭义的文化事业，一些评估体系设立了电影事业、艺术事业、广播电视事业、图书和群众文化事业、文物事业、出版事业、社会文化市场等等项目，而这些项目又可具体列出诸如公共图书馆有多少个、电视台有多少座、影剧院有多少间、文物藏品有多少件、报纸杂志有多少份。十分精确地进行量化比较和分析。但是，对于更为复杂庞大的大文化的定量分析目前还做不到，特别是我们还很难建立起文化生态状态评估的指标体系和统一模型，这项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总之，用立体的、综合的、动态的视角来审视文化生态态势，对之进行科学的客观的评估，是我们进行文化生态建设的基础。
（二）文化生态态势的决定因子
文化生态的态势分析要落实到对态势元素的分析。文化的态势元素十分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一般地来说，我们可以提取一些常规的项目，分析他们的状态和水平，由此得出文化生存和发展状态的整体面貌。在生态学中，有“限制因子”的概念，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便是生态态势的决定因子。
1.文化主体的生态创造
文化主体的生态创造作为决定文化生态态势的首要元素，这是由文化的主体性本质所决定的。文化生态是人的世界，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是人类精神的自我确证，是历史凝结成的稳定的人的生存方式和模式，也是人类实践和能力所能够达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的标志。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存在，人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因而文化是“人化”和“化人”的统一体。从文化哲学的维度上看，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人的文化创造过程。创造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因而，人的主体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创造性。马克思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人是自主自觉自为自由的存在物。人通过创造性的活动将自在世界变为属人世界，而自在世界向属人世界的转变则意味着文化的生成。按照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文化不是凭空生成的，而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生成的。环境先于文化的存在而存在，同时也只有文化的存在，环境才成为文化的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文化生态环境也是主体人活动的结果，换句话说，文化生态环境是属人的存在。
从文化生态学的态势元素分析的角度，文化主体的生态创造作用主要的表现为，一方面，无论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文化生态，都是人活动、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现有的文化生存态势，使之朝着有利的或不利的方向发展。这就使得人们对于文化生态态势的引导有了基本的方向和着力点。抓住人的主体创造性，是文化生态保持良好态势的关键。
文化主体的生态创造，突出地表现为主体的文化忧患意识，改造不良生态环境，使文化生态态势向更为有利的方向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中就有忧患意识的传统，中国文人总是秉承《易》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的忧患精神，“生于忧患，死于安逸”，早已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人生信条。中国文人所忧患的，在于国家和人民，也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其民者，忧民生之艰辛也；忧其君者，忧肉食之失德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汇成了救亡图存的时代思潮。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有一条清晰的线索，那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求救国图存的道路，具有首先购买、制造外国枪炮船舰的所谓“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失败后紧接着便是由器物的革新到制度的变法，兴起了“戊戌维新”；仍然失败后，最后才找到救国图强的根本利器，那就是文化的变革，掀起了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得中国由近代走向现代，文化的变革成为时代进步的标志。在现代，文化的忧患意识仍然应当是文化主体性的根本体现。西方学者汤因比把历史发展的趋势归于文化形态的竞争，亨廷顿把未来世界的冲突归结为不同文明之间的较量，文化侵略已经像荷枪实弹、明火执仗的入侵一样，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即使是在和平环境，在不同区域的竞争中，文化的竞争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改革开放后的广东珠江三角洲，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改革方面，其中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成为全国的楷模。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楷模”的地位遇到了挑战。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后来居上，大有超越珠三角之势，在有些领域珠三角已经落后他人。具有忧患意识的珠三角人寻找差距，有识之士尖锐地指出，珠三角的后劲不足制约因素在观念，落后在文化，是珠三角文化的短腿拉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后腿。因此，珠三角在竞争中要取得优势，保持“排头兵”的地位，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文化建设。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体现了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珠三角人主体文化创造力必将得到极大的发挥，从而促进珠三角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再创新辉煌。
文化主体生态创造的根本点在于发挥人的主体积极性。一方面，文化精英作为文化创新的主要承担者、表现者，是文化态势要素的重要主体。正是通过他们赋予文化特质以新的价值与意义，社会文化才有了标新立异的里程碑。因而人们十分重视文化人才特别是文化大师的作用，他们享有崇高的文化地位。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文化杰出人才、文化大师不是文化的惟一主体，而人民群众才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处于文化建设的第一线，更富有创造精神。文化杰出人才、文化大师们往往是吸纳和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以群众的文化创新为源泉，才成为文化创新的代表。另外，他们的创造必须融会于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的合力之中，才能发挥作用。如民间文化产业的出现，就是由群众和基层创造的。珠江三角洲文化的良好态势，群众文化的活跃是其特色。我在《关于佛山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就把佛山文化创出的很重要的一条佳绩，即“群众文化极为发达”作为经验和特色。佛山市现代文化的“群众性”展现出浩荡之势：一院蓝皮书系列·广东社会与文化发展》，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是人数众多，截至2002年，全市仅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骨干就有3000余人，专业文艺骨干和文化管理人员有900余人，广播电视队伍有1911人；二是场所充裕，文化、体育、卫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能够满足群众文化活动的需要；三是活动频繁，近5年仅对外文化交流就接待来访团体244批2300余人次，派出团队255批2400余人次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四是质素较高，据有关资料统计，佛山率先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文化方面的指标早已达标；五是特色鲜明，已经形成佛山味十分浓厚的古镇文化、民俗文化、都市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活动系列。特别是近年来，粤剧艺术节、武术文化节、陶瓷博览会、亚洲艺术节、省运动会等重大文化活动在佛山举办，佛山的文化氛围十分浓郁，进一步开启了群众中蕴藏的文化创造力，使得佛山文化形成了良好的生态，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发挥文化主体的生态创造，就必须尊重、鼓励、保护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的良好社会风尚。文化生态的主体创造作用的发挥，在后面关于文化生态的创新机制和可持续发展部分，还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2.文化传统的生态基因
在生态学领域，“基因”是一个基本的理论，它对生物的遗传起着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DNA是生物体主要的遗传物质，是遗传信息的主要载体。DNA的片段是遗传的最小功能单位，即基因。以植物的遗传为例，每一粒种子（以及每一根芽苗）都携带着种质，种质就包含有基因，以及控制遗传、规定基因结合的模式、表现基因特性的全套特殊机制。因此，人们可以分析DNA来得到对其遗传基因的认识。而遗传基因工程及其相应的各项技术则可以通过选择性繁育来改进某个生物或物种的遗传特征，也可通过系统地消除个体或群体中的有害基因来改进生物品种。现代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等，都是建立在生物基因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人类对生物遗传的把握和应用。
文化也有它的遗传基因，这就是它的传统。一些论者认为，传统是一种思想与行为的定势，是人的内在潜能、文化心理的积淀以及惯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文化传统具有似本能而非本能的特性，具有如生物的遗传那样的传递力。人们无法选择作为生物人的自己从父母秉承的遗传基因，人们也不能超脱于文化传统的社会氛围之外。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来看，文化系统是历时态的存在物，即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往文化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吸收继承了以往文化系统中的有用因素，并且，就像生物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一样，新文化的具体建构也受到以往传统文化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使新文化的建构，无论在形式或是在内容上，不仅具有时代性的创新，同时保持了民族性和连续性。刘正维在《音乐的遗传基因》一文中把民族特性当作音乐的遗传基因，指出：“遗传基因将人类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属性、民族属性，而且一般情况下还有地方属性。音乐是人类通过一定思维指导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它反映了人们一定的审美意识，也必然具有民族属性与地方属性。这种属性世代相传，形成了传统音乐发展中体现（维系）‘家族’亲缘关系的遗传基因。”珠三角文化的基因就是从岭南文化中继承的务实性、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性等基本特征，它被现代珠三角人继承和发扬光大，还在发挥着文化基因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