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里屋的店老板早巳窥见阎甘园对石碑如口醉如痴的表情，又见他连价也不讲就表态买下，知道这肯定是“宝贝”，便赶忙走出来，一边训斥店员讲错了定价；一边假惺惺地告诉阎先生说：“这通石碑举世罕有，价值连城。本店很克己，知道先生是真正的藏家，只要300个大洋，就愿意出让。”阎甘园二话没说，叫店老板派人把石碑送到自己家里，很爽快地照索价付了款。
这块石碑的右上端刻着“侯之小子也”字样，碑亡刊刻的文字记述了西汉一位将军的事迹。阎甘园将这碑命名为《侯小子碑》。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许多大古董商趋之若鹜地来到陕西，纷纷出高价求购。阎甘园认为此碑价值高，意义大，理应由京津大收藏家珍藏保护，以免流失海外，便转让给了天津著名收藏家周季木先生。当时，社会上曾有流言说：“阎甘园把西汉石碑高价卖给了日本商人。”阎先生心中无冷病，对此并不介意和申辩。《侯小子碑》至今完好地保存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二十五、一块绿宝石的悖入悖出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个深秋阴雨天，北京琉璃厂“聚珍斋”珠宝行里来了位中年客人，从贴身衣襟内掏出一块大拇指那样大的椭圆形绿宝石帽正给掌柜的看；说是他祖母的遗物，原先装饰在他的绒帽上的。李掌柜用放大镜细看，这帽正质地坚硬，颜色浓艳透明，但绿中略有点闪黄，便告诉客人说这是块绿碧玺。这客人面色灰暗，脸颊消瘦，双目无神，一看就是个大烟鬼；正说话间，就打起了哈欠，鼻涕眼泪一齐流了下来。李掌柜知道他烟瘾发了，忙叫徒弟带他到大烟馆里，买了个烟泡给他抽。
客人回到“聚珍斋”向李拱手相谢：“多承关照，我刚才是丢人现眼了。”恢复了大家出身的公子哥儿派头：“您给我鉴定了宝石，又给了我烟抽，我如果抬腿走人，就太不够意思了。这样吧，我把这块绿宝石卖给您，您看值多少？”“这是您祖母的遗物，不知您想卖多少钱，先说个价，如若价钱差不多，我们就留下。”客人张口要2000个大洋。经过再三磋商，以1800个大洋的价格成交。
李掌柜开始想把这块帽正破成五个戒面，镶在金戒指上，那点闪黄的颜色，别人会认为是黄金颜色的反光，可以作为祖母绿卖出去；可又觉得这么大的宝石破小了太可惜。便打发伙计高殿卿把它送到“少帅府”，去向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兜售，并交代：给5000个大洋便可出售。于风至见这块宝石颜色浓绿、鲜艳，没有“棉”、“柳”，做工规整，宝光夺目，不禁心中喜爱，边看边问：“是祖母绿的吧！”高殿卿不能说不是，但因于既是大主顾又是行家，所以也不敢说是，便绕了个弯子：“我拿来请夫人鉴赏，您看够得上祖母绿，就是祖母绿了。”于说：“你这不是把认不准的东西拿来考我？”高躬身作揖道：“不敢，不敢！夫人看宝石的眼力一向令人信服。”“好吧，你信服我，就把它放在我这儿，我找人给参谋参谋。”
过了几天，于凤至打电话把高殿卿叫去说：“这块绿宝石帽正乍看是不错，可细看颜色不是纯绿，有点闪黄。纯绿的才算得上祖母绿，你想办法给我淘换来，10000块钱我也要。”高试探着问：“这块绿宝石颜色稍微闪黄，减价一半，5000元您愿不愿收下？”“算了，你拿走！找到纯绿的宝石再拿来。”高殿卿无精打采地走到帅府大门时，老门卫让他进门房坐坐。这老门卫是从张作霖“拉杆子”时起就跟随“大帅”的，进“少帅府”要经他许可。高殿卿碰见他时总是奉承他，这天由于心绪不佳就讪讪地没有多说。老门卫掏出旱烟袋抽烟，高从衣兜里掏出火柴替他点烟，顺手就把装宝石的小包撂在了桌上，出门时忘了拿包。刚走不远蓦然惊觉，奔回门房去取，小包竟已不翼而飞！老门卫问：“你回来干啥？”“我撂下个小包，您瞧见没有？”“你自己找去。”进屋再找当然没有踪影，高急得浑身冷汗淋漓。再问老门卫时，他勃然翻脸：“妈拉巴子，你小子要讹我！你来帅府不是往少夫人房里去，就是溜进女秘书赵四小姐的屋，我还没向少帅禀报呢。要是不识抬举，赶明儿你就别进帅府啦！”高急忙作揖打恭：“大爷，您还是多关照，可能是我记错了。”
高殿卿耷拉着脑袋回到“聚珍斋”。当伙计的出了这么大漏子，手攥着的价值5000银元的宝石竟会丢了，一般都会被“炒鱿鱼”。可掌柜的却宽宏大量地说：“老虎还有打盹儿的时候呢！这门卫是奉天老杆子，咱们惹不起；明看着他拿，你也得送给他。破财免灾，只要这条路没堵死，用不上一件好货就赚回来了。”高殿卿从此死心塌地愿为“聚珍斋”效犬马之劳。
一个多月后，“聚珍斋”以“搂货代销”的方式，拿到了“聚源楼”金珠店东家看“漏”了的一对祖母绿耳坠，作价3000大洋，仍由高殿卿送到“少帅府”请于凤至看货；并告诉她这是原端王福晋的首饰。于凤至一看耳坠颜色纯绿浓艳，做工精致，欣喜地说：“这才是祖母绿宝石的，比那块帽正强百倍。这祖母绿宝石坠子我留下，给你多少钱？”高答：“这副耳坠是我搂来的货，跟端王府中间还隔着人，中间人说，少了15000块大洋不肯让给别人。”于风至买珠宝，只要心中喜爱，从不还价——她认为讨价还价有失身份——她一点头，上万个白花花的大洋就用车拉到了“聚珍斋”。
后来辗转获悉：那老门卫将顺手牵羊得来的绿宝石帽正卖了2000个大洋，回辽宁海城买了良田300多亩。
二十六、陈半丁难辨假石涛
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国画泰斗张大千先生，其早年的仿古功夫，简直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他仿造的石涛画，深得石涛笔意的奥妙；他用摹仿石涛画所获的大价钱，搜求、购买石涛真迹，先后达500幅之多。仿造画只是他创造自己画风的一种手段，由临摹真迹入手，由形似而逐步达到神似，再由“神似形不似”进而达到“神形两不似”，这才脱颖出一个真正的张大千。
1925年，张大千初到北京时，在画坛上还没有什么名气，寄居在国画家汪慎生家里；经汪引荐，结识了北京画坛的众多名流。一次，在中华艺术研究会举行的宴会上，会长周肇祥向大家介绍出席宴会的大千先生对“明末四僧”很有研究，学石涛已入堂奥。随即，周又盛赞座中的陈半丁新近搜求到的石涛画册十分精到，不可不看。陈半丁便邀请出席宴会的“原班人马”次日到他家小酌、看画。
翌日下午五时许，张大千即到陈家索看这本石涛的册页。陈半丁比张大千年长二十二岁，当时已是全国绘画界的名家；其收藏品十分丰富，对历代名画的鉴赏更是一言九鼎，威信卓著。他以众人未到为由，没有应允张大千立时看画的要求。好容易捱到七时许，客人们陆续到齐，陈才从内室捧出画箱，郑重开启。这本册页装裱极精，扉页上有日本著名汉学家、鉴赏家内藤虎次郎所题“金陵胜景”四字。张大千不顾陈的不悦，挤到前面拿起画册就翻，而且翻阅的速度越来越快，旋即将册页合拢，脸上微露不屑的神情：“原来是这本册子，不用看，我也知道。”
“你知道什么？”陈半丁悻悻然地诘问。
张大千故意卖关于，微微一笑，沉默了一会才说：“是我三年前画的。”
此言一出，满座惊愕；而十之八九的人都在心中斥之为荒唐。张大千不等人们质疑，便如数家珍地讲出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的绘画内容，甚至连何处题款，款作何语，钤章几枚，印文为何，都说得丝毫不差。他边在说，陈半丁边在翻检核对；匆忙中，连眼镜也摔坏了，真是大跌眼镜，异常尴尬。
二十七、逋臣争官印何妨当古董
书画大师张大千、胡小石的老师李瑞清，是前清遗老中的一位传奇性人物。他原籍江西，而读书和成长都在湖南。少年时代的李瑞清不修边幅，整天蓬头垢面，对饮食起居的好坏毫无感觉；喜欢自言自语，见人就笑，除了闭门读书外，什么都不知道，从外表看，简直像个“憨大”。长沙学官余某听说有这样一个“憨童生”，特意跑去看他，并当面问其所学。这时的李瑞清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应对时口若悬河，旨趣高远，显示了牢固的学问根底。余某惊叹地对人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成大器！”毅然将大女儿许配给了他。婚后一年多，余的大女儿病殁；余又将二女儿许配给他，哪知还没有来得及成婚，余的二女儿又不幸去世。余又让三女儿余梅贞下嫁给他，他俩琴瑟和谐地共同生活了三四年，余梅贞又不幸辞世。这时，李瑞清已经中了进士，当上翰林了。为了铭感余公的知遇之恩和悼念梅贞夫人，他特易字为“李梅庵”，并发誓终生不再续娶。
辛亥革命时，李瑞清正担任江苏提学使。南京将要被攻破时，江苏布政使樊增祥携铜质官印渡江潜逃。为清廷镇守南京的张勋命李瑞清署理藩司，由于没有印信，只好暂刻一木质官印行使职权。不久后，张勋败退，李瑞清乃将藩库积存的200多万两纹银点交给南京绅士保管，自己则洁身而退。临行时，他写了几封交清银钱手续的公函，其中有一封用钟太傅体的字写在黄色虎皮笺上的信，是写给程雪楼的。信首的称呼是“某某顿首死罪，致书于雪楼中丞、都督阁下”，内述藩司库内积存现银若干，自己毫无沾染，并有“愿中丞善事新国，某则从此为出世人”之语。这封信落在了蒋某手中，由于其内文隐含对程雪楼的讥讽，所以，蒋始终未将信交给程。后来，此信落入古董商哈少甫之手，哈将此信装裱成册，遍求前清遗老和骚人墨客题跋。
民国初年，李瑞清与樊增祥都在上海当“遗老”。两人之间由于前后担任藩司的铜印、木印的嫌隙，两方的追随者经常发生龃龉：樊方散播李携带藩库巨款来上海的谣传；李方指责樊携印潜逃有失臣节，要其将钢印“移交”给李。散原老人陈三立获悉此事后说：“清廷逊位，等于一个大家族的房屋产业都已经被烧毁了，各房子孙难道还有必要去争过去的管家账目吗？”他下了一个很公正、合理的“判决”：“铜印如存，留在樊家，作一古董；木印已灰，事过境迁，何必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