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我在国外待得最长的地方，是美国东北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1995～1996年间，我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和妻子一起访问美国10个月，驻中西部的密歇根大学。富布赖特项目鼓励学者多跑多看，我们遂乘飞机跑了不少地方。访问的最后阶段，我们正在筹划一次火车旅行，突然想起三天以后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友日聚会游行，我马上到火车站买票，启动这为期半个月的“告别旅行”。这是10个月里我们的第二次普林斯顿之旅。妻子感叹我的“普林斯顿情结”。我没有办法不是这个样子。
由于学科的关系，1981年我出国进修，选的就是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人是在数学系和在经济学系都有办公室的哈罗德·库恩教授。在普林斯顿，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和他的负责大学国际中心的夫人邹陈国瑞，都给予我们许多关照。这对于我后来涉足经济学，该是重要的因素。当时，纳什的病正重，库恩是他的同学和挚友，他们的导师塔克教授已经退休。
普林斯顿给我许多新鲜的感觉。在大学，考试的时候，教授把考卷发下去并且让考生在封面的诚实誓言下面签字，就离开教室。大学引以为豪的这种荣誉制和相应的激励机制，相当有效地杜绝了作弊。在物理学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考试中，会出现这样的考题：注视你邻近的同学，假设他是一个圆球，估算一下他的电容量。学校以外，这里也远离声色犬马，没有所谓成人电影。在扭转独立战争战局的普林斯顿老橡树古战场，墓碑同时纪念在战役中失去生命的美军将士和英国官兵。
学术圈子以外，我这个年届不惑的老“留学生”，还真的从来没有在这样充满亲情的社会环境里生活过。为我做义务英语家教的，是一位退休的律师，丈夫是IBM公司一位退休的工程师。有一次，她布置的讲话题目，是要我谈自己的恋爱婚姻。如果在母语环境，一接近这样的话题，我一定尴尬狼狈，但是现在远离家人，有机会被引导用外语面对这样一位有品位的老太太抒发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和爱，那是多么安慰的事情。后来，我在研究上做出一项成果，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邀请我去西部演讲。老太太要我向她说明这项成果，我的蹩脚英语发音一时说不顺“指数式”增长这个词，她却马上说出来了，并且明白一般要受过现代理工科训练才知道的“指数式增长”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普林斯顿。
有一天，我走到系办公室，只见桌子上摆着点心、饮料，房间用彩色绉纸装饰起来，黑板上写着：
Good luck,Mo！We'll miss you！
原来，系办公室的一个秘书要离开这里去读大学了，她的名字叫懋琳。但系里的教授、学生和同事，都亲切地只用一个音节叫她Mo。懋琳对人很热情。有一次，我赶着要完成一篇论文。时值暑假，多数职员都放假了，轮到懋琳当班。她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的工作，电话啦、接待啦、来往书信啦、印制通知啦，忙个不停。已经下午三点了，她还设能腾出手来替我打印论文。我心里十分焦急，却又不愿让她为难：她这么忙，怎么好强求她呢？不料她看出了我的心思，当知道我急于当天准备好这篇论文时，就说一定帮助我，叫我不要担心。三点半，还差半小时就下班的时候，她开始打字，我负责校对，一面打字一面校改。当这篇十几个打字页的论文打成印好后，下班时间已经过了九十分钟了。办公室是有空调的，但她的额上却沁出汗珠。
现在她要走了，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我赶紧跑到小卖部，买了一个巧克力洋娃娃送给她，表示我的感谢和祝福。懋琳接过洋娃娃，看了一会儿，站起来就走过来吻了我一下，说能认识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站在办公室当中，一下子脸都红了，除了“谢谢”，什么也说不出来，十分狼狈。周围的女秘书都微笑地看着我。
还有一次，在美国访问的一位波兰的英语教师玛利亚要回国了，约我到餐厅去看她。波兰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们谈起过肖邦，谈起过居里夫人。玛利亚特别欣赏近几年来中国的巨大变革，觉得这是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
告别的时候，我请玛利亚把我的祝福带给她正在读中学的男孩，她感激地吻了我，嘱咐我“记住波兰”。
和我同时的一些中国访问学者，耐不了普林斯顿的平和安静，一两个月就要到纽约去逛一次。我却恰恰相反，哪怕路过纽约，也总是急着回来。至今我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在平静古朴的普林斯顿，我怎么能够熬过与妻子儿女天各一方的七百个日子。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伊妹儿”这回事，而电话在我国还是权力的组成部分。
我并没有修很多课，但是喜欢收集习题。给本科生开的博弈论入门课，有这么一道习题：给你两个师的兵力，让你攻打敌人三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堡。可以通向城堡的路只有两条。当你发起攻击并且接敌的时候，如果你的兵力比敌人强，你就赢了；如果你的兵力比敌人弱，或者相等，那你就输。请问：你克敌制胜的几率是多少？
这道题目有个标题，叫做“诺曼底战役战略策划模拟”。我最喜欢看战争史实的影片了，特别喜欢以诺曼底战役为题材的黑白电影《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历史上，盟军是打赢了的，可是这道模拟考题，却充满对“盟军”不利的规则设定：首先，你只有两个师，敌人有三个师；再者，接战兵力如果相等，就要判敌人赢。可是只要理性思考一下，我们的确可以得出仅就兵力配备而言双方胜负几率相等的结论，从而战役的胜负要由别的因素来决定。这也是诺曼底战役的实际情况（参看前面《题目中的大师风采》）。这道简单却又深刻的题目给我很大启发，以至于我会冲动起来为上海的《科学画报》这样的科普杂志写了一篇介绍文章。
后来，我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乔尔·富兰克林（Joel N. Franklin）教授的《数理经济学方法》中学了一点博弈论。这本标准的“黄皮书”美国理工科大学教材，教授居然从叙述自己同学的故事和谈论学问的故事写起。我在一封讨论问题的信里面，对教授的写作风格表示赞赏，教授在回信中却写道：“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应该知道林语堂的名字。你欣赏我的写作风格，其实我是从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学的，林先生说要亲近读者，要从身边的事情说起”。大家都知道，林语堂在他英文的《八十自述》中曾经写下“憎恶（abhor）经济学”。可是他的英文著述，却跨越领域和种族，影响了美国数理经济学家的写作。我曾经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得到沈昌文先生的鼓励，从此我也走进了那时候的《读书》杂志的大家庭。
1994年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天，美国一位颇有名气但是已经退休的经济学家约我一起吃饭。老先生说，“这次他们又把经济学奖送给了数学家”。一个“又”字，包含的成见是多么的深。不久以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短暂访问，香港一位学者以知情人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题目是《纳殊（纳什）无法出席盛会》。这也难怪，纳什得的几乎是精神方面的绝症。这时候，作为一个有普林斯顿经历的博弈论教师，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遂先后在香港报纸发表读者来信《纳什在爱心呵护下获奖》，在《读书》杂志发表《桂冠学者，爱心玉成》的长篇通讯和评论，因为我清楚，在许多人的关爱之下，纳什已经基本康复。
我知道的，主要是普林斯顿对纳什的爱护，包括老师同学和妻子亲人的爱护。我也知道他的同学库恩教授的特殊作用。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那许多故事。所以，当我从大数学家米尔诺发表在《美国数学会公报》的一篇评论中知道《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娜萨写的关于纳什故事的著作《美丽心灵》，就马上买了来。娜萨受过良好的经济学教育，米尔诺教授对她的书评价也不错。我们先是在上海《书城》写文章介绍这本书，后来又接受购买了《美丽心灵》中文版权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交付的翻译工作任务。
我一直认为，学问故事和学者故事给人的启迪，往往不在学问本身之下，对于广大非学术的读者，就更是这样。虽然我是数学出身，现在主要从事的经济学也最讲究理性行为，但是在论理和叙事之间，我还是偏爱叙事。许多事情，本来没多少道理可讲。或者借用自称“最后一个经济学全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说法，道理讲得再透，也得等大自然的新陈代谢，做出历史的选择。作为一个学者，“润物细无声”才是最值得崇尚的境界。
人们关切在中国本土工作的学者什么时候才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还有学者煞有介事地撰文论证我们最有条件在经济学的哪个领域率先获得诺贝尔奖。我想，如果纳什是生活工作在我们中国，那就不单是不会获奖，不会获得博士学位，难以做出像样的成果，而且能否活到康复的一天，都会是很大的疑问。纳什的终于康复，回到学术研究，并且最终获得诺贝尔奖，只能说是爱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