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20日，夜色已浓，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一辆从中东铁路南线开来的列车，喘着粗气、鸣着汽笛徐徐驶入了中东铁路枢纽站——哈尔滨火车站。疲惫的旅客们纷纷下车向出站口拥去，一行六人的小队伍也随人流走出了检票口。走在前面的一人，文质彬彬，略显瘦弱，戴着圆框眼镜，目光却炯炯有神，他就是后来成为****早期领导人之一、赫赫有名的瞿秋白。瞿秋白等人无暇欣赏哈尔滨火车站那俄式风格的建筑，乘上站外俄罗斯人驾驶的马车，向哈尔滨最繁华的地段——中央大街方向匆匆而去。瞿秋白怎么会出现在中东铁路枢纽哈尔滨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在10月初，瞿秋白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之前他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在上海《时事新报》连载，北京《晨报》也发表他的政论文章《不签字后之办法》深受读者好评，恰好二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情况，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美、英、德、法、俄诸国，这样一来，二报决定聘请瞿秋白为特邀记者，到苏俄莫斯科采访。
瞿秋白喜出望外，新俄国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地方，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还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晰”。如今可以身临其境，亲自去感受另外一个天地崭新的景象，去探索、寻求改变中国的道路，这怎么能不让风华正茂、憧憬未来的瞿秋白激动不已？
瞿秋白如此激动，是和他之前的经历、命运紧紧相连的。
1899年1月29日，下午五六点钟光景，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府城一个世代为宦的封建大家庭中。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是大清朝的末期。
瞿秋白的少年时代是在风雨飘摇中度过的，他所在的封建大家庭，已洗尽往昔的繁华，全靠典当和借钱度日。他的母亲就是在饥寒交迫和债主的催逼中，自尽而亡的。
瞿秋白曾在他的散文集《饿乡纪程》一书中写道：“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庭制度的反映里，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我的心性在这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
家庭的破败，使瞿秋白的父母成为穷人，可是他们却堪称是精神层面的富有者。瞿秋白的博学通达、多才多艺完全源于父母的谆谆教诲。
在那个年代，流行的话语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但瞿秋白的母亲恰恰相反，瞿秋白的母亲金璇不仅善良贤淑，而且国学儒养深厚，偏爱诗词，尤其是写得一手好字，她是瞿秋白学习诗词、国学和书法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对《庄子》研究颇深，同时特擅长山水画，篆刻也是造诣颇深。他和妻子金璇在国学领域是珠联璧合，在引领孩子成才上是绝好的搭档。每日里，瞿世玮都要手把手地教儿子画山水画。瞿秋白向父母轮流求教，受益颇丰。
2012年11月初，笔者到江苏省常州市瞿秋白故居和纪念馆走访。此时，如烟似雾的秋雨迷蒙霏霏，只好撑开了伞。
纪念馆前，由******亲笔题写的“瞿秋白同志纪念馆”八个大字十分醒目。来到大厅，正面矗立着瞿秋白站立远望的铜像。毛主席在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的题词展示在主要位置，有一段写的是：“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大厅内还展示有胡****在福建长汀瞿秋白牺牲地纪念碑前敬献花圈的照片，还有江****在江苏常州参观瞿秋白纪念馆的照片。
放眼望去，是一排排展示瞿秋白辉煌革命事迹的照片、图片、书籍、书法和文物，它们昭示着英雄短暂而非凡的人生闪光点。瞿秋白留下的几百万字的著作，也令人赞叹不已。其中有一组图片和实物，折射出一代伟人感情丰富的一面。
这些映入眼帘的图片和实物，有当年瞿秋白送给新婚妻子杨之华的礼物，是带着“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的金别针（胸针），其中每一个字、每一笔、每一画，都是瞿秋白亲自镌刻的。
还有瞿秋白给女儿瞿独伊的贺年卡。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女儿瞿独伊，瞿秋白寄予了浓浓的父爱。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总会挤出时间带女儿出去踏青游玩，他给女儿写信，总要画上几笔带有童趣的图画，他给女儿寄去的贺年卡“勿忘我”非常精美别致，是他亲手制作、亲笔题字和绘画的。展厅的图片贺年卡是复制的，真正的原件珍藏在北京已近九十岁的瞿独伊手里。她曾对笔者说：“看到爸爸亲笔写的‘勿忘我’，我就掉眼泪。每每拿着这张爸爸亲手做的‘勿忘我’贺卡，我会闻到爸爸的气息，和爸爸在一起的往事会历历在目。”
瞿秋白送给鲁迅先生儿子周海婴的礼物，是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铁制的零部件，需要动脑筋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象，也叫铁成像玩具。瞿秋白希望能及早给孩子们科学教育，助其成长。
瞿秋白在上海为掩护自己真实的身份，起的名字叫何苦，人称何先生，他让周海婴也叫他“何先生”。何先生，何苦，这名字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寓意，为什么称自己的名字为“何苦”呢？这一个“苦”字，难道仅仅是在白色恐怖中便于掩护，随意而起的假名字吗？
在展厅里还有一幅国画，让人心动。那是瞿秋白在中央苏区工作时，组织上配给他了一匹马，尽管他肺病缠身，他还是坚持将这匹马让给了和他同事、比他年长的徐特立来骑。明明是照顾病号的马，他却转让了。画面中表现的是瞿秋白搀扶徐特立上马的情景。
种种图片和实物乃至国画，印证了瞿秋白重情重义、侠骨柔肠的一面，体现出这位大才子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糅入了几分革命者的情趣和浪漫色彩。
笔者在参观中发现了一个展柜里摆放的发黄的卢布，玻璃窗下面的说明是：瞿秋白同志在哈尔滨曾使用过的卢布。
一代伟人瞿秋白的生命历程中，曾与中东铁路、哈尔滨有过不解之缘，那里是他远赴苏俄走向职业革命家之路的红色驿站。
在瞿秋白纪念馆里，笔者还看到了瞿秋白父母的作品。有不少冒雨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对瞿秋白父亲的山水画和他母亲的书法作品，赞不绝口，称奇称绝。
在往瞿秋白故居走时，秋雨不再绵绵，而是愈下愈大，蚕豆般大小的雨滴，已缺失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优雅，随风而至，密密麻麻，其迅疾如道道闪电，其音如马蹄嗒嗒，掷地有声。
雨滴敲打着留下瞿秋白身影和足迹的地面，敲打着历史的印记，也叩问着对历史的反思。
笔者在瞿秋白故居停下了脚步。
在常州市，如此规模宏大的豪宅寥寥无几。江南老建筑飞檐走壁上的雕刻十分考究精美，房间庭院错落有致、布局幽雅别致。远处一排排翠竹古香古色，月牙形镂空嵌刻图案的窗棂，让人联想到《红楼梦》大观园的景致，可以想象早年间这里曾有过的富丽堂皇。
笔者在瞿秋白故居的书房内看到往昔父子俩用过的案几课桌，课桌上还摆放着那方原始的砚台。睹物思人，物是人非，却让人依稀觉得，那方古老的砚台似乎还是余墨飘香呢。在这书香飘散的地方，瞿秋白父母密切合作，为瞿秋白打下了扎实、深厚的“童子功”。
1917年，18岁的瞿秋白随堂兄瞿纯白来到了北京，本来想考北京大学，却因交不起学费，成为旁听生。后来，他又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可免学费的北京俄文专修馆。
瞿秋白是个读书的胚子，国学功底深厚，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他笔下的山水画灵动飘逸、栩栩如生。善于思考问题，加之特有的生活经历，使他忍得住孤独、贫困、寂寞，能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很快就学会了俄文，粗通法文、英文，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并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五四”运动成为瞿秋白人生经历的重要拐点，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20岁的瞿秋白以俄文专修馆学生会负责人的身份，领导俄专的同学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在爱国反帝的学生运动中，瞿秋白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见长，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成为北京****的领袖人物之一。他遭拘禁后，仍不屈不挠，坚持斗争。
“五四”运动后，瞿秋白与郑振铎等友人于1919年11月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出版了19期后被禁。瞿秋白是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他的文章文采飞扬、哲理深刻，提倡社会改造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是众多刊物中最有分量，也是最受欢迎的。《新社会》刊物的读者遍及四川、两广、东北等地，是“五四”时期重要的进步刊物之一。同时瞿秋白也开始用白话创作新诗和散文，翻译和介绍俄罗斯古典作家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
1920年春，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寻求改造并拯救中国的途径。瞿秋白对郑振铎说：“社会主义之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所以，10月初，当瞿秋白接到前往苏俄的通知时，他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瞿秋白赴苏俄之行，让他的好友们分外高兴，共同分享着按捺不住的愉悦心情。郑振铎等人为瞿秋白专门写了送别诗：“你们走了，走向红光里去了，新世界的生活，我们羡慕你们……”
在出国前，瞿秋白专程去了济南，看望漂泊异乡的父亲。母亲去世后，所有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父亲的肩上，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家中还有七个弟弟和妹妹。他父亲非常不易，出身于世代为官、书香门第的家庭，不会经商做生意，只能是受朋友之邀，来济南教书卖画以贴补家用。
在大明湖的小酒馆里，灯光暗淡，新月初上，湖上水云相映，45岁的瞿世玮特意为儿子瞿秋白点了几盘小菜，父子依依话别。瞿秋白凝望着父亲有些憔悴的面容和已有些斑白的两鬓，想起少年时父亲手把手教他绘画的情景，他身为家中的长子，却不能帮助父亲减轻些生活的压力，内心有些酸楚和自责。他连连对父亲说保重，多保重。父亲对他说：“快趁热吃点菜。”并说，“你不要惦记我和家里，你的前程要紧，只是去俄国，万里之遥，一路要照顾好自己。”边说着边掏出身上带的所有钱币，让瞿秋白收好。瞿秋白说什么也不收，希望留给家用，父亲硬塞到瞿秋白的手中，感叹道：“穷家富路，出远门，一定要多带上盘缠啊。”告别了父亲，望着父亲渐渐远去、有些步履蹒跚的背影，瞿秋白禁不住泪湿眼角。
此次同瞿秋白到苏俄采访的另外二人是李容武、俞颂华，他们到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那里办完出国手续后，其秘书告诉他们，如果能与即将赴任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同行，专车可以由哈尔滨直达赤塔。瞿秋白三人于10月16日从北京启程，坐火车来到天津，在天津，瞿秋白看望了同乡和好友张太雷后，10月18日与总领事陈广平、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三人会合后，继续坐火车奔赴哈尔滨。
“从天津到哈尔滨，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沈阳）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哈尔滨简直一大半是俄国化的生活了。”这就是作为记者的瞿秋白初到东北的所闻所感，形象地道出了三城市的特点。
10月20日，瞿秋白抵达哈尔滨，就出现了我们开头见到的一幕。下了火车得到的消息是，苏俄红军正在与谢米诺夫白匪军作战，满洲里至赤塔一段铁路遭到破坏，火车停运。于是瞿秋白一行六人出了哈尔滨站，经别人指点，乘马车到了道里与中央大街毗邻的地段街的福顺客栈。这是一家很普通的旅店，因这里离火车站不远，价格也比较便宜，他们就住在了二楼，折腾到半夜才上床休息。
本是匆匆过客，却由于火车意外不通，瞿秋白只能在哈尔滨停留等待。这段日子竟然长达五十多天。
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和中转站，所有远赴俄国的过客必须在此处停留，但一般也就几天的时间。或许是缘分，阴差阳错，让哈尔滨留住了瞿秋白，瞿秋白也通过他的名作《饿乡纪程》及他在哈尔滨撰写的新闻通讯，留住了哈尔滨的历史。
瞿秋白写道：“中东铁路关系哈尔滨甚大，哈尔滨久已是俄国人的商埠，中国和俄国的商业显然分出两个区域，道里道外市面不大相同，道外是中国人的，道里是俄国人的。”“道里和秦家岗（南岗）两部分完全是俄国化的，街道都是俄国的名字。”“上上下下都能讲几句俄国语，哈尔滨人叫毛子语。”
瞿秋白在哈尔滨期间，就已经开始了他的特邀记者的使命，他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当时的社会问题。
他在附近的饭馆里吃饭。“饭馆主人和我们也熟了，我问他，为什么哈尔滨盒饭这样贵？他说：啊！不用说，哈尔滨什么都贵，我们吃的米都是日本东京米，贵得很！”
瞿秋白听很多人说过，哈尔滨几乎是俄国人一统天下，日本的商品是很难进到哈尔滨的。可日本的东京米已在普通的饭馆里司空见惯，且价格很贵，这让乐于思考问题的瞿秋白有些吃惊。他将调查的焦点转移到对日本问题的剖析上，他开始分外注意日本人在哈尔滨的情况。
瞿秋白最早发给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闻》的报道题目是《哈尔滨四日见闻》，除了记录他在哈尔滨头几天的所见所闻外，让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的是，他以独特的视角和观点报道了日本人在哈尔滨的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