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雨陈独秀
2012年11月初，笔者奔赴安徽省安庆市陈独秀的故乡。这位****创始人、早期领袖同中东铁路也有着不解之缘。
我是在合肥乘坐长途大巴车前往的。因是阴雨天，车速较慢，得以从容地观看窗外的风光。一路上的景色颇为迷人，远处的丘陵绵延起伏，月山的湖泊波澜壮阔，铺彩叠翠的龙山让人心旷神怡。
此时的哈尔滨已是雪花飘洒的季节，即使不下雪，满街的树木风吹落叶后也只剩一排排枯黄色的枝干了。可是在车窗外看到的南方景致，依然是绿色一片。车不时掠过不规则的被雨滴敲打出涟漪的水洼。夹杂在草地中缤纷的野花，衬着疏密有致古朴的村舍建筑，一切都氤氲在蒙蒙的雨水中，宛如蘸着浓墨描绘出的山水丹青田园风景画。
安庆位于长江的沿岸，曾经是安徽省的首府所在。
沿江耸立的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古老的振风塔雄风犹存，塔身周边悬空的古铜色的塔铃，在风中摇曳，发出飒飒的响声，塔下的迎江寺香火缭绕。
我们是初来安庆的外地人，对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并不了解，可是因为这里是陈独秀的故乡，我们不由刮目相看。放眼望去，浩瀚的长江水气势非凡，于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的歌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转身面对依傍大气磅礴的长江而建立的这座古城，感叹伴着滚滚长江的涛声，从这里走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陈独秀，此地也称得上是地杰人灵吧。
我在安庆见到了陈独秀的孙女，安庆市政协常委陈长璞，此时雨已停了，我们便包租了一台车前往陈独秀墓园和陈独秀纪念馆。
陈长璞的父亲是陈松年，和著名的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是胞兄弟。陈松年于1990年病逝，终年80岁。陈松年曾长期和陈独秀生活在一起，也经常向陈长璞讲述往事，一来二去，陈长璞对爷爷陈独秀的历史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她为搜集和整理爷爷陈独秀及陈延年和陈乔年二位伯父的史料文物做了很多的工作。
驱车的路上，陈长璞坦城地向笔者讲述了许多往事。
她说爷爷陈独秀的晚年生活是窘迫凄凉的。1942年5月27日晚，陈独秀怀着满腹的惆怅，带着未圆的梦想，因病在四川省江津县与世长辞，享年64岁。
几年后，为了实现陈独秀魂归故里的遗愿，陈松年决定将父亲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47年2月，当时抗战虽然胜利，但内战又起，运灵柩不容易。江津安徽人多，他们非常敬重陈独秀，热心地帮助我联系到一条小木船。办完手续后，要在灵柩上刻上名字，写上地址和接收人，但父亲的灵柩上不敢刻‘陈独秀’三个字，怕在途中惹出麻烦，只好刻上先父赶考时用的名字‘陈乾生’，这名字很多人不知道……”
悠悠的江水，载不动许多怨。或许，陈独秀的命运注定了与江水结缘。他出生长江边的安庆，病故于长江边的江津，不敢用真名刻写的灵柩，也在颠簸跌宕的大江上漂泊。
陈独秀的灵柩运抵安庆后，葬于北郊火龙山陈氏祖坟地，也未举行什么仪式，还是用“陈乾生”立碑，隐其原名。每年清明，陈松年都要带着家人前去扫墓。
陈长璞对笔者说：“****十年，我们不敢去扫墓，怕暴露目标，被造反派挖掉。有一年父亲坐立不安，忍不住思念和牵挂，执意要去扫墓。我陪着父亲东躲西绕生怕被造反派跟踪，偷偷来到墓地，看到的是野草丛生破乱不堪的景象，墓碑也不见了，我父亲浑身颤抖，流出了眼泪。我跪在了爷爷的坟墓前，心里特别酸楚，实在忍受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后，极左路线一去不复返了，陈独秀的墓地发生了变化。陈松年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为便于今后寻找墓地，我在一棵树上划去一块树皮作为标记，哪知第二次去墓地时，树却被砍伐了。我这才意识到重修墓地和立碑的必要了。但由于我经济拮据，不得不给安徽省和中央负责同志写信，要求资助经费修先父之墓。1979年先父诞辰100周年时，安徽省政府拨款，安庆市政府于1980年重修土墓，并以我的名义重立了青石碑。1982年，再次扩修，并被列为安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火龙山的陈独秀墓园，此后不断得到修缮，也立起了陈独秀的铜像，可是铜像却常常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白灰。原来为了经济效益，火龙山经常开山放炮进行开采，山脚下的水泥厂常冒着烟尘。
陈长璞欣慰地介绍，前些年时任******副总理的吴仪来到安庆，在拜谒陈独秀墓园时当即指示说：“立即停止火龙山的开采，保护好陈独秀墓园和周边的自然环境。”从此火龙山再也听不到开山放炮声，也没有了溅起的白灰和烟尘。
汽车转了个弯，我们很快便到达了四面环山绿荫遮盖的陈独秀墓园，汽车停在了墓园左侧陈独秀纪念馆旁边。
我们走进了上下两层楼的陈独秀纪念馆，其规模颇为壮观。历史资料、图片、文物等也相当丰富。其中在一楼展厅很大的一面墙上，醒目地题写着******在1945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陈独秀的评价，吸引了我们驻足观看：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惊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受到陈独秀和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陈独秀集合起来的，这才成立了党。
出了纪念馆，放眼望去，山峦碧绿。陈长璞说：“眼前的火龙山就是我们陈家的祖坟地，几十年的时间这里都很荒凉，由于那个年代对爷爷陈独秀很有争议，只谈过不谈功，爷爷成了没人敢凭吊的孤魂野鬼，一段时间连家人都不敢扫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恢复了历史的真相和原貌，爷爷在历史中特有的重大贡献和革命者的形象，得以在中国人民心中重新树立起来。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墓园不断拓宽修缮，已累计重修了六次，还打通了通往此地的乡间公路，扩建了纪念馆，同时来此地参观拜谒的人络绎不绝，越来越多。”
我们边说边走，来到墓园前的广场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栩栩如生、反映“五四”运动和旗手陈独秀辉煌业绩的群体雕像。前方约百米的地方建有一座汉白玉牌坊，正中写着“独秀园”三个大字，两边写着陈独秀一生追求的理想：民主与科学。
天猝然下起雨来，我们赶紧打起了雨伞。雨滴如泣敲打着理石铺筑的台阶，发出的响声如磬似钟，在豪雨滂沱中，陈独秀的雕像巍然挺立着，他左手撑着腰，右手握紧杂志，目光炯炯，透出异样独特的风采。
铜像后矗立着陈独秀一生最伟大的杰作之一——《新青年》杂志雕塑。那是20世纪初的雷电，那是一曲长江大河湍流如啸的时代主旋，在魂归故里的几十年后，成为他人生最闪耀的历史见证。
再往后面，就是陈独秀的墓。墓冢高四米，直径七米，半球形的墓顶，两层平台墓基，平台四周有雕石栏杆。黑色的大理石碑有两米多高，上面刻着“陈独秀之墓”几个大字。墓葬周围，全是挺拔的杉树。
笔者禁不住感叹：风雨陈独秀。
清朝晚期，在科举考试中，陈独秀在家庭逼迫下不情愿地用了“陈乾生”的名字赶考，结果他考取了安庆第一名秀才。1911年，陈独秀担任了安徽省军政府秘书长。
陈独秀不图安逸，更不想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为了寻求新思想，陈独秀曾三次远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为的是开拓民智，张扬反帝反封建的意识，此报被蔡元培称为“字字挟严霜”，很快成为全国的大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久陈独秀便遭到当局的陷害被捕入狱。
1913年，陈独秀出狱后，流亡到了上海。从此，陈独秀离别了安庆，生前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横空出世。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青年应是：
1.应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2.应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3.应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4.应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5.应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6.应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对青年的六点希望或者说是要求，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是铿锵有声。一百年前，在闭关锁国****落后封建意识浓厚的中国，陈独秀“敬告青年”的呼声如黄钟大吕般震撼了中国青年的心灵，使许多困惑迷茫的青年，开始在振聋发聩的呼声中反思人生的何去何从。
《新青年》杂志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赢得了知识界的尊重和好评，受到了全国各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许多人爱不释手。陈独秀逐渐成为青年人精神的偶像，《新青年》成为了点亮黑暗世界的一盏明灯。
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知道陈独秀在北京出差，便满京城地寻找他，聘请他担任北大科学长。这不止缘于陈独秀办杂志在青年中的影响和威望，而是在学界陈独秀的文学造诣也堪称大家，是和章太炎比肩的人物。陈独秀却拒绝了蔡元培的聘请，他说：“教书影响一批学生，办报刊可以影响全国人。”蔡元培坚持不放弃，第二天早晨就赶到陈独秀所住的小旅店，发现陈独秀还在睡觉，就搬了一个小板凳在小旅店门前等候。后来，蔡元培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被传为佳话。
陈独秀终于接受了蔡元培校长的聘请，同时将《新青年》杂志迁来北京。
1917年，上任不久的陈独秀便和他的朋友——北大教授胡适共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坚决主张摆脱几千年形成的古板的文言文的束缚，反对繁文缛节的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陈独秀被称为“新文化的元勋”和“中国青年人心中的启明星”。
1919年5月3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得到一个重要消息，北京政府准备在巴黎和会上鉴订条约出卖山东。蔡元培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让国民知道真相，他立刻想到了陈独秀和他创办不到半年的《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创刊不到半年就已成为全国性的大报纸，在北京的发行量就达到5万多份，蔡元培深知这个数字的分量。
陈独秀大清早便在北京东城区箭杆胡同的家中迎来了行色匆匆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救国心切的蔡元培将刚得到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告之陈独秀。
一天后，《每周评论》迅速刊出陈独秀的大作《两个和会都无用》。文章中号召全国人民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和自由，“都站出来直接解决吧”。这篇文章发表的日子正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19年5月4日。
5月4日上午，陈独秀在文章中号召国民“都站出来直接解决吧”，当天下午这句话就成为了现实。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振臂高呼：“坚决反对出卖主权，还我山东！”“反帝爱国，还我河山！”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4日下午，北京高校的大学生越聚越多，其中一些愤怒的学生甚至闯进了北京政府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家中，把主张签订条约的曹汝霖的住宅放火燃烧，付之一炬。但代价是32名学生被捕入狱，其中20多人来自北京大学。
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在北大礼堂商量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学，北大校长蔡元培向学生们保证，三天之内将同学们营救出来。果然三天后32名学生全部出狱，而随后的结果是蔡元培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并黯然离开了北京。
在“五四”运动中颜面尽失的北洋政府暗自欢喜，他们认为蔡元培离开北京后，学潮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但他们忽略了另一个人，也正是这个人将已趋缓和的学潮掀起更大的波澜。
蔡元培为救学生出狱辞职离京，有人劝陈独秀到上海去避祸，但陈独秀的答复是：这个恶浊腐朽的社会，我不愿和他共有，我倒是希望当局把我抓了把我杀了。
从5月4日到6月8日，在三十几天内，陈独秀以每期发表十篇文章的密度，通过《每周评论》向全国人民通告北京所发生的一切，导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的学生运动，各地声援北京学潮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尽管北京反动当局又一次抓捕了许多游行示威的学生，可是学潮方兴未艾。
陈独秀和李大钊商量要发动北京市民，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帝救国群众运动。6月11日，陈独秀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上火线。当天晚上，他带着刚刚印刷好的由他本人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径直来到了当时最为热闹的新世界商场，40岁的北大著名教授陈独秀爬上商场的最高楼，奋力将印有《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撒向了人群。正在他一次又一次抛撒传单的时候，不幸被捕了。
陈独秀被捕一事很快成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全国各大团体社会名人纷纷致函北洋政府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孙中山专门约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要求释放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奔走呼号，远在长沙的******大声疾呼：“我祝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在《湘江评论》中说：“陈独秀是提倡近代思想最力者，其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崇高品质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