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华对大哥李葆华是很敬重的，李葆华虽身居高位，却两袖清风，从来不以权谋私。亲属中，从来都没有人张口求李葆华办点私事，因为大家心照不宣，李葆华是不会动用个人的权力和影响去为别人谋私利开绿灯走后门的，李葆华终生都坚守了这个原则。李光华在抗战胜利后，去看望时为****中央候补委员、晋察冀边区组织部长的哥哥李葆华。按常理说，父母都不在了，长兄为父，李光华也很希望能在哥哥身边工作，毕竟没有了父母，哥哥就是他的依靠了。作为担任晋察冀边区组织部长的李葆华给予自己的亲弟弟一定关照，安排适当的工作和职务是很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兄弟相见时，大哥问寒问暖就是不过问弟弟的工作，李光华意识到大哥不愿他在自己属下工作，大哥不希望手中权力的天平有一点失衡。李光华告别了大哥便只身回到老家，由当地党组织安排了工作。后来李葆华曾对李光华说过：“正因为我们是李大钊的儿子，我们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辜负父亲对我们的希望。”
2007年10月，笔者在北京前去拜访时，本想象李光华可能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的高层小区，或是住在比较考究的四合院里，可寻访到李光华的住址时，那竟是地处偏远的一片很老旧的单元楼房。
李光华的家并不宽敞，有室无厅，地上铺的是很多城里人家已经淘汰的那种人造革地板，房间里连简单的吊灯也没有，而是那种早已过时的日光灯管，家具大约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既普通又陈旧。屋中没有皮沙发也没有布绒的沙发，就是一对沙发造型的硬木椅带手工的坐垫和靠背垫而已。李光华的一间房既是卧室，又是书房，也兼做客厅。
尽管住房和陈设普通简单甚至简陋，却窗明几净。
李光华的着装也特别普通，穿的上衣布料是卡其布的，洗得都有些褪色了。他的爱人李永兰衣着淡雅，也是一位离休干部。
如果不是置身于此，亲眼所见，让我几乎难以相信，这就是15岁走上革命道路17岁奔赴延安长期做领导工作正局级离休干部李光华的家，又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儿子的住宅。
想想当下一些官员追求奢华，衣食住行讲排场图豪华，相互攀比阔气，如此比较，这是怎样的差距啊。
再想想，一些人一旦有了一官半职，便自命不凡总觉得高人一头甚至盛气凌人，如此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和李光华这面镜子对照一下，是否该汗颜呢？
在李光华的房间置放的桌子正中，安放着一尊李大钊先烈的瓷质头像，头像旁摆着清香的鲜花。每天凝望着父亲的遗像，李光华又会想到什么呢？
李光华夫妇的子女中，小儿子李建明“****”中患病毒型脑炎，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落下了残疾。李建明频频发病，给父母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吃穿照顾，看病吃药长年的费用都不用说，几十年来，每天夜里，两位老人都要起来几次为他摆正睡姿，盖好被子，观察有无发病征兆。这对人的精力和心灵是巨大的消耗和折磨，况且李光华已是84岁的高龄，他得过重病，还硬撑着要照顾残疾的小儿子。
如此窘境，李光华夫妇却从来不觉得委屈，安之若素。他们不想也不愿意给组织给政府添一点麻烦，组织上要为他们改善居住环境，改善生活状况，要给他们派工作人员或请保姆，他们都婉言谢绝了。领导来看望时，李光华总会连连地说，没事，没事。
了解了此情此景，让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在北京万安公墓的园林中建有李大钊的陵园，矗立着汉白玉雕刻的李大钊的全身塑像，纪念碑文是由******亲笔题写的。在李大钊战斗过的地方，都建有李大钊烈士纪念馆。李大钊诞辰100周年、110周年，****中央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李大钊的丰功伟绩。江****在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做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李光华等亲属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胡****就曾连续两次接见了李大钊的后代。
可以说，我们几代人在上小学时就读过李大钊的事迹，李大钊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可是李大钊的子女们却甘愿做低调自律的普通人。
李光华认真地对笔者说：“我不能靠父亲李大钊的光环求私利，他是他，我是我。”
这句话，让我怦然心动，感触颇多。
或许，李光华真正读懂了父爱，也传承了父亲的大爱。
三、栋梁任弼时
在奔赴苏俄的中东铁路上，留下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故事，也留下了任弼时的身影和足迹。
1921年初春的某一天。
“呜……”一列中东铁路火车载着夕阳的余晖，缓缓驶进北方重镇哈尔滨。车厢内衣着各异、口音不同的乘客们望着窗外，远处不时掠过的那一片片错落有致的俄式楼房的窗棂上，房檐上，那洋葱头形状的屋顶上，都落上厚厚的一层积雪，不时地被冷风卷起的积雪如烟似雾地旋转着。
“哈尔滨这个城市很洋气，感觉好像到了国外，不过，太冷了。”
“是啊，冷得很，要多穿点，穿厚些。”
有些乘客边议论边赶紧又穿上一些遮挡风寒的衣物。整个车厢内，绝大多数人都裹着厚厚的衣物，做好了御寒的准备。
相比较，在车厢中间坐着的几位年轻学生则有些另类。他们的装束明显地露出南方的特色，穿着都不够厚实，尤其其中看着还有些稚气的最年轻的学生，他的穿着实在有些单薄，与车厢内裹得严严实实的乘客们显得格格不入。
“呜……”又响起了火车的鸣笛声，提示着火车即将到站。乘客们都骚动起来，收拾着行李，整理着物品，为到站下车做准备。
列车速度明显减慢，紧接着是一阵刺耳的摩擦声，然后猛地晃了晃，停了下来。车厢里不少乘客被晃了个趔趄，一个大块头的苏联人很生气，大声用俄语咒骂着。
几位青年学生提着旅行包，随着客流下了车。
刚下火车，扑面而来刺骨的冷空气使几位青年学生不由有些哆嗦。
“上海都已经是春暖花开了，想不到哈尔滨还是这样冷。”
“一南一北，温差真是大啊。”
最年轻的学生左手拎着包，右手挥舞着拳头说：“年轻战胜严寒！我们跳几下就不冷了。”
随着几位青年学生活力四射的暖身跳动，他们脚下的一片积雪迸发出“咔咔咔”铿锵有力的响声。
这几位青年学生就是来自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受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派遣，他们满怀激情和憧憬奔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中东铁路成了他们的红色通道，哈尔滨则成为了他们漫漫旅途必经的红色驿站。
他们中间个子很高，约有20岁，是来自湖南的肖劲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海军司令，最年轻的还不满17岁，他也是湖南人，名字叫任弼时，他后来成为开国领袖之一，是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党中央五大书记之一。
任弼时走上革命征程，是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感召力紧密相连的。******曾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初夏，正在湖南读高中的任弼时看到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关于选派一批人到苏俄留学的通知，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跃跃欲试。任弼时本来还有一年就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了，但他说：“我认可舍弃高中毕业证，也要拿到留学证。”
通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放弃学业的任弼时和肖劲光、任岳、周昭秋等人来到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在这里任弼时和刘少奇成为了同学。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党组织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联合创办的，是培养革命者的红色摇篮，也是负责输送革命青年赴莫斯科留学的基地。追求进步的年仅16岁的任弼时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历经八个月的俄文和马列书籍的学习后，被组织派遣赴苏俄留学。
任弼时和他同行的肖劲光等共六人，是上海党组织派遣的第一批赴苏俄的留学生。不足17岁的任弼时，在红色之路赴苏俄的革命者队伍中，是最年轻的一位，也许就应了那句话：自古英雄出少年。
当下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还被当作孩子，正是受到父母的呵护甚至长辈宠爱的年龄，他们是在全家保护下生活的，几乎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出远门总要有家长或长辈的陪伴，他们一旦离开，那会让全家人视为最揪心牵挂的头等大事。至于当年十六七岁的任弼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历经万里之遥远赴国外，今天的年轻人几乎连想都不敢想。
任弼时在1921年初春启程前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正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或许十几岁的任弼时才甘愿冒险奋勇探索未来之路的。
2012年9月笔者到北京采访，主题是采访任弼时的后代，这已不是第一次采访他们了。由于任弼时大女儿任远志生病，笔者采访了任弼时的小女儿75岁的退休干部任远芳。她听大姐讲述过父亲赴苏俄的往事，她对笔者说：“我父亲任弼时十六七岁和肖劲光等人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很冷，风呼呼地刮着，我父亲穿得很单薄，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带的衣服也不够。虽然我父亲年轻身体好，在哈尔滨还是感冒伤风了。可是几天后在哈尔滨办完出国手续后，他就带病坚持上了中东铁路的火车，过了绥芬河边境，来到苏联远东的海参崴。海参崴正闹疫情，对发烧的人都要扣留，我父亲被扣下，就让肖劲光他们先走。第二天在量体温前，我父亲用力活动把胳膊来回摆动出了汗，体温降下来被允许离开，我父亲就去追赶肖劲光一行。当时苏俄内战刚结束，被白匪军破坏的铁路需要修复，边修边通车。那时苏俄严重粮荒，我父亲他们经常连黑面包都吃不饱，又饿又累还带着病，走了两个多月遭了很多罪，才到了莫斯科。为了寻求革命的火种，我父亲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整整学习了三年。”
长长的中东铁路，承载了寻梦和筑梦人任弼时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身影，也见证了任弼时无悔的青春岁月。
1925年，年仅21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国共青团中央总书记。1926年10月下旬，任弼时赴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此行，依然是走中东铁路赴苏联的。
任弼时的小女儿任远芳对笔者回忆说：“听母亲陈琮英讲过，1926年党中央决定我父亲到苏联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那一年我父亲22岁，和我母亲一起去的。他们辗转到了哈尔滨办了出国手续，走中东铁路经过绥芬河来到海参崴，到了莫斯科，一路上都是坐火车，半年后返回走的还是原路线。后来，我到俄罗斯档案馆专门找了一些资料，找到了我父亲当年出席大会印有照片的代表证。”
1927年4月在****“五大”会议上，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7日，任弼时出席****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任弼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各个历史时期，任弼时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奉献了全部心血，功勋卓著。任弼时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
曾经担任红二军政委、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带领部队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之后在延安任弼时又长期担任了****中央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统揽指挥戎马倥偬，在中央领导的岗位上呕心呖血运筹帷幄，任弼时几乎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但在孩子的眼中和心目中，演绎着特殊的父女情深的故事。
2007年，笔者曾专程赶赴北京采访了任弼时的大女儿，年逾七旬的北京离休干部任远志。她的家布置得很普通，她本人也是朴实无华。临近中午，我想要请她吃饭，她却婉言谢绝了，真诚地对我说：“我们俩谁也不用客气，我就电话约外卖的盒饭送来好了。要不然就请你在家吃饭啦，我们平时也都是家常便饭，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吃盒饭吧。”
笔者也曾采访过一些干部子女，其中有些被称为官二代的人，其父母的官位并不算大，骨子里却透着清高的气息自命不凡，总想摆点谱端点架子。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样，干瘪的麦壳，风一吹，就会飘飘然东摇西晃，而沉甸甸的麦穗总是耷拉着脑袋。有时浅薄与厚重都是形于内而发于外的。
作为开国领袖之一任弼时的大女儿如此平易真诚，着实令人心存温暖和感动。接着任远志推心置腹地讲起了她与父亲的故事，还特意找出任弼时曾写给她的亲笔信。
1931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江西工作。临行前，他望着娇小瘦弱的妻子陈琮英那挺着大肚子即将分娩的身躯，心疼地抚着妻子的肩膀安慰道：“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来，不论是男是女，都叫远志吧，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有远大的志向。”
任弼时离开上海七天后，任远志便呱呱坠地了，名字是父亲起好的。
1932年2月，******拍来电报，调陈琮英到中央苏区工作。陈琮英多么希望带上女儿一道去和任弼时团聚啊，可她不能不考虑险象环生的环境。于是，她流着泪将不满1岁的女儿搂在怀里，亲了又亲，终于送回了湖南老家寄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