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代表们南腔北调又是新面孔人生地不熟,一旦暴露或走露风声,可能随时被捕。牵一发动全身,将直接影响中央“六大”能否顺利召开,所以代表们一般不出门。吃的用的,办理出国手续和购买火车票等,都由哈尔滨县委承担。哈尔滨接待站还和满洲里及绥芬河接待站取得联系,为代表们精心准备了暗号牌,通常是67号或69号,与满洲里或绥芬河当地派出的马车排号相吻合。
解放后,阮节庵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些代表陆续来哈尔滨到我家来要‘号’,‘号’是李纪渊预先告诉我的,由我们告诉来人,这个号就是去莫斯科开会过国境的暗号,一共有四十多人。”
代表们在哈尔滨停留几天后,便可启程。哈尔滨县委要必保每位代表上火车且都有专人护送全程。对于缺少人手的哈尔滨县委来说,可谓困难重重。但他们顶着压力,做好了接待几十名“六大”代表的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28年5月,满洲省委唐宏经、王福全、于治勋、朱秀春、李任光五位代表从沈阳来到了哈尔滨。由于他们对东北和中东铁路都很熟悉,哈尔滨县委就委托他们分别护送其他来自南方的“六大”代表从哈尔滨到满洲里或绥芬河。
2001年,笔者在大连寻访到了唯一健在的当年满洲省委“六大”代表,100岁的唐宏经。
那时,唐宏经身体依然比较硬朗,思维也比较清楚。老人回忆说:“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坐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给了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两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中央大街)一家卖旧衣服的商店接头。接头后,哈尔滨地下党领导把我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见到了张国焘。张国焘说,你们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协助哈尔滨的党组织,护送南方代表过境,我回到旅馆后把中央的要求向他们四个人作了传达。”
“我记得先后两次护送了广东、贵州还有江西代表团,每一次都是哈尔滨接待站负责办好手续买好车票,还给代表发了过境的号码牌。我带他们上火车,一路上他们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头。哈尔滨到满洲里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下车后,满洲里也有交通员带我们,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带号头的马车。马车前面挂着车灯,如果代表手中的号码牌和车灯的号码对上,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了。送走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
2012年夏天,笔者来到了满洲里。
在火车轨道旁边的中俄交界处那石头垒砌的高坡上,立有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红色交通线”十个大字。
上了高坡的平台,迎面矗立着一块硕大的花岗岩石碑,上面标明“红色之路简介”的字样。石碑旁边置放着几辆带有车灯标牌号码的马车,号码分别是67号或69号。马车的造型乃至车厢车灯,都很陈旧,斑驳陆离,很有岁月的沧桑感,当然这不大可能是当年“六大”代表坐过的马车,只是替代品而已。
离开了高坡平台的参观处,眼前是重新修建不久的雄伟壮观的国门。笔者坐上电梯登上约有三层楼高的国门最上面宽阔的平台,向下望,是中俄两国的火车在国门的空间交叉穿梭,向前望,百米之遥便是俄罗斯的国门。
倏忽间,天空暗了下来,接着下起雨来,好在雨不算太大,雨丝随风摇曳淅淅沥沥。
向远望,国界线上连接着一大片辽阔的草地,除几个岗哨外,仅有零散的建筑物,开阔的草地绿草萋萋,道路崎岖,茫茫苍苍,漫无边际。
烟雨迷蒙的满洲里边境,让人感叹和遐思,笔者仿佛看到了八十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的神秘而惊险的场面。
曾经在此地走过的罗章龙在其亲笔撰写的《关于参加“六大”的回忆》一文中,对那一幕是这样描述的:
“车抵满洲里,下车后,天气晴朗,交通员带大家分别缓步向一高大木栅门走去。正徘徊间,忽见一人执长鞭走近前来,细审面貌,知为事先约定迎候之人,遂尾随其后。行约十分钟,见道旁停有马车十余辆,我们取出暗号牌,与马车车灯号码呼应,那执长鞭者看看我们暗号牌微微点头。”
“这十余辆马车,中间一辆特别宽大,车前有栗色壮马四匹,车左边坐有一少年,环眼卷发,状极英武。持长鞭者伫足,略一注视,一跃登右边车座,我们见状,并紧随其后登车。坐定,少年驭者略一扬鞭,驷马昂首扬鬃,并驾齐驱,如风驰电掣,绝尘而去。”
“车行半小时后,越过一广阔草原,即缘山岗前驰。山岗列碉堡一群,约每隔500公尺即有碉堡一座,堡上哨兵荷枪监视,碉堡外远远有马队巡逻。”
“此时驭者聚精会神驱车急驰。猝然响起枪声,我们都很担心,注意一听,枪声离得较远,而驭者并不算紧张,东躲西绕,颇有经验,穿插山丘溪谷间。”
“约一小时后,行抵一山丘下停车。此时只见四马汗流浃背,****尽湿,驭者声言现已越过中国国境,进入苏联境内,可暂休息片刻再前进。”
“从驭者谈话中知他们二人系父子,父子二人操此业驰骋于中苏国境线上已十余年,勇敢机智,驾轻就熟。”
“我们下车稍憩,即有一位苏籍少年向导前来,引导我们四人步行前进,经过苏方岗哨,出示证件,毫无阻留。不久行抵一小车站,略进饮食,随即登上开往赤塔火车,向西续行。”
罗章龙的回忆文章,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过境的真实场景,尤其是堪称叫绝的赶车人那父子俩的形象,跃然纸上,跃然眼前,更跃然我们的心里,实在太感人了。马车上“六大”代表的生命安危都系于他们的手中,关键时刻,他们淡定从容让代表们一路平安。他们操此业驰骋中苏国境线已十余年,期间,他们迎送了多少往返红色之路的寻梦人啊!
英俊少年和父亲在一起互为依托,凭着超常的驾车技术和智慧机敏,在戒备森严气势汹汹的岗哨和巡逻队的眼皮底下,冒着生命危险为偷越国境的革命者迎来送往,真是值得记住他们。
笔者细细翻阅了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的诗集《椿园诗草》,惊喜地发现罗章龙曾为这对父子俩写诗留念。罗章龙诗的题目是《满洲里寄王煕春与谢黛茜》。
“一九二八年过满洲里赴苏,乘驷马车,御者楚伯洛夫父子。古之造父、王良流亚也。挥鞭疾驰,绝尘而去。”
息马垂鞭意态闲,胪滨破晓一星鳏。
轮蹄电掣惊风雨,造父骅骝共闯关。
在国内白色恐怖笼罩的形势下,哈尔滨也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但哈尔滨地下党组织没有辜负中央赋予的特殊使命,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为“六大”代表保驾护航。
哈尔滨市****党史大事记记载:当年哈尔滨“六大”秘密接待站先后接待了全国各地的“六大”代表共有四十多位,包括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李立三、蔡和森、夏曦等,并护送他们全都安全出境到达莫斯科。
2012年10月,在北京,笔者访问了****中央党史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李蓉。李蓉指出:“哈尔滨党的地下组织为接待和护送党的‘六大’代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哈尔滨党组织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也是对我们党的这一次代表大会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历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中,“六大”是唯一在国外召开的,也是唯一将全体代表的姓名都用编号来替代的大会。
2012年10月,当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把****“六大”代表名单拿出来,立刻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编号。据介绍,从报到之日起,他们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名字了。会议上发言要叫号,记录也只标明是几号发言,甚至领东西、分配住处、安排交通,也都以号为序。
代表们来到哈尔滨接头使用的是若干根火柴,过境时用的是标明数字的暗号牌,开会时人名使用的是编号,采用这一系列神秘的数字,是缘于安全保密的需要。
据史料记载,出于对代表们的安全考虑,大会组织者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当载有代表的列车抵达莫斯科时,代表们的包间都放下窗帘。待所有的旅客走光后,迎接代表的汽车直接开进火车站的站台,把代表们从火车上接到汽车里再直接拉进会场,一路上也挂着窗帘。代表们一到大会会址,立即换穿列宁服或西装,尽量不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