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这列国际客车，是归绥芬河火车站管理，绥芬河的日伪警察对这列往返中苏之间的火车看得很紧，时常登车巡查。尤其是对车上的中国乘客，盘查搜查是常有的事。
2012年6月，笔者在哈尔滨电影机械厂宿舍楼寻访到李春荣的儿子和儿媳。李春荣的儿媳吕艳春讲到一个细节，这让笔者几乎难以想象，颇为感慨。
李春荣的儿媳吕艳春说：“听爸爸讲过，当时是把有关的信件和情报从中国带到苏联，回来的时候再把苏联的信件和情报带回来。这些都是机密，一旦被日本鬼子和伪警察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要藏起来，藏哪呢？爸爸就把用来扫地的扫帚从头上把绳子解开，把信件和文件卷成纸团，小心地放进扫帚掰开很深的地方，放好后再把扫帚绑成原样，让别人看不出来半点破绽。”
李春荣的儿子说：“我父亲掩护和保护了好多赴苏联学习或开会的同志，其中就有****吉东局老朱的爱人小赵，还有潘庆来的女儿和儿子等，他都是悄悄地把他们带进自己服务的车厢。遇到敌人搜查时，他就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为他们出面打掩护，必要时就把他们藏到乘务员休息室甚至是厕所里。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他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
当年，每天从绥芬河开出的国际列车终点站是海参崴。
海参崴，碧海蓝天，风光旖旎。一排排俄式或欧式建筑在海湾的两边，如同打开的屏风隔海相望。在海水的润泽下，加上周边绿茵覆盖，那鳞次栉比的古典建筑，既显出恢宏和厚重的气势，又显得圆润清丽。
冉冉升起的朝阳，为无限的大海增添了壮美；满是火烧云的晚霞飘忽不定；溢彩流金映照着大海的渺渺的波涛宛如铺上了一层绚丽缤纷的绸缎，起起伏伏，飘逸浑然。
李春荣从小就喜欢大海，梦想着能有一天到海边走一走、转一转，这是他许久以来的期待。年轻的李春荣在国际列车到达终点站海参崴时，特别想下车去领略一番俄罗斯远东滨海城市迷人的风光，看看大海，感受一下苏联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他驿动的心让他跃跃欲试，甚至他不止一次有这样的冲动，可是责任和使命让他停住了脚步。
李春荣在1985年撰写的《在列车上跑交通》这篇文章中写道：“当时组织规定的联络方法是，列车到海参崴后我不下车，待在最后一节车厢里等待与一名苏联军官接头。那个苏联军官上车后，我们互相交换信件，回到绥芬河后，我将信件交给李文输，他与我单线联系。”
按国际列车规定，车上的工作人员是轮流休息。李春荣在火车上是流动的交通员，休息时他的家成了秘密交通站。
李春荣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我家住在绥芬河一个山坡下，山坡上住着日本守备队，地下党的领导钟子云在绥芬河时，常在我家开会。1933年，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松到绥芬河住我家，住了有三四天还开了会。从苏联回来的，还有准备去苏联的同志，也时常暂住在我家。”
李春荣的儿媳吕艳春对笔者说：“听爸爸讲，绥芬河家里住的地方是一个交通站，开会或有什么事，都由我婆婆在外面放哨，注意外边的动静。怕别人发现外人在这里住，就经常搬家呀。”
李春荣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做国际交通工作时间是1932年至1934年，1934年冬我的工作变动，就不跑国际交通了。随后由苗元庆跑了一段国际交通。”
1943年，李春荣举家迁往哈尔滨。1952年2月担任哈尔滨电影机械厂厂长、党委副书记，1980年8月离休。在上世纪90年代末，李春荣逝世。
当年，中东铁路那漫长的两条铁轨是冰冷和沉寂的，可是无数的革命者对这条和苏联莫斯科接轨的铁路却有着特殊的情感和难以忘怀的记忆，这条铁路曾使得他们的生命历程在不经意间出现过巨大的变化。
曾经担任过****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中央纪检委副书记的赵毅敏，在2002年7月25日病逝时，已经是99岁高龄。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一段在中东铁路做隐蔽战线工作的经历。
2001年5月，笔者曾到北京木樨地22号楼拜访过赵毅敏。交谈中得知，他曾在绥芬河的交通站做过交通员，由于当时主要是采访与抗战有关的内容，他在隐蔽战线的经历没有深入谈及。采访时，时年98岁的赵老依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步履矫健。那一年是为纪念“九一八”事变70周年前去采访赵老的。70年前，时任****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的赵毅敏在沈阳的居住地通过广播电台知道了日本入侵沈阳的消息。伴随着窗外的枪炮声，赵毅敏义愤填膺，一夜未眠，他亲笔起草了抗战宣言。赵老说：“当时，我作为宣传部长，总要写一个抗战宣言吧。于是，我写了一夜两千多字。第二天一早，我就找到组织部长商量，很快在当天以****满洲省委的名义，发出了‘9·19’抗战宣言。”
****满洲省委在“抗战宣言”中，号召东北人民英勇抗战。1931年9月19日，****满洲省委发出的抗战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出的抗战声音，也被称为中国抗战第一声。
告别前，98岁的赵毅敏亲笔挥毫书写了遒劲有力的“难忘****满洲省委抗战岁月”的条幅，赠送给笔者。
让人感动的是，他现场写完条幅后，笑着说：“我在哈尔滨生活工作过好几年，我要送一送来自哈尔滨的客人。”他的秘书要代劳，也被他拒绝了。笔者实在不好意思让如此高龄和高位的赵老相送，他却说自己还时常出去散步呢。就这样，他坚持亲自从高层楼房坐电梯下来，在秘书的陪同下，走过院内绿树环绕鲜花盛开的长长的过道，一直将笔者送到大门口，并伫立挥手告别。
在大门口站岗的军人微笑着向98岁的赵毅敏敬礼，一定以为首长送走的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当笔者回眸频频招手致意时，不知不觉地眼睛有些湿润。心想，越是这样重要的人物越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啊。
时隔10年后，2012年10月，笔者又来到北京木樨地22号楼。楼依旧，院子里长长的过道也依旧是绿树环绕鲜花盛开，但物是人非，斯人已去。上楼按响电铃，开门的是赵毅敏的女儿凌楚，她热情地接待了笔者。
谈起赵毅敏曾经从事隐蔽战线的经历，听过父亲讲述过往事的凌楚对笔者说：“那是1928年冬天，我父亲和我母亲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国，他们是从绥芬河入境走中东铁路到哈尔滨。本来组织上通知我父亲到上海中央局工作，我父亲也是做好了去上海的准备，可是当时绥芬河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急需要人去接替工作。是去中央局还是去建立交通站，当组织来征求他意见时，我父亲没有二话，表示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根据组织的临时安排，我父亲赵毅敏和我母亲凌莎很快从哈尔滨秘密返回了绥芬河。”
赵毅敏的童年是在河南省滑水县城南一个偏僻的农村度过的，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南大学。1924年，20岁的赵毅敏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新思想、新知识，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此期间他因参加反帝救国的学生运动，被法国警察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建党初期的党员。
1925年10月，他受党的委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深造，并很快担任了学校团宣传部长。在中山大学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革命原理，这为他成为职业革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与来自上海的同班同学凌莎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夜幕下莫斯科红场的座椅上敞开心扉，促膝长谈。他们在风景优美的莫斯科环城河河水中相依相偎坐在船上，悠悠地荡起双桨。那泛起的层层浪花，伴随着他们放声歌唱。
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他们从同学变成了伴侣。1926年夏天，年轻的赵毅敏和凌莎在莫斯科结婚了。
从1925年11月至1928年11月，赵毅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整整学习了三年，这三年是他收获新思想、新知识插上革命双翼的难忘时光，也是他收获爱情的幸福时光。1928年冬天，组织上派他回国工作，于是他携妻子，长途跋涉回到国内。本是绥芬河的过客，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也或许和中东铁路注定有一段不解之缘，赵毅敏回到国内的第一份革命工作就是要在绥芬河建立秘密交通站。
1928年末，在靠近铁路的绥芬河小镇，24岁的赵毅敏化名刘老板，开设了一个不起眼的估衣店，凌莎以店员的身份协助工作。
小店里收购寄卖各式各样的衣物，从俄国人的大衣、长筒靴到中国商人的长袍、马褂，包括农夫的破棉袄，应有尽有。
年轻的赵毅敏身高1.80米，相貌英俊，长期的学校生活使他看上去很有书卷气。外形娇媚的凌莎来自上海，又在莫斯科留学，身上难免透着一些洋气和书生气。在地处偏远的绥芬河小镇，这对阅历非凡的俊男靓女装扮成教师、医生、公职人员等，肯定是惟妙惟肖，扮成商人却有些逊色了。
为了更快地进入“角色”，他们进入绥芬河小镇一些店铺，悄悄地察言观色，模仿开店老板的神态和动作，机敏聪慧的他们很快从着装到举止包括说话的腔调都已渐渐有“商人”的味道了。
位于山坡上的估衣店，平时来这里买卖衣物的顾客不算多，显得有些冷清。刘老板和善地坐在门口晒太阳，有时也和附近的居民闲聊，生活显得闲适而安逸。
到了夜晚，小店一改白天的萧条冷清，变得分外繁忙起来。
每每这时，凌莎总是要拉下厚厚的大窗帘，她和刘老板也变得格外警觉起来。他们要用暗号和暗语与来这里的特殊顾客接头，还随时警惕是否有可疑的人出现。
到了夜晚，周围的居民都已酣睡，夜色如墨，一片寂静。
小店白天几乎无人问津的衣物，此时派上了用场。往来于中苏之间跨越边境线的革命者，都要到这里改换行装。准备到苏联去的，换上俄罗斯的大衣和靴子，从苏联回国的同志，根据不同的需要，换上不同的中国衣物，或扮作商人或扮作苦力再回到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