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
近来常在小菜之间，偶然拨到几片笋，为了价昂，娘姨不能多买，也就在小菜里略略掺和几片，以示点缀。但这使我于举箸之时，油然的想到了故乡，不免有点“怀乡病”了。
我之爱笋，倒不是为的它那“挺然翘然”的姿势。日本学者之侮蔑中国，真可说是“无微不至”。鲁迅先生的《马上支日记》，有这样的一节话：
“安冈氏又自己说——”
“笋和支那人的关系，也与虾正相同，彼国人的嗜笋，可谓在日本人之上。虽然是可笑的话，也许是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象来的罢。”
“会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宝贵的，所以曾有‘会稽竹箭’的话。然而宝贵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于战斗，并非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多竹，即多笋；因为多，那价钱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乡，就吃了十多年笋，现在回想，自省无论如何，总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爱它‘挺然翘然’的思想的影子来。”
我是不很佩服我们东邻的所谓“文化艺术”的。也许由于我的浅尝，无法理解他们的伟大。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没有一个文学者，能及得上我们的鲁迅先生。这也许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脱不了封建势力的束缚有点关系，在文化艺术的领域上，只看到他们风气的流变：自自然主义而至理想主义，而至“左翼运动”，大半都停留在表面上，不可能有更深入的发掘。安冈秀夫的话，也许多少受到弗洛特（现译“弗洛依德”，其学说认为人之一切欲望都来自性本能）学说的影响，然而以此作为侮蔑中国民族性的刻划，确实是可观了。
因为爱吃笋，就想到乡间掘笋的故事，真可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我家老屋后门，就有一大块竹山。中国人固然有以竹为箭，用于战斗；但最古时候，还有用蒲的。《左传》所谓“董泽之蒲，可胜既乎”。那说来，真是“草木皆兵”了，这可见中国民族是最坚韧善斗的。不过世界上杀人武器，既已通行枪炮，以竹为箭，成了我们孩子时代的玩艺。古风杳渺，乡之人也早没有见竹而思战斗的积习了。他们喜欢培竹，一则为图出息，二则为图口舌，三则如遇我辈文人雅士，聊供消暑纳凉，吟诗入画罢了。
我没有“赋得修竹”的才能，更没有写松竹梅岁寒三友图的本领。但却时常跟着长工去掘过笋。笋而必然掘，那已可见并不是一定“挺然翘然”的了。大概城市里人，想象特别丰富，虽然在植物学书上，也看到过“块根”“块茎”之说，但一入乡间，也不免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慨。五四时候，一般青年激于义愤，以大写壹字的资格——因为有别于寻常戏子，他们以大写壹字自居，而将寻常戏子比之为小写一字，——入乡演剧宣传，一看满地的“田田荷戏”，均皆惊奇不置。一经询问之下，始知为常吃的芋艿，不免大失所望。他们全以为芋艿该如桔子李子，是结在树上的。人之智愚不肖，不能以书本为标本，于此已可概见了。入冬之时，竹山里的笋，其未“挺然翘然”，怕也出于安冈秀夫自己的想象之外吧。
掘笋功事，非专家不办。大抵冬霜既降，而绿竹尚“秀色可餐”——这说来，自然是好吃的民族了——土地坚实异常；冬笋则必裂地而出。据说是人间春意，先发于地。竹根得春气之先，便茁新芽，是即为笋。笋伏处土中，日趋茁壮。乡人于此之时，即从事采掘，如发宝藏，虽并不容易，但乡人类能“善观气色”，“格竹”致知。从竹的年龄与枝叶的方位，知道它盘根所在。循根发掘，每每能获得“小黄猫”似的笋。我不大了解他们掘得笋时的喜悦心情，在我则是掘得新笋一株，赛获黄金万两。吃笋固然快乐，掘笋则更觉趣味无穷。
这也许由于我“得之也难，则爱之也深”。希望成于战士，地下的“小黄猫”，是人间的大希望。我于此而体念到人生的意味；大抵我的掘笋方法，专看地上裂缝。因笋有成竹而为箭的使命，所以特别顽强，不论土地如何结实，甚至有巨石高压，它必欲“挺身而出”，故初则裂地为缝，终则夺缝怒长。即有巨石，亦必被掀到一旁。大抵冬笋是它尚未出于地面之称，并非与毛笋为不同种类。一为毛笋，只须塌地斩断，不劳你东搜西寻了。所以一作羹汤，也就觉得鲜味稍杀。
在绿竹丛中黄草堆里，要寻到所谓笋的“爆”，实在困难。我家“长工”“看牛”之类，又常和我取笑，当我转过背去，就用锄向地上一掘，做成个假的“爆”，并且做出种种暗示，叫我向那爆裂处走去。一待我发现这个，便用力的掘，弄得筋疲力竭，还是一无所得，而他们却拄锄站立一旁，浅浅微笑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而我则不作如是想，大抵每一早晨，我非掘得一二株笋，是不愿回家的。
然而，有时，于无意之间，与姊妹嬉顽于竹林深处，或采毛茛咀嚼，或筑石为城，翻动乱石，忽见“小黄猫”出现眼前，那真大喜过望，莫不号跳回家，携锄入山。真有“长长白木柄，吾生托子以为命”之慨了。
不过乡人之于竹，有“笋山”与“竹山”之分。我家就有一大竹山，一小笋山。竹山专用以培竹。笋山大都邻近居处，便于采掘。竹山则专有管山人司值，禁止一切人等偷掘冬笋。竹山每年一度壅培，即用管山人所饲之牛的“牛粪”。壅培之时，大概在秋末冬初。这事在富农的我家，仿佛是个节日，我也曾跟长丁雇工，参与这种盛会。目的不在去闻牛屎香味，而在管山人的一顿好小菜。壅山之日，主人与管山人同至山地数竹，将每一竹上用桐油写上房记；我则跟随在瘦长的父亲的身后，看着他提着一竹筒黑油，用毛笔沾油作书的有趣情景。这在乡间叫做“号竹”。父亲号竹的本领，极其高妙，笔触竹竿，如走龙蛇，顷刻即就。有时是“明房”两字，有时则为“王明房”。这打算自然不同于竹上题诗。竹既有号，则偷儿便无所用其技了。固然伐竹之时，可将它记号刮去。但被刮过的竹，背到村里，人们也就侧目而视。这大概就是张伯伦所谓“道德的效果”吧！
我是不大明白父亲那种爱竹心理的。但每当秋夏之交，父亲又率长工上山去了，将竹山上的老竹删去一批，背到村前溪滩，唤筏工，锁竹成筏，专等老天下雨，溪水高涨。大概秋雨一阵过后，父亲就背上糇囊上城去了。同时，筏工也撑着竹筏，顺水而下。有时，父亲且与做长板生意的合作，让竹筏上载着许多木头刳成的长板，轴轳接尾的浩浩荡荡流着出去。乡下孩子所见甚少，每遇此情此景，是觉颇为“壮观”的。
背着糇囊上路的父亲，不到一月左右，也就捎着“凤仙袋”喜气洋洋的回来了。母亲自然是慰劳备至，首先为他招呼面水脚水。父亲本不喝酒，但在这—次餐桌上，母亲总为他烫下几两黄酒，姑且小饮几杯，说是赶赶寒气。而我所欣喜的又是藉此也有—顿好小菜吃。
自掘笋以至壅竹卖竹，这情景在今天想来，宛然如画。叹童时之不可复问，慨“古风”之未必长存，我虽泄气，却还欣然。然而脚踏实地，父亲时代乡人们的艰苦奋斗精神，那确实是如笋如竹，挺然翘然，不可一世的！
我们兄弟之间，已没有人步父亲后尘，过这艰苦奋斗的生活了。
我在海外流浪，已十余年于兹，故乡山色，是否一仍旧观，亦无法想象。我本无所爱于故乡，但身处孤岛，每天总可碰到些失却家乡流浪街头的难胞。他们惦念看祖宗的遗业，他们忘不了自己的土地。他们也许时时做着家园的梦，牛的梦，犁头的梦，甚至闻着牛粪的气息，然而他们的故乡呢？这使我于悲悯他们的境遇之后，略觉骄矜，我的故乡依然还是我们的！但不知有谁负起捍卫这乡邦的责任？一九二七年，二兄在世，故乡是曾经吼过来的。亡友董挚兴的血，怕还未必干了吧，但我的故乡在今天是否也在吼呢？
父亲在日，尝告我曰：昔者尚书太公与崇祯皇帝闲谈，皇帝询及吾乡情况，尚书太公以十四字作答：“乾柴白米岩骨水，嫩笋绿茶石板鱼。”是这样世外桃源的故乡，怕已未必再见于今日了。我也不愿我的故乡，终成为桃源。能斗争，才能存在；能奋发，才能进步。旧的让它死去，新的还须创造。失了乡土的同胞，我亦正与之同运命，而挺拔自雄却寒御暑的笋竹的英姿，该是我们所应学取的吧！
吃笋之余，有感如右，非为怀旧，藉以自惕云耳。
【人物介绍】
巴人（1901—1972），原名王任叔。浙江奉化人。1920年宁波第四师范毕业后在宁波等地任小学教师，发表了许多白话诗和小说。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发表小说《疲惫者》。1928年到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完成了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初稿。1929年赴日本留学，第二年回国到上海，加入“左联”。1935年起，写作重点从小说转向杂文、评论。1938年前后编辑《译报》副刊《爝火》和《大家谈》、《申报》副刊《自由谈》，并与郑振铎、许广平等人共同编辑了六百万字的《鲁迅全集》。1940年出版的《文学读本》，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文艺理论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