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城外】
那是一个惠风和畅的春日，我在北京偶然得知，91岁的傅振伦老先生也曾下放咸宁干校，不禁大喜过望。出于仰慕，赶紧前往采访。屈指数来，我所拜望的向阳湖文化人中，年逾九十、足称“人瑞”者，已有谢冰心、李长路、楼适夷、臧克家诸老，年高德劭的傅老尚只得“屈居”第五。
傅老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后长期从事考古学、方志学、博物学研究，著作有《新河县志》、《刘知几年谱》、《中国方志学通论》、《博物馆学概论》、《中国史学概论》等，退休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
几十年来，傅老一向笔耕不辍，孜孜钻研学问，已成“瘾君子”。步入他家的客厅，映入我眼帘的便是一副甲骨文对联：“周游列国东方子，博通古今大学人”。在这书卷气十足的氛围中，年迈的傅老轻言细语，开始了对往事的回眸。
“1957年我被错划右派，由研究员降职两级后，调到中华书局当编辑，整理古籍。到了文革中期，毛主席认为，改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办干校是个好办法，于是，1969年9月26日，我虽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也带着家属下放到了咸宁向阳湖。夫人陈国英自我划‘右派’不久，得了精神病，拖了二十年，终于抑郁而逝……”毕竟上了年纪，傅老说话时间稍长，就感到比较吃力，便进里屋去提早准备题字，由现在的老伴梁德英暂作“代言人”。
梁女士今年六十有七，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也是咸宁干校学员，那时还不认识傅老。提起向阳湖，她絮语滔滔，同样充满怀旧之情。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随意聊天，傅老五个年头的干校生活，在我脑海里已有了大致的轮廓。
他初到向阳湖，分在十六连。日常劳动主要是掏粪种菜，后来也参加围湖造田。夏天防汛时，晚上还得去河堤值班。最让傅老难以忘怀的是，他视力较差，有时过桥去湖里干活，因路滑跌进水里，非但得不到同情，反受到监督的人责骂。更有甚者，患病的夫人常思念远方的儿女，独自离连队外出寻找幻觉中的亲人，迷了路不能回来，还得派人去找她。直到1970年初，校部才批准把她送回北京。
这样熬了近两年，上级突然来了新指示，所谓有问题的“黑五类分子”（大都是老弱病残）一律转送文化部干校丹江口分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校据说是要长期办下去的，从向阳湖到均县，仅仅是“换个地方”而已。虽然“劳动改造”的性质不变，但均县到底没有向阳湖艰苦，傅老有幸“榜上有名”。新校址设在丹江口水库以北，学员时间安排一般是上午劳动，下午休息。余暇颇多，这对年轻时遍游英、法、意、瑞士、苏联诸国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的傅老来说，自然闲不住。他乘机重新实践“读天下书，行天下路”的少年壮志，一方面游襄樊，过隆中，上武当；一方面习古籍，理旧稿，著新作。仅两年功夫，竟写成了《陶瓷史》、《拳法》、《中英对照中国陶瓷名词类编》、《中英对照文物字典》、《中国科技史文选注》等书多部。这期间，赵少侯、易水、汤浩诸先生都曾参与傅老的“名山事业”，为其“发愤著书”助了一臂之力。
太史公有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傅老等文化名流处“落难”之境，不顾个人屈辱，倾心关注的仍是祖国的传统文化，其拳拳赤子之心，可感冥冥苍天。
1973年4月返京以后，傅老青春焕发，治学范围愈见宽广，涉猎历史方志、文献、民谚、游记、文物考古、古代科学技艺、博物馆工作、人物、谱牒及杂俎，成果叠出，蔚为大观。如今他在北京安贞里的寓所取名“百衲斋”，置身其中，不免令人油然起敬。我又注意到客厅墙上高挂着的一块红色匾额，上书“情系桑梓”四字，为傅老的家乡河北新河县人民政府所赠。没等我来得及询问其中蕴藏的乡情故事，傅老已从里屋走了出来。他找出一本前年鄂南人赠送的《咸宁市志》，打开折叠处指点道：“上面的‘大事记’记载了我们六千多文化人下干校这段历史，所以我题字的内容是‘咸宁人文荟萃之地，今已蔚为新文艺之乡’。就我个人而言，干校的几年，使我的身心都得到了锻炼。你们地区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很有眼光，也富有教育意义。那么多知名学者专家、文艺家到过咸宁，是地方上的幸事，历来志书都十分重视记载这类事件。做好这项工作，对咸宁的经济开发和发展文教事业都将大有裨益。”
从北京回温泉不多时，我收到傅老来信：“京都快聚，想已返咸矣……故宫研究员朱家溍同志，善本专家，名票友，下次来时，可一访之！”耄耋老人的满腔热忱，叫人顿时感到心头一热。这位九三学社社员、八十高龄时仍执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学者，对鄂南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工作如此重视，使我自觉意识到今后“采风”的路子又宽了许多，肩上的担子也沉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