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初的体验是对失落的体验。那种体验是自足的。在出生前一秒钟，我们和一切事物都没有区别，是某种存在的，但看不见的组成部分——然后“被出生”。为了避免越变越弱的命运，那个整体的一小点残余都必须挺直着身子，直面那个矗立在它面前的现实世界，世界的现实性与日俱增，而它已从完满的宇宙掉下来，就像掉入了一个正在将你剥夺的神圣空间。
“这儿的一切都很遥远，那儿的一切近得像自己的呼吸。”我们最初的“记忆”，既包括对早先那种状态失去的震惊和失望，也包括对它继续存的留恋。早先的人类保留着对权力系统的信仰，整个表象世界似乎都屈服于由人控制的魔力。
逃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躲过了十月革命的清算，我活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认识。现在，我决定利用剩余的岁月，来回顾自己的一生，让那些湮没在时光中的人和往事，得以重现。作为我们相识一场的纪念。
我后来的种种经历，可能都与我的出生、我所受的教育、我所认识的人和事有关。尽管我一直表现得很独立，但不可能不受到这样或那样有影响。
我出生在俄罗斯。父亲的一方有法国、德国和波罗的海血统。法国大革命之后，我们家由德国来到波罗的海沿岸，在斯特拉斯堡定居了许多年。
我父亲古斯塔夫.封.莎乐美一八0四年出生在波罗的海。这是一个大家庭，他有九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因为兄弟多的缘故，再加上那个时期崇尚武力，父亲在少年时期就被送到圣彼得堡一个军事学校学习，那还是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年代。
在一八三0年的波兰起义中，我父亲作为一名陆军上校在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得到了尼古拉一世的赏识。沙皇在他的法国贵族头衔上又加上了俄罗斯贵族的头衔。父亲从此官运亨通。我记得当时家中有一本关于贵族盾徽的证书，上面有沙皇的签名，这记载着我们家族的荣光。
后来，等我稍大一些，可以看得懂上面的字。亚历山大二世在给父亲颁发的金色勋章上写着：“为了你的勇敢、奉献、荣誉和光荣”，“纪念1831年8月25日—26日攻打华沙”。帝国还按照爵位，给我母亲做了胸针，样子很像金色的荣誉之剑，它是我父亲所有荣誉的缩影。
我母亲生于圣彼得堡。她父亲的一方来自德国汉堡，她母亲的一方来自丹麦。父亲因为从军的原因，结婚得较晚，我母亲要比他小十九岁。
这么说来，我的血统差不多覆盖了半个欧洲。很难说我们在俄罗斯时一开始说的是哪种语言。俄语是在普通百姓中流行，但我们几乎一直都是在说德语，父亲的名字，还有我们平常写信，都用的是德语。这是保持跟我母亲的祖国相联系的纽带。在这方面，语言几乎和血缘一样的重要。
我们在德国仍然有亲戚朋友，德国让我们感到某种亲近性。这种亲近性，与其说是跟德国的政治有关，还不如说是跟那些说德语的人有关。语言的联系真是根深蒂固，就好比我们走到再远的地方，一听到故乡的方言，就像遇上了熟悉的朋友。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三日，我出生在圣彼得堡。这时，我的父亲已经官至将军之衔。沙皇在百忙之中派人送来了亲笔贺信，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名流也纷纷前来贺喜，恭贺我的父亲老来得女。这一年，父亲五十七岁了。六天之后，俄罗斯发生了载入历史史册的重大事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这是近代俄国开始的标志。
改革总会带来一股新风，我出生在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代。在我之前，母亲先后生下了五个男孩，有两个夭折了。我父亲在这个年龄添了我这个小闺女，自然十分高兴。我的名字叫露.封.莎乐美，还有一个小名叫柳娅。
我们在俄罗斯得到了应有尊重，过着体面的日子。虽然我们身体里流淌着俄罗斯以外的血液，但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来俄罗斯服役的外来户。我们已经把自己看成了地地道道的俄罗斯的一员了，我算得上是第二代俄罗斯移民了。
父亲是个将军。我在清一色的军队制服的氛围下长大，这也许让我养成了几分男孩的性格。后来，父亲离开军界，转业到政府部门工作，先后担任国务顾问、枢密院顾问，后来又当上内务部副部长。他在军队中度过了他的大半生，长期的军人生活，让他养成了严谨的习惯。他到政府部门上班时，年龄已经很大了，但坚持每天都去上班，我有时也跟着去他的办公室玩。我对他来说，可以作为例外，我的哥哥们可很少享受到这种待遇。
我在八岁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军官，他叫巴伦，长得英俊帅气。他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副官，后来成了宫廷总管。他活的岁数比较长，先后经历了沙皇帝制的衰落和苏俄革命的兴起。我跟他交往不多，但有一个小小的事件至今难忘：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我迈出父亲的办公大楼，站在台阶的最上面，我发现那个帅气的军官就站在我的身后。我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地面太滑，或是为了故意吸引他的注意，我滑倒在台阶上。他像一个骑士一样跑过来，迅速扶起我，谁知他也摔倒在滑滑的台阶上。我们俩哈哈大笑，坐在门厅的入口处，四目相视。我离他这么近，甚至可以感到他的呼吸，他是那样的迷人，我静静地体验着这天赐的幸福。
那时，我还小，只是喜欢，就像喜欢一颗糖果一样，连情窦初开都算不上。但是，在我以后的交往中，不曾再次与其他男人有过这种特别的感觉。
在我的家里，除了奶娘和仆人之外，我周围的世界很少具有浓厚的俄罗斯特征。我有一个奶娘，是俄罗斯人，她文静漂亮，几乎与我形影不离。母亲有着重男轻女的倾向，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托付给了奶娘。俄罗斯奶娘的名声很好，尽管她们不一定有很好的方法教育孩子，但总是全身心地投入。他们具有无尽的母爱，这一点连很多生母都做不到。说实话，我母亲并不太喜欢女孩子，所以我小时候和奶娘呆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这也许是我后来在青春期时与我母亲难以相处的原因。
这些奶娘中有很多人是以前仆人的后代，她们继承了仆人忠诚的美德。她们现在变得比以前快乐了，因为她们与主人家的关系不再是以前那么固定。如果她们不乐意，就可以做出其它的选择。这也许与沙皇推动的改革有关吧。虽说还是做佣人，但她们不再是主人家的奴仆。主人家对她们的态度也有所转变。
在俄罗斯家庭，除了奶娘之外，其他仆人往往都具有非俄罗斯的血统，如车夫一般都是塔塔尔人或爱沙尼亚人，与嗜酒的俄罗斯人相比，他们可以做到滴酒不沾，这让主人很放心。他们中有新教徒，有东正教徒，还有穆斯林。他们夹杂着使用东方和西方的祈祷仪式，使用着新历和旧历。这些日历上标注着各种宗教的休息日和工作日。生活在这样的国际化家庭，我们的生活也就更加丰富多彩，我对其他民族从小就有了更多的了解。
替我们管理彼得堡乡村别墅的是几个斯瓦比人，他们离开家乡好多年了，但仍保持留着家乡的语言和服饰。从他们的身上，我几乎了解不到任何关于俄罗斯传统的东西。他们和我见到的俄罗斯人不一样。直到我去斯摩棱斯克看望我的二哥之后，才对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特性有所了解。圣彼得堡有帝王之气，但它是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的结合，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不过，这里有鹿拉的雪撬，涅瓦河上有闪闪发光的冰雕宫殿，春天总是来得很慢，而夏季却很炎热，让人觉得怪怪的。
我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也颇有国际性。当时，圣彼得堡有很多规模不同的私立英语学校。开始，我上的是一个私立英语小学校，后来转到一所大的学校——圣彼得公学，并在那里完成初中学业。这里的教育给我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我还是碰上了一些有革命精神的人，他们算得上是革命党人的先驱，后来有些人死在冰天雪地的流放地。
我们家兄弟姐妹众多，我最小，也是唯一的女孩，但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当我们玩洋娃娃的时候，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则把洋娃娃放在床上，并让我们玩游戏的动物回到圈子栏里去。他们把这作为给我表演的机会。他们认为我很有表演天赋。但是，我感觉到哥哥的举动比我更有想像力。
在我关于家庭的体验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一直影响着我跟男人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不管什么时候，每当我认识一个男人，我总会先看看在他身上是否隐藏着兄长的形象。我有五个兄长，其中老大和老四年轻时就死掉了。尽管我的童年常常充满孤独的幻想，尽管我的所有志向都跟家族的传统发生冲突，而且惹出了层出不穷的麻烦，尽管我的后半生一直在国外度过，远离我爱的人们，但我跟兄长们的亲情一直没有改变。我们虽然相隔遥远，随着时光流逝，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对于我的价值。什么是亲情？什么是血浓于水？岁月会为你淘洗出一个终极的答案。
事实上，在后来的年月里，每当我质问自己的性格，我总是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跟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所以我们的性格相似。实际上，我碰到的每一个男人，如果他表现出正直的思想、男子汉的气概或温暖的心灵，他就会唤醒我内心中兄长们的形象。这些形象都是栩栩如生、温情十足，填补着我飘泊动荡中的情感空白。
哥哥们对我这个唯一的妹妹很要好，虽然我们有时也会很多年没有见上一面。我的老母亲在九十岁时去世，兄长们分给了我双份的遗产。尽管两位哥哥有十五个孩子要抚养，经济压力很大，而我一个小孩都没有，没有经济负担。我不想接受他们这样的照顾。当我追问母亲的遗嘱时，他们告诉我说，那是他们决定的事。我就这样一直是他们的小妹妹，就是我成年后也是如此。
他们中最年长的萨夏，一直像继父似的照顾着我。他精力充沛，心地善良。他跟父亲一样，在许多圈子里，都非常活跃，而且乐于助人。他有很棒的幽默感，他的笑声最有感染力。他的幽默感既来自一颗非常清醒、理性的头脑，也来自一颗充满温暖的心灵。他在帮助别人时，表现得极为自然，没有让人感到是在接受刻意的施舍。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当时我在柏林，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收到他的噩耗的电报。我在震惊之余，想得最多的竟是：大哥走了，今后谁来保护我？
我的二哥叫罗巴，多才多艺，相当敏锐。在冬天的舞会上，他的马祖卡舞跳得比谁都优雅。他本想跟父亲一样做一名职业军人，驰骋欧洲，但父亲要他做工程师。于是，他真的当了一名工程师，没有让父亲失望。
三哥叫尤金。他是天生的外交家，善于与人打交道，但父亲的独断专行也迫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了一名医生，不过他是一个成功的儿科医生，并经常在宫廷行走。
父亲是一个将军，他的几个儿子却没有一个接过父亲的马鞭和战刀，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也许，父亲在经历了多年的军队生涯之后，对战争有了另外的看法，他希望的是更好地建设这个社会，而不是用战争来破坏这个社会。
尽管兄长们相互之间在性格和职业上有着根本的差异，但他们共同拥有一个杰出的特点：他们都能把自己彻底地奉献给各自的职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出一番成就来。
我的三哥是一名成功的儿科医生——甚至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对小孩子的特别友好。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私人空间，像个外交官似的，善于保密。我记得还是比较小的时候，他曾因为我公然抵制家规而愤怒地指责我。有一回，我很生气，想把一杯滚烫的牛奶泼到他身上，但我一时激动，反泼了自己一身，烫伤了脖子，甚至不可思议地烫伤了脊背。我们兄弟姐妹都有爱冲动的个性，三哥也不例外。这一次，他兴高采烈地说：“你瞧，害人者必害己，这就是你想干坏事的下场。活该！”他在40岁时不幸死于肺痨，朋友们都替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好多年以后，我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才开始更多地理解他，并在小说《朱特塔》（jutta）中借特雷伯尔这个人物描绘了他的性格。尽管他又高又瘦，谈不上什么英俊，但他总能唤起女人们心中最强烈的激情——他一直没有选定一个女人作为他人生的伴侣，但他身上洋溢的魅力具有某种让人几乎无法抵挡的诱惑，让他很有女人缘。有时，他表现得非常幽默，让人忍俊不俊。比如，有一回，我们在一起跳舞的时候，他突然想跟我交换舞伴，于是他那胡子刮得精光的脸上有了一绺美丽的假发，他那瘦削的身上则穿着一件摩登至极的紧身胸衣，看起来和苗条女郎没有什么两样。在沙龙舞会上，他收到的丝带比任何一个女孩都多，这些丝带都是那些年轻的军官赠送的，他的舞姿让男人和女人都着迷。舞会上的人们不太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只模模糊糊地知道这家有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女孩，喜欢独来独往，有些与众不同。我特别喜欢平底的舞鞋，一开始上舞蹈课就喜欢穿这种舞鞋，我喜欢在大厅的木地板上跳滑步，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冰上走。我父亲的官邸坐落在将军办公楼的侧翼，厅堂宏大，屋顶高得像教堂似的，有些房间很适合于跳滑步。我在那里一个人跳滑步，自己欣赏着那种滑步之美，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少女年代的时光。现在当我回想往事，我仿佛还能看见自己跳着滑步——是一个人在那跳，不停地跳着。这难道是对我一生的暗示吗？
我的有些哥哥很早就结婚了，当我还在舞蹈班上课时，他们就选定了自己的妻子。他们都是可爱的丈夫和父亲，不用出征打仗，不用戍守边疆，一家人守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和妻子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如同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比如，每回母亲进屋时，父亲都要站起来，我们也会不假思索地跟着站起来，以示对母亲的尊敬。不过，父亲脾气偶尔暴躁起来，也会在家里发作，这时我就会乖乖地躲到一边。我们这些子女都继承了父亲的脾气，有些暴躁和冲动。可是，父亲在他的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却显示出了真正的淡然和开朗。对此，我们常常当笑话来讲。其实，人老了，不再那么血气方刚，对世事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性格变得温和，也就很自然了。
我们称母亲为默西卡。她警告父亲要警觉点，因为据说有人正在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坏主意。她同时也会告诉父亲，另外一个人是如何如何崇拜他。不幸的是，父亲很快就会把那两个人搞混，张冠李戴，让母亲哭笑不得。在父亲年轻的时候，在辉煌的旧都彼得堡，在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下，父亲的日子一直过得很顺，他享受过人生所有的快乐——官职、金钱和亲情，一样都不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