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是陌生的，声音也听不出来是谁，但耳边却是很亲切地唤“指导员”的称呼。
当指导员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还能用这个称呼的，很可能是我当年的部下了。经询问果然就是一位我带过的兵，名叫夏立军，他说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因为当指导员每年要介绍十来人入党，年数久了，竟一时也记不起谁是谁了。
他告诉我他在俄罗斯做商贸生意，本来做得不错的，可这几年俄国佬看咱中国人赚钱了，富了，眼红了，光给咱找茬。
我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把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那一套弄到俄罗斯去了。电话那头就说，有是有点，没那么严重。别看俄罗斯人块头大，他妈的心眼却小。
这个电话勾起了我对当指导员那段日子的回忆。
2
担任一连指导员，第一次翻花名册时，我就清楚地记得，全连的花名册上有一百四十八号人。
这是一群燃烧着青春火焰的毛头小伙子。
据说，生物学家研究发现，在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体内，正旺盛地分泌着一种叫荷尔蒙的雄性激素。又据说，有“好事者”作过一次试验，把一只成熟而又健硕的公牛和一只健美而又正处在发情期的母牛分装在两条木船上，两条船在波涛汹涌的江面相对行驶，结果发现，当两条船擦肩而过的瞬间，两头牛儿竟不顾一切挣脱绳索跃入激流扑向对方——当然，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两只可爱的牛儿被洪水卷走了。
怎么说呢？生命诚可贵，情欲价更高啊！
由此，科学家得出结论，荷尔蒙的力量是巨大的，在荷尔蒙的驱使下，牛儿们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宝贵的生命。
这绝对不是一个恰当的类比。人嘛，毕竟是有着崇高道德规范和神圣法律约束的高级动物。在这里，作者想表达什么意思呢：要带好这群年轻士兵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有人把军营喻为和尚庙，这话虽俗倒也不无道理。军营里除了猪圈有几头母猪外，其他一律是公的。条令禁止，连队营区内一律不准家属留宿，包括连长、指导员的妻子。然而，当我担当指导员这个角色后，原任指导员李平被确定转业。在李指导员等待分配的日子里，营区一律不准家属留宿这一规定被他颠覆了。
被我们亲切称为“指导员嫂子”的指导员夫人，是地区文工团一位漂亮的歌舞演员，他们结婚后一直强忍着军队纪律的约束，虽近在咫尺却无法两厢厮守。现在李指导员要转业了，憋了好几年，不想再憋下去了，也就不太顾忌军队的条令和纪律了，“指导员嫂子”堂而皇之地搬进了营区。营长严肃地批评过，可我发现营长是虚张声势，并没当着李指导员的面，而是当着我和连长批的，李指导员并不曾听见。我和连长委婉地转达了营长的指示，李指导员却说：“我怕啥？我已经不是军人了，军队那一套约束不了我了”。
此一时彼一时啊。
本来李指导员是位惟命是从的军人，转业命令一宣布，很快变了个人似的，非但没把妻子撵走，而且偶尔还当着士兵的面勾肩搭背，成双成对出入营区，花枝招展的指导员嫂子特吸引眼球。
指导员嫂子喜欢把洗过的花花绿绿的衣服晾晒在门前的廊道上，包括内衣三角裤和文胸之类，在清一色绿军装的军营里，这绝对是一道耀眼的亮色。从连队管理角度看，这样肯定非常之不妥，但对我这个尚未婚配的小兄弟来说，在指导员大嫂子面前无法把话挑得更明白。
我有些郁闷。
有一天指导员嫂子突然敲响了我的房门，听到敲门那个急促劲，就感觉来者明显不悦。门打开了，见指导员嫂子提着个胸罩站在门口，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不知道指导员嫂子怎么提着这么个敏感的玩意站在我的门口。
指导员嫂子说：“赵指导员，我的胸罩有人摸过，你看，上面还有脏兮兮的手印呢”。
指导员嫂子顺势把个粉色的胸罩递到我的眼前，我哪里敢接敢看？连连后退，嘴里说，“不会吧，谁会那么无聊啊？”
指导员嫂子说，“怎么不会，你看你看，还不止一个人摸呢。赵指导员，你们得好好教育你们那些兵，年轻轻的不学好，这样下去将来肯定会成流氓的！”
指导员嫂子说完气呼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我站在门口尴尬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
十分羞愧，仿佛伸向胸罩的淫手是我的手一样难为情。
之后我就找了李指导员，非常客气地提醒他，希望他的夫人今后晾晒衣服时选择个地方，比如挂在室内呀，以避开战士们的目光。老指导员答应了，可他老婆不答应，她说这贴身的衣服只有在太阳下晾晒才能消毒杀菌。你们当兵的真老土，连这点常识都不懂！
我找连长商量对策，连长是已婚之人，他对李指导员夫人这种作法也有点反感，很生气的样子，连连斥责指导员嫂子很不自重。但听到我请连长这位有过婚史的男人对李指导员夫人提提醒时，连长却很快摇摇头，说：“这属于思想政治工作范畴，还是你指导员亲自出面吧。”
行政管理，纯属行政管理之事，但我怎能与连长去争执这个。
晚上，我睡不着，脑子里老想着指导员嫂子的指责：“你们得好好教育你们那些兵，年轻轻的不学好，将来肯定会成为流氓的。”是呀，战士们都处在青春期，对异性的好奇那是自然的，无疑需要正确的引导，可是怎么引导呢？
因为睡不着，我索性起了床。夜间查铺查哨，是连队干部的职责，也成了我的习惯，我穿好衣服，打算到各班转转、看看。
我拉开房门时，见一个黑影立在李指导员门口。我和李指导员只一墙之隔，这条黑影距我也不过三五步远。黑影听见开门声，拔腿就跑。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反倒把我吓了一大跳。
我迅即退半步隐身，当即拔出手枪，正欲大喝一声“站住，别动”。可我还没有喊出来，那条黑影“叭叽”一声，先我的喊声重重地摔在房沿下的排水沟里。
门前走廊上有灯，我把灯绳拉了一下，灯亮了，定睛一看，躺在水泥沟糟里的是背着枪的流动哨兵小D。
我把手枪插进枪套，弯腰去扶小D，小D的左脸可能是撞在青石砌成的沟沿上，发现他脸上有一条一寸长的口子，鲜血正一股一股的往外涌。
当时，来的突然，我感到蹊跷，并不清楚事情的因果，可我在搬动小D的时候，发现了小D的身边有一个粉红色胸罩。
我似乎明白了一切。
但我此时并没有问及胸罩的事，我也不追问他为什么要跑？抖了抖胸罩上的土尘，重新给指导员嫂子挂好，然后把小D搀扶到我的房间。
我从小D痛苦的脸上判断他摔的相当严重。我叫醒了连队卫生员。卫生员揉着睡意朦胧的眼睛，提着个急救药箱过来，开始有点漫不经心，但一看小D脸上的血便很快紧张起来，立即取出急救带为小D包扎，边包扎边问：“你是怎么搞成这样子啊？”小D仍在痛苦地呻吟着，没有回答。卫生员急了：“我问你，是怎么摔成这样子的？”
小D因疼痛扭曲的脸还没有舒张开，用极为复杂的表情看着我。
我接过卫生员的话：“别问了，不小心，跌倒摔伤的。”
头上包扎好了，卫生员问小D还有哪儿疼，小D就指指腿。卫生员就把小D的长裤褪去，用手去捏，捏到小腿处，小D“啊”的一声惨叫，喊：“疼、疼、疼啊。”卫生员在小D的叫声中又摸捏了一阵子，断定小腿骨骨折。
卫生员的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对跌打损伤有些研究，方圆数十里知道的人不少。儿子入伍前跟着父亲学医，也学到了两手。我相信卫生员的判断，从小D摔下去的声响中，我想象得到可能造成的后果。卫生员骑着三轮车，我在后面跟着，半夜三更把小D送到地区医院骨外科。
X光片出来了，结果比想象的还严重，骨折的不仅仅是小腿骨，还有锁骨，而且，都是粉碎性骨折。
小D在医院住下了，腿上、脖子上都打了石膏，缠着厚厚的纱布。脸颊上逢了六针，贴了块纱布，打了块补丁似的。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半天也不说一句话。
第二天我去看他，主治医生问我，“这位战士平时说不说话？我问他一些情况他一声不吭，总沉默着不行啊，得配合医生。这小伙子干啥事摔成这样呀？”
“跨越障碍训练时摔的。”我说。
“噢，是这样。”主治医生没有再问。
主治医生离开病房，派来照顾他的士兵打开水去了，我坐到小D的床沿上。小D突然就嘤嘤地哭起来。哭了一阵子，抬起头，用袖子擦了一把眼泪。小D用袖子擦眼泪的动作，使我顿时生出一股怜悯之情，我小时候也是用这种动作擦眼泪的。小D虚岁才十八，当兵也不满一年，不还是个孩子嘛！小D抬起泪眼，直直地望着我，像有话要说，可他终于没有勇气说出来，就又抽泣起来。
我就顺手抓住小D的手，发现他手掌上也有擦破的痕迹，再看看他被五花大绑似的撂在床上，突然意识到这错不在小D身上。想啊？我那时要是不突然打开房门，也不致于吓着他，不吓着他，他就不会为奔跑而慌不择路。这一切仿佛都是因为我的过错而造成的，于是，我开始有了一种愧疚之感。继而想到，骨折得这么厉害，会不会落下后遗症？会不会造成残疾？
想着想着就有些后怕，再次拉过小D的手，多少有些动情地对他说：“小D，啥也别想，啥也别说，过去的事咱不再提它了，吸取教训，以后咱做事小心点，不摔跤不就对了吗？小D你说呢？”
小D又要哭了，噙着眼泪向我用力点点头。
找来主治医生，请求他竭尽全力治疗，不能让小D落下残疾。医生说：“那当然，我们会的，人民子弟兵嘛，又这么年轻。”
那天我喂小D吃了晚饭，之后聊了很久，家庭情况啊，理想志向啊，条令条例啊，道德修养啊等等，等等。
关于指导员嫂子胸罩的事，为了保护一个幼稚而又自尊的心灵，我决定把它尘封起来。
3
一九八一年，在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在基层，似乎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就作出了一项重大的改革：不再直接从士兵中提拔军官。
军官由何而来？皆从军事院校培养输送。
从解放军诞生那天起，一直沿袭了六十年的从士兵到将军这样一个军官升迁线路途嘎然而止。
可是，六十年运转形成的思维惯性却刹不住车，头一天还高喊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口号，只隔了一夜，便成了再想当将军的士兵永远也当不了将军这一残酷的现实。
这一消息来得太突然了，猝不及防。
如果说连队是一口沸腾的油锅，那“不再从士兵中直接提拔干部”的禁令就是一瓢冷水。这瓢冷水对准油锅一泼，连队这一锅油还不炸吗？
纪律是军队的魂，带兵的大忌是军纪涣散。可全连军人大会之后，连队之魂仿佛随风飘散了。
全连十二个在册的干部苗子变得狂燥不安，有几个甚至失声痛哭。有多少农家子弟嘴上不说，心里却瞄着军官的位置，期盼着有一天能穿上四个兜的军装，改变自己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可能还没有成为干部苗子，但路是通的，希望就在，然而，现在路断了，希望破灭了，他们脸上的表情被绝望笼罩着，眼神暗淡无光。
一班长作为排长拟提拔对象，营党委已向军区党委呈报，进入了最后一道程序，可他还是晚了一步，上级有令，从士兵中提拔干部一律冻结。他没能赶上末班车。
一班长被这个消息击懵了，先是发愣，后来无语，再之后便一阵狂笑。他的失态，使我想到了范进中举后的可怕情景。虽然是一喜一悲，却似乎出现了异曲同工之妙。中午，他拒绝吃饭，蒙着被子睡下了。
我担心意外发生，安排了两名新战士盯着，可在晚饭前一班长还是突然失踪了。
立即组织找人，并分析了他可能会去的地方，三十多人分成若干小组，然后分头行动。
可是几个小时之后，各个小组的报告都令人失望。
一班长特别要强，把面子看得很重，心里搁不住事。前不久在家乡的县城里找了个吃商品粮的对象，女方看中的是他干部苗子的身份，答应做他的未婚妻，用当下股民的话说，这位女孩选中的是一支潜力股，套的一种预期。
假如这种预期不能兑现，女孩会不会因此和他“吹灯”？这种担心会不会成为一班长心理崩溃的导火索？
想到这些我有些后怕。
“各小组继续寻找，”我对围在门口窃窃私语的战士们下达指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快找去！”
在寝室坐卧不宁，两眼焦急地望着墙上的挂钟走到十点钟，我想如果十二点以前一班长不能归营，他就有可能离开了驻地。一种情绪由同情生成怨恨，我在心里骂起了一班长，“你这个没种的东西，全军两百多万部队一个政策，唯独亏待你不成！如此脆弱哪里像个军人！哪里象条汉子！脚下路有千万条，提不了干就不活了吗？！”
忽听有人敲门，打开门，通信员气喘吁吁报告：“指导员，一班长回来了，被一个老乡用板车拉回来的，像是死了！”
听到一个“死”字，我全身的毛发都“嘭”地乍了起来，来不及再问，随通信员向外跑，一直跑到连队大门口，见老乡的板车上果然躺着一班长，我顾不了许多，一把抱起这位衣冠不整的熊兵，用手去探他鼻孔是否还有气息，手还没伸过去，就感觉一班长身体猛地一抽，接着，一股酸腐的东西裹着酒气从口中喷射而出，把我的右臂前胸吐得一塌糊涂。
一班长没死，他喝多了酒。
我向一旁甩了甩衣袖，嘱咐身边的战士，把一班长抬进去。几个战士抬着刚走两步，一班长“哇”地一声又涌出一堆恶臭的东西。几个战士愣在那里，我说，“别停，快抬进去，少在这里丢人现眼。”
跟在他们后面往营区走，有人冷不防拽住了我的衣袖，一看是那位拉板车的老乡。老乡怯生生地说：“解放军首长，他饭钱还没给呢。”
我问：“他在你店里喝的酒？喝了多少？你怎么不拦他？”老乡难为情地说：“喝了一瓶烧酒。拦也拦了，劝也劝了，不听啊。”
“多少钱？”我又问。
“就给五块吧。”老乡说。
我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递给老乡，问“够不够？”老乡说“够了够了。这孩子家里出了啥事呀？这么折磨自己，怪可怜的。”
我不想多说，就很诚恳地谢过老乡，转身回到了营区。
一班长把胃里的东西呕吐得差不多了，就有些清醒了，放声哭了几声，很委屈、很伤感、很无奈的样子。我坐在他身边，也没有理他，后来，他突然扑上来，抱住我的一条腿，哭喊着说：“指导员，我错了，我错了！”并用手抽打自己的脸。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鼻腔酸酸的。找来毛巾，在脸盆里搓了两把，给他擦拭脸上的污物，然后帮他脱去外套，扶他睡下了。
回到房间之后，清洗了一阵子，闻闻身上还有酒臭味，睡下去，很久不能入眠。说实话，我们这些基层军官，过去大都是泥腿子，是从士兵中提拔干部政策的受益者。凭心而论，我们这些人是早生了几年，否则，能有今天？所以，自然理解士兵们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