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的出现绝非偶然，其中必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我想探个究竟，撩开这一奇迹创造的幕帘，走进奇迹创造者的幕后和内心，用文学的形式记录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的始末。
11
我是不是有点好事？亦或是吃饱了撑的？因为这件事与自己的职业、职责没有丝毫关系。想出名？好像有点，但也不完全是。有可能是文学偏爱的使然。若拔高一点，有可能是社会责任感或者文学使命感在作祟吧。反正我去了，作为一项纯个人活动，我鬼使神差住进新滩镇里一家十分简陋的招待所，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采访活动。
那天下船的时候是深夜两点多钟，我在新滩镇爬上岸，敲开了一家旅馆的门，等了半天出来一位睡意蒙胧的大嫂，她看了我的证件，让我交了押金，提着一串钥匙在走廊的一头打开了一间房，示意让我进去。
人还没有进去，一股扑鼻的恶臭味吸入我的肺部，很难受，我犹豫起来。大嫂说就剩这一个床位了，住还是不住？我说这是什么味道？大嫂说三个客人喝酒了，有点高，不过不要紧，都睡死了，不影响你的。只好住了，就抬腿迈入，刚走两步，脚下一滑，“叭”地摔在地上，原来地上有一滩呕吐物。大嫂似乎见怪不怪，关上门走了，我也没开灯，借着月光摸着空铺躺下了。
条件虽然很艰苦，但还算是一次较为顺利的采访。虽然没有组织安排人接待我，好在我一身戎装、军官证、作协会员证以及我的动机和真诚帮了忙，镇上的百姓还真配合，躲过劫乱，对新滩古镇依然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灵来说，毕竟是一件幸事，因此，记忆的话匣子一旦打开，还是倒出不少使我闻所未闻的东西。
后来，我用了四个多月的业余时间，写下了一篇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取名：《山崩——长江西陵峡新滩大滑坡记事》。
这个稿子，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广州军区文化部的节延华老兄发现了，他阅读后认为基础很好，用他的话说，是一篇可遇不可求的好稿。
一九八七年是人民解放军六十岁的生日，为纪念解放军半个多世纪的丰功伟绩，解放军高层决定出版一套反映我军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丛书，每个大军区每个军兵种各出一卷，由长征出版社出版。广州军区要组稿“广州军区卷”。
得到作家节延华的认可，《山崩》列入候选。
一九八六年底，省军区接广州军区通知，要我立赴花城改稿。
这是一次专业作家亮剑的时候，依我看，业余作者可能只是个点缀。“广州军区卷”字数定在三十五万，而入选的初稿就直逼百万大关，知名作家的作品就足足六十万多字。
业余写手都安排了指导老师，我的指导老师是位大名家，《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先生。金老是位传奇人物，也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人们都尊称老迈。
听到这个名字着实让我激动了一番，记不清初中还是高中语文课本里有《欧阳海之歌》节选，那篇文章我能熟背。一见面我挑了一段背诵给老迈。我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对老迈的敬仰和崇拜。老迈受到了感染，脸庞泛着可爱的红光，看得出来特别高兴，把我的手握着，摇了半天才松开。老迈读了我的稿子后极是热忱地肯定了一番，同时提出了他的修改意见。
我住在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招待所埋头修改稿子。战士杂技团有一批世界顶尖节目，是全军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安排住在杂技团招待所有所寓意，军区首长有话，叫学有榜样。
老迈建议我在三个方面再下些功夫：
一、深刻展示军人崇高的内心世界；
二、弘扬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
三、揭示灾民在大灾面前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人性本色。
老迈的《欧阳海之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问世，一经问世，便红遍中国，一版的印量突破三千万册，差一点就超过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中央叫停，印数超过毛选可是个政治问题。这个印数不仅在中国历史空前，在世界出版界也绝无仅有，名气可谓大矣。但老迈给我说稿子时却没有一点架子和应付，一会儿和声细语，一会又朗朗大笑，他甚至给我讲到了语言的音乐美感问题，指出我的哪些句子好，有音乐感，哪些句子差些，缺乏音乐感，这使我从中受益匪浅。
有一天思路顺畅，改稿改到很晚，晚饭也耽误了。夜里十点感到饥饿袭来，就去食堂吃夜餐。在餐厅里，盛了满满一碗肉丝面正准备享用，就见一个三十多岁男子也端着一碗面笑呵呵地坐到我的对面。乍一看这位先生有几分面熟，但想了半天想不起是谁，但可以肯定不是创作班的人。他坐下来对我很客气地说：“占光占光”。然后就大口吃起来，我也就摸不着头脑地笑笑，埋头吃自己的。
不经意间又一抬头，却发现对面的男子酷似一个人。我说：“您好像一个人呀。”
对方口里含着一团面，问：“像谁？”
“说相声的，冯巩”。我说。
对方把那团面咽下去，就哈哈大笑起来，笑毕，回说：“鄙人正是那个说相声的冯巩。”
我惊讶地说：“是吗？这巧！”
对方说：“千真万确。”
那时候，冯巩的名气还不算大，还不会说“我想死你们啦”。刚上了一次春晚，属“小荷才露尖尖角”，人气正在凝聚上升阶段。我站起来与他握手客套了几句，恭维了一番，又各吃各的面条。据他说，那次他是在广州拍摄一部名叫《警察与小偷》的电影，摄制组也住战士杂技团招待所，晚上饿了来“蹭饭”的。
其实，就在我天天都在熬更守夜的时候，一些作家们的功夫并没有放在改稿上，后来经人点拨才知道，关系大战已近白热化。因为这部“广州军区卷”只能用三十五万字，其余的几十万必须被忍痛割爱。专业作家靠作品生存，若不能在这部代表军区创作水平的“广州军区卷”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反倒让不吃这碗饭的业余写手抢占了他们的地盘，夺了他们的饭碗，岂不掉价！
在定稿之前，老迈重新审读了我的《山崩》，老迈对一个萍水相逢的业余作者认真啊，戴上老花镜，伏案写下一封推荐信，其中一句令我颇感意外，他称：“《山崩》是一篇可以与《唐山大地震》（《解放军文艺》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毗美的好作品。”
但是，它的命运是悲凉的，果然，组委会定稿时以“作品中军人份量不够”而拒之门外。
老迈生气了，据说在组委会里他还发了火，他为一个基层业余作者感到不公平。后来组委会的头头有了点妥协，说，若《山崩》压缩到五千字以内可以考虑入选。老迈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大的题材，这么厚实的内容，五千字怎么能装得下呢？压成这样还是个东西吗？
老迈帮我拒绝了。后来他问我五千字改不改？我当然要与我仰慕的老师保持高度一致，我说不改，坚决不改。四五万字的篇幅无论如何也压缩不到五千。
宁可玉碎，不可苟全！
广州之行无功而返，心里颇感失意和委屈，这篇稿子付出了我太多的心血，就仿佛一个习惯性流产的妇人，在一次怀胎十月即将分娩之日，医生告知她胎死腹中，那产妇会是什么心情？
我想我当时的心情可能就是产妇那样的心情。
12
有时候，刻意追求的东西未必有果，而无意之中得来的东西也未必就下了太多的功夫。很多事情就这样，可遇而不可求。
一九八九年，《解放军报》副刊开设《新中国四十年建设成就巡礼》专栏，编辑刘新如电话约稿，叫我写篇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稿子。那一年葛洲坝工程竣工。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挥毫写下“同意兴建此坝”，这其间用了十八年，筑成一座被誉为中华新长城的长江第一坝，应该说是最具典型的新中国建设成就。但我犯了难，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这一工程技术复杂，跨度时间长，又要限制在一千五百字以内，我不好把握，迟迟不敢动手。后来开了七八个头儿，又都拧成纸蛋蛋扔掉了。
我就不停地翻看葛洲坝工程的资料，翻着翻着，头脑里就多了一些葛洲坝工程的东西。一天晚上，我有了一点冲动，泡上一杯浓浓的绿茶——这是我的习惯，欲要爬格子，先要调情绪，绿茶中的茶碱能使大脑兴奋。然后只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就炮制了一篇文章，我给它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字，叫《中华新长城》。刘新如对这篇小文润色加工，把名儿也改了，叫《大坝锁蛟龙》。编辑部要求用通讯的形式，我呢，却使用了点散文语言，以纪实散文的面目寄给了军报，我生怕没对军报的路子会不被认可，然而回电告知得到了军报编辑们认同。
这篇小稿刊发了，二十块钱的稿费买了几瓶啤酒喝掉了，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
可是在一九九零年的某一天，刘新如编辑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祝贺你祝贺你，你的文章‘蛟龙’被国家教委选进高中语文教材了。”
我没听懂，问什么蛟龙？
刘编就说：“《大坝锁蛟龙》啊。”
国家教委？
高中语文教材？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字眼。我还是不能相信，且我又没收到教材样书，因此，尽管刘新如电话中言辞凿凿，我仍将信将疑。
高中语文课本教材，在我心目中太神圣了，马克思、列宁、高尔基、毛泽东、鲁迅、叶圣陶、巴金、朱自清，这些伟人名家的著作才是我们阅读的教材呀！我一无名小卒，业余写手，一小新闻干事，一“本报通讯员”，一停课闹革命中读完的初、高中生，写出的小文章能上高中语文教科书？我还是有点不信！
但这件事是真的，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众所周知，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了一场被称为“政治风波”的大事件。风波过后，小平在高层总结教训时，说过“失误在教育”这样的话。的确，翻翻当时中国学生的教材，国情教育，尤其是新中国建设伟大成就的教材真的是太少了。中央怕在国民中、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中造成一种误解：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
落实小平指示，国家教委首先是强化中学生的国情教育，于是向有名望各大报刊、出版社，各有关方面征集歌颂伟大祖国建设成就的文章。“蛟龙”在这么一个背景下，由《解放军报》社选送，后经层层筛选把关，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地就走进了高中语文课本第六册补充教材。
不久，宜昌市一中的一位当老师的朋友在教材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就打电话告诉了我，并送给我一个课本。
亲眼所见之后，我才相信是真的。
捧着这本教材，我激动不已，更是感慨万千，父母目不识丁，他们的儿子居然能把文章写进一个泱泱文明大国的教科书里，还不值得激动吗？激动之时，我还发现仅湖北省教育出版社一次翻印就达十万册，推而广之，全国发行多少册？绝对是个天文数字。然而，当好朋友向我祝贺，说稿费够你吃喝一辈子了，我却哭笑不得，军报二十块酬劳，这是真的，之外，再无一分一厘收获。
没有钱我也高兴，人家把你的文章选中，就给你了一千个抬举，一万个面子，就凭这一点，一分钱不给，也值！
有意思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四川教育出版社写给我一封短信，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回信问这篇文章是干什么用的？编辑说是作者的体会文章，语文老师的备课指南，参考用的。这位编辑还鼓动说，好好写，中国的市场大着呢，稿酬应该会很丰厚。
有名有利，当然是好事，谁会拒绝呢？我苦思冥想了好几天，憋足劲，然后写了《＜大坝锁蛟龙＞成稿的前前后后》一文，寄去了，半年后收到出版社寄给我的五套样书，且附一便签，说由于销售不理想，没有稿酬付给，五套样书权当报酬。
我就纳闷，为什么会这样？喏大一个国度，怎么说没市场就没有市场了呢？
一九九四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又约我写三百字的个人简介，说是要隆重推出一部史无前例的中国语文课文作者大词典，我有点不太相信编辑的话，也不太想出名了，告诉他们我放弃了。他们就说，这不是出名不出名的事，是中国语文课文中作者不能缺了你的位置。哟，还这么重要，再不便推辞，就照着做了。又半年后，一本叫《中学语文课文作者词典》的厚书问世，作者是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的，在一个页面上居然并排着这样两位作者，一个是三军总司令朱德大元帅，一个是军队基层的小萝卜头儿赵某人。两个人的照片也印在一起，这下子真叫我更加激动不已，不为别的，是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的照片居然和朱德元帅这样的伟人并列在一块，真是一万次抬举我了。幸福啊，自豪啊，谁叫赵字和朱字的声母都是“Z”开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