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他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那种将知识分子和职业联系起来的说法，他认为在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之间不能划等号，随着教育的普及，脑力劳动者随处都是，但他们并一定都是知识分子。“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在他看来，要成为知识分子与谋生的方式无关。他认同艾尔曼、科塞等人提出的观点，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他想到了爱因斯坦，当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专业之外，就世界事务、社会共同事务公开表达他的看法时，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因斯坦就诞生了。换言之，知识分子首先不是某个专业的专家，而是社会的良心、批评者、思想者。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拥有知识分子这一称号。
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原本不是为汉语读者而写的，但它提出的问题对我们同样会有启发。在中国，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在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选择尤为关键。无论如何，人类尤其是以知识分子自命的人们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独立思想，放弃痛苦的精神求索，放弃批评的责任，成为物质利益的俘虏。在社会变化的进程中，单有这个领域、那个领域的专家是不够的，应该还有知识分子在场，他们说出真话，发出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而不是缺席、失踪。
原载《高中生之友？青春版》2008年第3期
传统文化中的慢毒
理 钊
外国的哲学家喜欢用细密的逻辑来论证原理，而中国的哲学家则擅长于将要布的“道”寓于生动的故事之中，这大约就是中国人的含蓄。在以寓言讲哲学方面，庄子算得上是此中的妙手，比如他的那篇《庖丁解牛》。
故事十分简单，说是有一个庖工宰牛技术的熟练程度，已达于妙境。一把刀用了十九年，刀刃还像是刚磨出来的一样锋利。他说，初学宰牛时，牛在他眼中还是全牛。可三年以后，他所见的牛不过是些骨节罢了，屠起牛来，只是用刀劈击牛体筋骨的空隙，循着骨节运刀就行了。所以虽也是在杀牛，可无伤刀刃。
据后来的解读家们说，这一则寓言，含有大量的哲学信息。有人说全文表现了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又有人说，文中表现了掌握了技术以后，再加进一步的精神修养，就可以得到对于普遍原理的认知。还有人说，寓言说明了处理问题时要善于从关键处入手。从这一则短短的寓言中，还化出了“目无全牛”“游刃有余”“善刀而藏”及“踌躇满志”等四个后人常用的成语来。寓言哲理含量的丰富，对后人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这样的解读，全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倘是从牛的一面想，便有些残酷和恐怖。身体庞大、健壮有力的牛，在庖丁的眼里不过是刀的舞台——屠杀生命俨然成了一门艺术，而且是充满着哲学气味的艺术。我想，对于牛来说，生活的世界里有这样一位屠伯，实在是一件难以让其安心的事情。
用寓言来讲哲理，自然是布道的好法子。然而，为了此一类生命的强大和优美，便不惜用伤害彼一类的生命来做比喻，以现代文化理念看，显然是有些可怕，有些残忍的。更使人感到可怕的，倘不是从对手的一面想，这则以屠杀为主体的寓言却是写得十分优美：庖丁开始为文惠君杀牛了，“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碕，砉然向然，奏刀NFDA1Ｈ唬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是一个多么优美的屠杀的场面啊！可是，这则文字优美而又寓意丰富的故事，其实充满了残酷性的慢毒。
当然，以现代文化理念去要求远古的哲学家，确是有些过分的。假如这样的哲理寓言已被封存起来，只做为收藏的宝贝，证明一下文化传统的悠远，是没有纠缠的必要的，正如爱好特别的收藏家的宝库里装满了绣着艳图的三寸金莲、装金饰银的鸦片烟枪、又长又结实的裹脚布之类的国粹一样，别人无权干涉。但现在的问题是，这寓言却仍然做为宝贝文化，不但被一些国学家奉为至贵的宝典，而且还在使其广泛地流传，无影无形地浸染着现代人。
文化对人的影响，有些是通过文面上宣讲的道理，有些则是通过文面上虽不见踪迹，但是却深藏于由文字所构成的气蕴中的东西来进行的，比如这篇庄子的寓言故事，就是用了浸淫着杀气的文字，在讲着掷地有声的真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不合于现代意识潮流的东西，很多就是这样了无痕迹地隐蔽于中国文化的典籍之中。读这样的文字，可能会造就出一个哲学家，却未必是一个能够尊重生命的哲学家。前些年，曾出过因为要看一看狗熊喝了硫酸会是什么样子，而向狗熊泼硫酸的大学生；也出过一个要研究将小猫放进微波炉会有什么结果的中学生。这虽然是极端的行为，但究其根本，则是在他们的脑子里，是没有想一想狗熊和猫仔会有怎样的感受这样一个念头的，这岂不正与解牛的庖丁颇有相通之处么？
不知道现在的中学课本里，是否还有这则寓言故事。对待传统文化，曾有一个叫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政策。这确是极好的想法，可真要实行起来，却未必能够中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并非是肉附在骨头上，而是骨头与肉掺揉在一起生长的，正如北方农家厨房里做出来骨头肉丸子，是将骨头与肉一起跺碎了做成的。对待的方法，要么是一起吃下，要么是整个儿地扔掉。
原载《湘声报》2008年9月12日
麻木即不仁
赵健雄
读了崔卫平教授讲三鹿事件体会的文章，不免感慨万千。她讲自己“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是“因为该说的，早已经说过了？抑或是面对这样残酷粗粝的现实，我们的语言已经完全失效，它完全不足以承担这样的现实？找不出任何一种话语能与这样的现实相匹配？”而又担心“在这样的沉默中，我们会不会由此而变得麻木，变得熟视无睹，变得见怪不怪？这是有可能的。而这种时刻，也正是我们的死亡之日，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死亡。”
晚上回家，与妻子说起崔文中提及她乡下的表姐所言，村里种的稻谷都卖给城市，自己再买别的稻谷回来吃的事（因为施用了剧毒的农药，喂猪吃都要死），妻子说，她妈妈家的钟点工不是早在讲，她们村里种的麦子自己都不吃，全卖到城里，然后再买别处出产的来吃，原因完全相同。
想起来，妻子早和我说过钟点工的说法，这都是可以追查的事实或者谎言，钟点工的老家是一个具体存在的村庄，可以追问和落实，而我根本没想到向有关部门举报，前提之一是知道举报通常没用。但这就是理由吗？
三鹿事件出来，有人根据种种蛛丝马迹，说整个乳制品行业实际上成了犯罪共同体。
而更大范围里的某些社会组织或群落，不也正在变成一个犯罪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既是受害人，又是知情不报者，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在参与犯罪；即使没有陷入直接犯罪，对犯罪事实的沉默不语，就是容忍和包庇。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也知道是非法律意义上的）我们都有包庇罪，或者就是同案犯，尽管自己正是受害人。
中国社会正陷入一种极其可怕的“忍或者残忍”的怪圈。
若干年前，红卫兵运动掀起的时候，我们这一代除了极少数如遇罗克那样的独醒者，都是一场毁灭文化与基本人道的运动的参与和追随者，时过境迁几十年后，也少见真正的忏悔，因为大家同案，所以彼此包容和宽慰，就算有人反思与追究，也多是无力的。
现在类似的状况又在另一种情境下重演，如果说上次祸及的主要是人的精神与尊严，这次侵害的是当事者的生命，三鹿事件，已经有不止一个婴儿死了，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件？还有或者事实上已经有多少人因为各种各样有毒的食品罹难？
可以不吃奶粉，你能不吃饭吗？你能不喝水吗？你能不呼吸空气吗？
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正受到自己的毒害，不是帝国主义投的毒，也不是阶级敌人投的毒，投毒者是无良商人、知情的工人还有那些朴素的农民，为的仅仅是一点或许多利润。而默认这一切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和全体公民，我们容许别人对自己投毒，就算受害，你怨谁？
而我们自己，也可能就是投毒者，譬如我，做媒体的，说一些空话和不那么负责任的屁话，作用便庶几近之。呜呼，想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收尾的话：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如果先生活到今天，可能还会再加上一句：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吃过人！
古人早用一个词，概括了我们眼下的遭际，那就是：麻木不仁。至少在道德上，麻木的确是有罪的。
（原载《湘声报》2008年10月31日）
承认人性是一切政治的基础
熊培云
3月11日，《南方日报》头版用大篇幅版面刊载了即将卸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仰天长笑的照片。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此赞叹有加，称这是给他印象最深的报道。“那种‘仰天长笑’的味道，非常人性化地展示了共和国首席大法官的喜怒哀乐。”汪洋笑称《南方日报》敢发这样的照片，就是思想解放的表现，而且广东媒体要敢于叫板国外先进媒体。
应该说，身处转型时期的新闻记者或者媒体之所以不能充分“思想解放”，主要还在于当下仍旧存在诸多禁忌需要人们冒险犯难，敢于打破。事实上，汪洋的赞叹能够引起媒体热议，也是因为现在有关政治新闻的报道还没有或者不被允许“人性化地”展示官员的“喜怒哀乐”。大家似乎习惯了做官者正襟危坐的“英姿”，一种有政治没生活、掩藏了人性的形象。
谈到政治形象，就不能不谈到不久前，北京通州发生的“低照门”丑闻。起因是该区区委机关报《通州时讯》刊登了一张区长邓乃平作政府工作报告的照片。由于照片中的区长先生“低着头，闭着眼，形象不佳”，这张照片被指“作为图片新闻，传达大会的精神是错误的，不振奋的，难道照片想告诉读者，通州区去年的工作没做好，区长在低头认罪？”一次寻常的政治新闻报道因此被定性为一场“政治事故”。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如果说美学意义上的完美让人心驰神往，那么在政治意义上的完美则难免会带有某种“进攻性”。“低照门”让人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件事。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反华”。理由是该片没有反映出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论据则不外“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等等。文章据此断定影片“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
对此，安东尼奥尼解释说，自己不过是在拍一部“不带教育意图的政治片”。然而，在那个极端的年代，这部影片仅仅因为没有刻意从正面塑造中国形象就遭到口诛笔伐。
在我看来，政治之美首先是人性之美，承认人性是一切政治的基础，承认政治形象的亏缺也是一种美德。有目共睹的是，今日中国社会已不再鼓励生产过去那种“勒紧裤腰带解放全世界”的“完美穷人”，对于那些带有“负面信息”的纪录片或者照片也多能接纳。毕竟，世界并非尽善尽美，无论是好与坏、美与丑都是我们生命或者生活的一部分。
需要看到的是，过去那种去人性化的“完美政治”、“高大全”式的政治形象思维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否则，谁能想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记者只是因为没能在报纸上再现领导的光辉形象而被辞退？如果承认每一份工作都是民生的一部分，就不难发现为这“不可能完成的形象”辞退一位记者，是对当下“民生政治”的背叛。联想到《中国》在中国的遭遇，我们不得不相信，有些官员的权力思维至今仍停留在70年代。
眼下大家都在讨论思想解放。在我看来，社会性的思想解放关键不在于思想者，而在于权力必须适时退出思想领域，还社会与公民货真价实的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对于权力而言，思想解放则意味着自我解放，即承认政治是一种符合人性的、不完美的技艺，是一种可被多角度批评与审视的人类行为。正因为这种不完美与可批评，政治才有被改进的余地，才不至于沦为一种呵护“子虚乌有的完美”的空洞仪式。
原载《南方周末》2008年3月20日
对官员整容不能抱“平常心”
潘多拉
香港一名整形医生透露，“内地官员整容成风”，他们多数进行割眼袋、除皱纹等手术。这本来是半年多前的一条旧闻，最近被一家杂志当作新闻又刊载一次。这家杂志还发表专家的文章，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官员也是人，官员也有爱美的权利。他们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形象和精神面貌”，“我们对于官员整容应当抱有一种平常心态”。
把旧闻当新闻本无大碍，但借专家之口号召公众对官员整容抱平常心，就大有误导舆论之嫌疑了。
专家的见识水平当然不同寻常。一般老百姓认为，官员通过整容把自己打扮得更加年轻、健康、帅气，是为了在上级领导或组织人事部门那里留下一个好印象，从而为自己的仕途发展争取更多机会，因此，官员整容本质上讲是一种“媚上”的表面文章，是在“从我做起”搞形式主义。专家却论证说，官员整容是“公关学”上的一种手段，体现了官员“利用社会政治资源的一种智慧”。既然提升到了“政治智慧”的高度，那么，对于官员整容，我们非但不能有什么异议，简直就应当怀有无限之敬意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按照专家的说法，在发达国家，官员整容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改变自身形象的手段，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韩国总统卢武铉都有整容方面的报道，“2002年韩国总统大选前，他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年轻，接受了清除额头皱纹的整容手术。”那意思是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既然发达国家的官员能整容，为啥在“我们的大中国”，官员反而不能整容呢？
